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武昌起义主要是因为皇族内阁名单和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推动最力者是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盛宣怀或许有失误，但在关键时刻将他抛出充当替罪羊，未免太让人伤心。相关报道
第一，治标。罗杰建议朝廷将盛宣怀和四川总督赵尔丰、湖广总督瑞口三人按律严惩，消解民愤：盛宣怀力主铁路国有，此案未经内阁充分讨论，且与资政院章程相违背；赵尔丰最初赞助保路同志会，稍后诬称其为土匪，激化矛盾，酿成巨变；瑞口事前既无防范，事后弃城遁逃，罪孽沉重。
第二， 治本。罗杰建有三：一、从速召集国会，使通上下之情；二、组织真正意义责任内阁，让内阁成为行政之本，负起完全责任；尽快讨论宪法，巩固立宪政体，落实人民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以此消弭动荡根源。
罗杰的讨论比较理性，就事论事。稍后来自贵州的议员牟琳与来自湖南的易宗夔就稍显粗暴。他们指责盛宣怀专权跋扈，独断专行，力推铁路干线国有化，激起民愤，引发动乱，动摇大局。强调不将盛宣怀明正典刑，无以服人心而平乱事。他们建议朝廷将盛宣怀绳之以法，承担此次政治动荡全部责任，以此换取民众、新军让步，归复秩序，恢复和平。
盛宣怀确实在那几年越来越强势，容不得分歧。但是，一百年后公平地看，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不仅看对了病，用对了药，而且在酝酿、发布时，获得朝廷内外比较一致的赞同。罗杰、牟琳等人的指责虽说有理据，赢得了资政院议员广泛认同，但并没有弄清朝廷决策过程、内幕及政策目标。
针对指责，列席会议的邮传部特派员请求发言、解释。这原本是件好事。如果让邮传部特派员解释清楚，朝野一致，共谋良策，未尝不是化解危机的契机。然而，各位议员太盛气凌人了，他们抓住话筒不放，连珠炮似地指责盛宣怀独断专行、蔑视法律、侵夺君权、擅调军队、滥借外债、蹂躏人民。总而言之，不杀盛宣怀不足以平民愤。
议会确实应该履行监督政府的职能，但议会必须面对危机实事求是寻找原因，如不分青红皂白将一切责任强加给盛宣怀，实际上是另一种不负责任。
当天晚上，盛宣怀通宵达旦奋笔疾书，对资政院议员所提“违宪”、“乱法”、“激兵变”、“侵君权”等罪名一一解释，声明自己过去几年所作所为只是遵旨办事，一切举动都是为了朝廷，为了大清。
盛宣怀指出，他读完特派员带回来的资政院会议各件，不胜疑诧。各议员以铁路干线国有不交阁议，谓为侵权；借债签字不交院议谓为违法；借日本一千万元，谓为卖国；擅调军队，谓为跋扈；革命党陷城，由于路款，谓为祸首。盛宣怀说，这些指责是不对的，他愿意逐项解释各位议员这些困惑。
第一，关于四国银行借款。盛宣怀说，这是张之洞当年签订的。至1911年初，四国使臣向外务部催促画押。合同画押，必先提议铁路国有、取消商办成案，经外务部、度支部、邮传部大臣迭次会议，始行会奏。如果不是先经会议，5月9日铁路干线均归国有、定为政策的谕旨，总协理大臣岂能一同署名？5月20日与四国银行签订粤汉及川汉借款合同，总协理大臣、度支大臣岂能一同署名？6月17日会奏干路收回详细办法，着督办大臣会同督抚实力奉行谕旨，度支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岂能一同署名？谓为“侵权”，可不辩自明者一。
第二，关于粤汉铁路借款。盛宣怀指出，此款系资政院未开前宣统元年经张之洞奏准派员签字。1910年资政院开院期，外务部提议讨论，邮传部负责准备，未及准备妥善，资政院闭会。此后，确有议员呈请召开临时会讨论，但朝廷5月17日谕旨否决了此项提议，理由是此事虽属重要，尚非紧急，自可于常会时从容详议，不必召集临时会。由此说“乱法”，此不辨自明者二。
第三，关于借日本正金银行一千万元。盛宣怀解释说，四国银行两项借款没有日本，故政府会商办款，稍予日本体面，以顾邦交。此款系归还度支部及各银行借款还债，后由内阁转咨资政院，请归入宣统四年特别预算，所有理由均会奏在案。谓为“卖国”，可不辨自明者三。
第四，关于调兵。盛宣怀说，邮传部专司交通，或备火车，或备轮船，或代军口府、海军部、陆军部转递电报，断无擅自调兵之理。即便邮传部有此命令，军口府、海军部、陆军部又怎能听呢？谓为“跋扈”，可不自辩明者四。
第五，关于祸首。盛宣怀指出，议员们以为新军哗变，是因为邮传部没有兑现成渝各款项，这是不对的。邮传部与成渝各局密切联系，早有成议。川督也向朝廷奏明所谓“保路运动”与路款并无直接关联。资政院议员不太清楚这方面的情形，谓为“祸首”，此不辩自明者五。
从盛宣怀的答复看，他的这几项解释应该说自有道理。然而，此时朝廷的压力太大了，武昌前线、四川全境，还有此伏彼起的各地新军光复、独立，都使朝廷只能委屈盛宣怀等几个人了。
1911年10月26日，清廷宣布从资政院弹劾，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以唐绍仪接替为邮传部大臣。以督办铁路大臣端方弹劾，将王人文、赵尔丰交内阁议处；命令四川总督府迅即释放被赵尔丰诱捕的四川咨议局、保路运动领导人。清廷的意思非常明显，不管对错，找个替罪羊，以此息事宁人，恢复平静。
朝廷的做法有自己的考量，但对盛宣怀来说，无疑不太公平。获悉朝廷的决定后，盛宣怀在日本卫队护送下，于第三天（10月28日）逃出北京，经天津去了青岛。
在青岛，盛宣怀接到亲家孙宝琦的来信。孙宝琦时为山东巡抚，与袁世凯也是亲家。袁世凯此时正炙手可热，被国内外视为“非袁莫属”。孙宝琦在信中劝慰盛宣怀在青岛好好调理身心，静待机会，以为袁世凯前程未可限量，袁世凯尽管在庚子后对盛宣怀稍有误会，但对盛宣怀的能力、见识由衷佩服。孙宝琦说，袁世凯让他带话说，待组织完全内阁，政治上稍微稳固，终必引盛宣怀为同志，宏济艰难。
盛宣怀为晚清财经重臣，即便有什么失误，应该说他对朝廷并无二心，但此时清廷在关键时刻将他作为替罪羊抛出，他内心即便能够接受，也不免愤愤不平。由此不平持续发酵，盛宣怀对朝廷的忠诚必然递减，稍后，他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卜居日本，一走了之，开始与日本人合作汉冶萍公司的事务，为后来的中华民国留下极大的麻烦。（待续）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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