马勇
中
国圣贤很早就知道一言兴邦、一言亦可以丧邦的道理，因而古典中国政治家在关涉王朝安危存亡的大事上，一般都比较谨小慎微，不会固执己见，偏听偏信。由此回望大清帝国的终结，实在是因为当时最精明的财政高官盛宣怀太自负了，太自以为是。一个“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导致全盘皆输：终结了大清帝国，也终结了自己辉煌灿烂的过去。
实事求是说，1903年开始的“铁路干线私有化”运动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反而使中国的铁路建设进入一个混乱时期，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这些认识是对的。因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在经过周密调研后郑重建议清政府调整1903年的“私有化政策”，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铁路支线，仍归各省商民量力办理。至于铁路干线国有化所需资金，盛宣怀建议由中央政府出面向国际资本筹措。
铁路私有化确实带来了很多问题，盛宣怀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朝廷的批准。阴差阳错的是，清廷甚至将这项新政策作为走向宪政的见面礼，刻意在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布的第二天即1911年5月9日宣布。
按照盛宣怀的规划，先收归国有的川汉、粤汉铁路所招各股，改换官办股票，其有不愿换票者，有的给还股本；有的发还六成，其余四成发无息股票；川省路股实用之款，给国家保利股票，余款或附股或兴办实业，另行规定，不得由股东收回。
盛宣怀的建议化解了各省商民资本不足、铁路干线修筑延误已久的问题，也比较充分考虑了各省商民的投资损失，其政策取向并不错。但这项政策发布后，立即招来两湖、川粤等地商民的反对，请朝廷一切照旧办理。
对于两湖、川粤各地的反对，盛宣怀似乎胸有成竹，并不介意。他根本没有料到这项经济政策会引起巨大的政治风潮，他继续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进行铁路干线借款谈判，依然继续推动铁路干线国有化改革。
盛宣怀推动铁路干线国有化改革从大义上说当然不错，朝野各界不乏支持的声音。但是也必须看到的一点是，盛宣怀在这场事关全局的“国进民退”改革中，也潜藏着某些私心、私利。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盛宣怀在过去若干年经营京汉铁路过程中确实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知道将铁路经营的上下游产业联动，他参与投资的汉冶萍公司，是盛家直接管辖的惟一企业，一度经营比较困难，自从与京汉铁路联动经营后，汉冶萍成为器材供货商。这是京汉铁路、汉冶萍成功的经验。精明的盛宣怀就是想将这个经验在川汉、粤汉铁路建设经营方面进行复制。一旦这两条铁路实现了国有化，那么所需钢轨等原材料，至少有一半应该使用汉冶萍公司的产品。这样，国家不亏，汉冶萍有利，在汉冶萍执有400万股金的盛宣怀也就盘满钵满且合理合法了。这是从私心上说。
当然，盛宣怀的政策取向并不以私利为最高考量。果真如此，盛宣怀也就不会在清末几十年那样如鱼得水，成为最著名的财经高官了。汉冶萍只是一个非常不足道的私人因素，铁路干线国有化关涉大局，盛宣怀的错误或者说失误，是只论经济，不问政治，缺少大局观念，尤其是各地的反对形式从声音到运动，甚至演化成暴力抗争的保路运动后，盛宣怀仍一味坚守既定政策不肯让步，注定了其悲剧性的结局。
保路风潮越演越烈，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应对在清政府内部陷入两种极端。一种看法以为既然政策是对的，就应该大刀阔斧坚持到底，不退步不让步，立宪派代表人物、督办铁路大臣端方建议启用袁世凯，如其当年在山东巡抚任内平息义和拳之乱，“镇压浮嚣，纳诸轨物”。对政情、商情有深刻理解的郑观应也认为，各地保路“风潮外似雷鸣，实无大碍。办理得窍，则迎刃而解”。郑观应一再激励盛宣怀坚持到底，恩威并重，以为反对铁路干线国有者所说“不公”，其意不过是与政府讨价还价，争取筹码，并不值得格外注意。
另一种看法劝告盛宣怀改变政策，稍变方针，尤其不能再用压力，抱薪救火。他们的担心不是盛宣怀的政策不对，而是僵持下去，会被革命党人利用，从一个纯粹的经济抗争演化成政治上的冲突。
面对各种相互矛盾的建议，盛宣怀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他的铁路国有政策导致了危机，他现在也只能跟着危机走。四川闹的越来越厉害，盛宣怀能做的就是动员督办铁路大臣端方入川查办。当端方也不那么顺利时，盛宣怀利用职权催调鄂军、滇军、黔军就近赴川，强力镇压。
革命与改良赛跑，革命并无胜算。改良毕竟是体制内的事情，总是占据优势。惟一没有办法克服的是，占据优势的改良往往得意忘形，错失良机，或者一招接着一招的臭棋，将机会让给苦苦等待的革命。盛宣怀铁路干线国有化改革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至武昌起义发生前，盛宣怀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911年9月17日发给岑春口的信中，已经预感革命党人可能利用保路运动了，他建议“目下以平乱为先着，路事暂可不提”。但是，这一切都晚了，来不及了。十几天后，湖北新军实在无法忍耐大局的混乱了，揭竿而起，抄了盛宣怀、端方的后路。
武昌起义发生后，特别是各省新军像传染病一样，一波接着一波地光复、独立，其实都是在向朝廷施加压力，渐渐地都将矛头指向了盛宣怀和他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
10月25日，资政院举行第二次会议，集中讨论铁路国有与保路风潮事，众议集矢于盛宣怀。来自贵州的牟琳和来自湖南的易宗夔联名一个提案，将责任全部归于盛宣怀。
牟琳解释说，他们提出这项议案主要从两个方面立论：一、就法律上言之，盛宣怀大臣的铁路国有政策没有经过内阁充分讨论，更没有提交给资政院讨论；借债事件应由度支大臣核办。这都是最基本的规矩，而大臣盛宣怀竟不让主管部门主持，独断专行，其违背法律太甚；二、就政治言之，凡立一政策，必期能富国利民，而盛宣怀此项铁路国有政策既损失川民之利益，激成变乱，变起复无法以弭之，致令湖北接踵而起，大局动摇，推原祸始，一切全在盛宣怀一人。至于盛宣怀擅自从陕西调兵，尤为跋扈不臣之实迹。如果不将盛宣怀明正典刑，无以服人心而平乱事。
易宗夔在发言中重申牟琳的看法，以为盛宣怀擅定铁路国有政策，侵夺了资政院的权力，蹂躏了资政院院章，蔑视朝廷法律；且不交阁议，朦奏朝廷，即为蔑视同僚，蔑视官制，以致激成川变，鄂乱随之。盛宣怀之罪实无可逭。至于盛宣怀擅自调动军队，尤属侵夺君上大权，是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
看来，盛宣怀真的摊上大事了。
（待续）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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