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ALL FERGUSON
作为学者，我只是一名业余企业家。不过，在过去15年时间里，我在美国和英国都创办过小型公司。在创业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英国，经商要容易得多。美国似乎有多得多的规章，尤其让我头痛的是给我那几名员工处理健康保险的事情。此外，在美国，律师寄来的按小时计费的账单肯定要贵得多。
这让我陷入了思考。口若悬河的经济学家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只要政府继续扩大赤字，并且/或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继续印刷更多的钞票，美国的经济增速就会提高，失业率也会下降。但是，要是问题的症结并不在这儿，而是无论多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都无法克服的问题怎么办？
几乎所有的发展经济学家都同意，优秀的机构──立法机构、法院和行政机关──至关重要。当贫穷的国家改善机构运作的时候，该国的经济增长就会很快获得提振。但对于富裕的国家来讲呢？如果贫穷的国家可以通过改善机构运作而致富，那么富裕的国家难道不会因为容忍本国机构的退化而变穷吗？我想要说的是，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让我们看看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发布的年度《全球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显示出的证据吧。从2006年起，《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便开始发布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开办企业、获得建筑许可、注册资产、缴纳税款、获得进口和出口许可证以及执行合同分别所需花费的天数数据。如果我们把完成上述七项程序分别所需的天数简单相加，那么我们就能够构建出一种简单的、衡量一国行政速度快慢的工具。
七年以来的数据显示出，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成功地简化了营商流程：在这些国家，完成上述七项程序所需的总天数有所减少，并且在其中一些国家，总天数减少的幅度相当地大。只有大约20个国家处理这些繁文缛节的总时长有所增加。居于倒数第六位的国家竟然是美国，在美国完成这七项程序所需的总天数增加了18%，达到了433天。按照这一衡量方法，其他排在倒数10位中的国家还有津巴布韦、布隆迪和也门（不过，这些国家所需的绝对天数当然比美国多得多）。
为什么在美国经商越来越难了呢？有一部分责任要归咎于过分复杂的法律体系。最好的例证当属于2010年7月生效的长达848页的《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也被称为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这项法案要求的内容包括，监管机构需要制定243条法规制度，开展67项研究，并发布22种周期性报告。复杂程度能与多德•弗兰克法案媲美的是长达906页《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目前，这两项法案都处于制定与之配套的数千页的监管规则的阶段。即便不反对加强金融监管或全民医疗保健制度的人士也会认同，如此繁琐的法律规定存在一定的问题，以至于当事人完全不具备通读相关法案的时间和意愿。
那么谁是法规制度变得如此复杂冗长的受益者呢？答案是：律师，同时也不要忘记政坛说客和合规部门。因为“复杂”永远都不是小人物的朋友。“复杂”是有钱人的朋友，也是朋党营私的朋友。
曾几何时，我们是一个“法治至上”的国家。现在，我们所拥有的甚至可以用“律师至上”来形容，而这两个“至上”的概念则大相径庭。因为即使在缺乏完善的立法体系的情况下，律师也能赚到大钱。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民事侵权法律系统一直被视为异常昂贵。确实，几乎没人会公开抵制民事侵权法律的改革。然而，集体诉讼带来的困扰却从未消褪。西南航空公司(Southwest Airlines)的常旅客们最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您是否曾在2010年8月1日前通过购买西南航空的‘商务精选’机票得到过饮品券，而您却从未兑换过它？如果是的话，依据一项法律和解方案，本公司将为您提供一份新的饮品券，用以替换您之前未使用的饮品券。欢迎您在下次搭乘西南航空的飞机时，享用免费饮品。”
这可不是那种当代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幻想出来的情景。这份电子邮件是对一起集体诉讼案做出的回应。这起名为“西南航空公司优惠券诉讼”的案件是由伊利诺伊州北部行政区地方法院法官马修•肯内利(Matthew F. Kennelly)审理的，诉讼编号为No. 11-cv-8176。法院通告称：“这起诉讼是由于西南航空公司做出的一项决定引发的，即从2010年8月1日起，该公司只接受商务精选机票客户因购买行程当日机票所获得的饮品券。该案件的原告诉称，西南航空公司的这一决定违反了其与该决定生效前就获得了饮品券的会员的合同……”
与这类案件通常采取的解决方式一样，西南航空公司决定进行庭外和解。收到电子邮件的客户将会得知，和解方案“将使会员在及时提交有效的索赔表格后，获得新的饮品券”，这些客户可能会对此感到不知所措。我想知道的是，有多少人会因此心生烦恼。
谁会因此受益呢？答案当然是原告的代理律师们。这些天才的法律人士当初曾叫出了“律师费、诉讼费和其他开销累计700万美元”的高价，不过他们最终同意只收取由西南航空公司支付的300万美元的律师费以及“不超过三万美元的诉讼费用”。
从1980年起，加拿大菲莎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开始编纂一个名为“经济自由度”(Economic Freedom)的指数。这个指数是衡量一国法律体系和所有权状况的一个要素。鉴于与上文描述的案件类似的状况，美国经济自由度指数近期的下滑就不足为奇了。2000年，美国法律体系按照10分制的得分为9.23分。而美国最近的得分（2010年）仅为7.12分。
使用这样的指数必须小心谨慎，但是菲莎研究所的这一指数并不是揭示美国“法治”今非昔比的唯一证据。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使用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法衡量了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世界正义工程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在97个国家中，美国在法律限制政府权力的程度方面排名第17位，在远离腐败方面排名第18位，在有效执法方面排名第19位，在有效民事司法方面和维护社会安全有序方面均排名第22位，在基本权利方面排名第25位，在有效刑事司法方面排名第26位。在报告涉及的所有前英属殖民地中，美国的排名位列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中国香港以及英国本国之后──不过，美国的排名位于博茨瓦纳之前。
美国国家机构的退化已经不是秘密。然而，这却属于那些我们明确了解、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的内容之一。每一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都会发布一份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自从2004年该机构采用了现行的指数编制方法以来，美国的竞争力指数已经下降了6%。（同期，中国的竞争力指数却上升了12%。）全球竞争力指数的一项重要指标是针对各国国家机构进行22个方面的评估，世界经济论坛进行的专家意见调查(Executive Opinion Survey)构成了这一评估的基础。其中，代表性的问题有“你如何评价贵国投资者和董事会进行公司治理的情况？”和“在贵国，由腐败引发的公共资金流向公司、个人或某些团体的现象的频繁程度如何？”令人惊讶的是，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的表现非常差。
在对各国国家机构进行的22个方面评估中，美国只在一个方面跻身了全球前20名之列（即在投资者保护力度方面）。在其中七个方面的评估中，美国甚至未能跻身前50名。例如，在企业为“有组织犯罪”（即黑社会背景的敲诈和勒索）承担的成本方面，世界经济论坛对美国的排名为第87名。在每个方面，中国香港的表现都优于美国。
与此同时，美国的全球治理指标(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也已经显著恶化。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治理指标项目启动之后，在“言论自由与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法规执行品质”，特别是“反腐”方面，美国的分数都有所下降。如果不是出于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在治理方面的得分逐渐提高的事实，我们倒可以说美国越来越像拉美国家了。
是什么导致了美国的问题？或许这是已被遗忘的经典西方政治理论的一次胜利。别忘了，大多数古代政治哲人都认为共和政体终将衰落或者最终沦落为君主制；古罗马共和国就是一个例证。而民主政体总是倾向于给寡头政治和专制暴政让路；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例证。已故的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对这些周而复始的循环模式提出了一个现代版的阐述，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政体最终都将变成为特定对象服务的工具。在他看来，二战后西德和日本享有的一大优势是，所有在1945年前寻租的所谓精英都因战争失败而被扫清了。这也正是为什么英国赢得了二战胜利，但却没有得到和平。
不管美国国家机构退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杰出人士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去年，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对本校校友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后发布了一份报告。波特向校友们提出的问题包括下面这道：你认为美国在哪一方面落到了其他国家身后？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滞后的前三大领域分别是：政治体系的效能、基础教育体系以及复杂的会计准则。此外，规章制度排名第六位，法律体系的效能排名第八位。
在世界经济论坛进行的最近一次专家意见调查中，对于在美国“经营企业感觉最困难的因素是什么”的问题，受访者们将“效率低下的政府官僚体制”放在了首位，紧随其后的是税率和税法。
然而，所有这些都不应解读为预示美国将马上陷入衰退的又一个征兆。黑暗中仍有一丝曙光。根据联合国(United Nations)发布的最新预期，美国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在本世纪末才会达到25%。日本已经跨越了这一里程碑；德国将紧随其后。至本世纪中叶，日本和德国65岁以上的人口都将达到各自国民总数的约三分之一。
近在咫尺的事情是，由水力压裂技术带来的页岩气和致密油开采革命正在把美国从能源进口国变为能源自给国。美国不仅能够再度成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全球最大的产油国；由化石燃料产量激增带来的电力成本下降也已经令美国东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制造业开始复苏。
在美国的联邦运作体系内，各地的政府机构退化程度不尽相同。美国四大“经济增长走廊”──北美大平原、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山间西部以及东南部地区──获得经济发展的原因不仅在于这些地区拥有自然资源，还在于这些地区的州政府对待企业要友善得多。在得克萨斯州和北达科他州等地，已经出现了政府机构显著革新的喜人迹象。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今年2月在柏林对学生发表演讲的时候即兴说道：“在美国，只要你愿意，你就有权利装傻。”这可不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觉得有必要明确奉为神圣的权利。但是这个传统由来已久，而且美国领导人总是愿意亲身实践这句话。
是的，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美国人有权利装傻。我们可以继续假装，借助于更多的财政刺激或量化宽松，我们的经济问题能够得以解决。或者，我们也可以坦然面对我在文中描述的这种阻碍经济增长的机构问题。
的确，讨论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并不多。但那是因为经商的经济学家微乎其微。
（本文选自Niall Ferguson的新书《西方文明的四个黑盒子》(The Great Degeneration: How Institutions Decay and Economies Die)。该书已由企鹅出版社(Penguin Press)出版。）
并
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企业家。然而，每个人都应该尝试──至少一次──创建一家公司。毕竟，中小型企业才是创造就业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创建企业能令你收获独一无二的体验，想象一下在一个刚刚租来的乏味的办公室里，你坐在老板桌前，为了实现收支平衡，和为数不多的几位雇员夜以继日工作的场景吧。作为学者，我只是一名业余企业家。不过，在过去15年时间里，我在美国和英国都创办过小型公司。在创业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英国，经商要容易得多。美国似乎有多得多的规章，尤其让我头痛的是给我那几名员工处理健康保险的事情。此外，在美国，律师寄来的按小时计费的账单肯定要贵得多。
这让我陷入了思考。口若悬河的经济学家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只要政府继续扩大赤字，并且/或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继续印刷更多的钞票，美国的经济增速就会提高，失业率也会下降。但是，要是问题的症结并不在这儿，而是无论多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都无法克服的问题怎么办？
Associated Press
一名参议员助理推着一大摞文件。这些文件曾在3月22日的一次预算案讨论中使用。
让我们看看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发布的年度《全球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显示出的证据吧。从2006年起，《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便开始发布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开办企业、获得建筑许可、注册资产、缴纳税款、获得进口和出口许可证以及执行合同分别所需花费的天数数据。如果我们把完成上述七项程序分别所需的天数简单相加，那么我们就能够构建出一种简单的、衡量一国行政速度快慢的工具。
七年以来的数据显示出，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成功地简化了营商流程：在这些国家，完成上述七项程序所需的总天数有所减少，并且在其中一些国家，总天数减少的幅度相当地大。只有大约20个国家处理这些繁文缛节的总时长有所增加。居于倒数第六位的国家竟然是美国，在美国完成这七项程序所需的总天数增加了18%，达到了433天。按照这一衡量方法，其他排在倒数10位中的国家还有津巴布韦、布隆迪和也门（不过，这些国家所需的绝对天数当然比美国多得多）。
为什么在美国经商越来越难了呢？有一部分责任要归咎于过分复杂的法律体系。最好的例证当属于2010年7月生效的长达848页的《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也被称为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这项法案要求的内容包括，监管机构需要制定243条法规制度，开展67项研究，并发布22种周期性报告。复杂程度能与多德•弗兰克法案媲美的是长达906页《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目前，这两项法案都处于制定与之配套的数千页的监管规则的阶段。即便不反对加强金融监管或全民医疗保健制度的人士也会认同，如此繁琐的法律规定存在一定的问题，以至于当事人完全不具备通读相关法案的时间和意愿。
那么谁是法规制度变得如此复杂冗长的受益者呢？答案是：律师，同时也不要忘记政坛说客和合规部门。因为“复杂”永远都不是小人物的朋友。“复杂”是有钱人的朋友，也是朋党营私的朋友。
曾几何时，我们是一个“法治至上”的国家。现在，我们所拥有的甚至可以用“律师至上”来形容，而这两个“至上”的概念则大相径庭。因为即使在缺乏完善的立法体系的情况下，律师也能赚到大钱。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民事侵权法律系统一直被视为异常昂贵。确实，几乎没人会公开抵制民事侵权法律的改革。然而，集体诉讼带来的困扰却从未消褪。西南航空公司(Southwest Airlines)的常旅客们最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您是否曾在2010年8月1日前通过购买西南航空的‘商务精选’机票得到过饮品券，而您却从未兑换过它？如果是的话，依据一项法律和解方案，本公司将为您提供一份新的饮品券，用以替换您之前未使用的饮品券。欢迎您在下次搭乘西南航空的飞机时，享用免费饮品。”
这可不是那种当代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幻想出来的情景。这份电子邮件是对一起集体诉讼案做出的回应。这起名为“西南航空公司优惠券诉讼”的案件是由伊利诺伊州北部行政区地方法院法官马修•肯内利(Matthew F. Kennelly)审理的，诉讼编号为No. 11-cv-8176。法院通告称：“这起诉讼是由于西南航空公司做出的一项决定引发的，即从2010年8月1日起，该公司只接受商务精选机票客户因购买行程当日机票所获得的饮品券。该案件的原告诉称，西南航空公司的这一决定违反了其与该决定生效前就获得了饮品券的会员的合同……”
与这类案件通常采取的解决方式一样，西南航空公司决定进行庭外和解。收到电子邮件的客户将会得知，和解方案“将使会员在及时提交有效的索赔表格后，获得新的饮品券”，这些客户可能会对此感到不知所措。我想知道的是，有多少人会因此心生烦恼。
谁会因此受益呢？答案当然是原告的代理律师们。这些天才的法律人士当初曾叫出了“律师费、诉讼费和其他开销累计700万美元”的高价，不过他们最终同意只收取由西南航空公司支付的300万美元的律师费以及“不超过三万美元的诉讼费用”。
从1980年起，加拿大菲莎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开始编纂一个名为“经济自由度”(Economic Freedom)的指数。这个指数是衡量一国法律体系和所有权状况的一个要素。鉴于与上文描述的案件类似的状况，美国经济自由度指数近期的下滑就不足为奇了。2000年，美国法律体系按照10分制的得分为9.23分。而美国最近的得分（2010年）仅为7.12分。
使用这样的指数必须小心谨慎，但是菲莎研究所的这一指数并不是揭示美国“法治”今非昔比的唯一证据。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使用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法衡量了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世界正义工程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在97个国家中，美国在法律限制政府权力的程度方面排名第17位，在远离腐败方面排名第18位，在有效执法方面排名第19位，在有效民事司法方面和维护社会安全有序方面均排名第22位，在基本权利方面排名第25位，在有效刑事司法方面排名第26位。在报告涉及的所有前英属殖民地中，美国的排名位列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中国香港以及英国本国之后──不过，美国的排名位于博茨瓦纳之前。
美国国家机构的退化已经不是秘密。然而，这却属于那些我们明确了解、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的内容之一。每一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都会发布一份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自从2004年该机构采用了现行的指数编制方法以来，美国的竞争力指数已经下降了6%。（同期，中国的竞争力指数却上升了12%。）全球竞争力指数的一项重要指标是针对各国国家机构进行22个方面的评估，世界经济论坛进行的专家意见调查(Executive Opinion Survey)构成了这一评估的基础。其中，代表性的问题有“你如何评价贵国投资者和董事会进行公司治理的情况？”和“在贵国，由腐败引发的公共资金流向公司、个人或某些团体的现象的频繁程度如何？”令人惊讶的是，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的表现非常差。
在对各国国家机构进行的22个方面评估中，美国只在一个方面跻身了全球前20名之列（即在投资者保护力度方面）。在其中七个方面的评估中，美国甚至未能跻身前50名。例如，在企业为“有组织犯罪”（即黑社会背景的敲诈和勒索）承担的成本方面，世界经济论坛对美国的排名为第87名。在每个方面，中国香港的表现都优于美国。
与此同时，美国的全球治理指标(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也已经显著恶化。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治理指标项目启动之后，在“言论自由与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法规执行品质”，特别是“反腐”方面，美国的分数都有所下降。如果不是出于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在治理方面的得分逐渐提高的事实，我们倒可以说美国越来越像拉美国家了。
是什么导致了美国的问题？或许这是已被遗忘的经典西方政治理论的一次胜利。别忘了，大多数古代政治哲人都认为共和政体终将衰落或者最终沦落为君主制；古罗马共和国就是一个例证。而民主政体总是倾向于给寡头政治和专制暴政让路；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例证。已故的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对这些周而复始的循环模式提出了一个现代版的阐述，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政体最终都将变成为特定对象服务的工具。在他看来，二战后西德和日本享有的一大优势是，所有在1945年前寻租的所谓精英都因战争失败而被扫清了。这也正是为什么英国赢得了二战胜利，但却没有得到和平。
不管美国国家机构退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杰出人士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去年，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对本校校友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后发布了一份报告。波特向校友们提出的问题包括下面这道：你认为美国在哪一方面落到了其他国家身后？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滞后的前三大领域分别是：政治体系的效能、基础教育体系以及复杂的会计准则。此外，规章制度排名第六位，法律体系的效能排名第八位。
在世界经济论坛进行的最近一次专家意见调查中，对于在美国“经营企业感觉最困难的因素是什么”的问题，受访者们将“效率低下的政府官僚体制”放在了首位，紧随其后的是税率和税法。
然而，所有这些都不应解读为预示美国将马上陷入衰退的又一个征兆。黑暗中仍有一丝曙光。根据联合国(United Nations)发布的最新预期，美国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在本世纪末才会达到25%。日本已经跨越了这一里程碑；德国将紧随其后。至本世纪中叶，日本和德国65岁以上的人口都将达到各自国民总数的约三分之一。
近在咫尺的事情是，由水力压裂技术带来的页岩气和致密油开采革命正在把美国从能源进口国变为能源自给国。美国不仅能够再度成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全球最大的产油国；由化石燃料产量激增带来的电力成本下降也已经令美国东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制造业开始复苏。
在美国的联邦运作体系内，各地的政府机构退化程度不尽相同。美国四大“经济增长走廊”──北美大平原、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山间西部以及东南部地区──获得经济发展的原因不仅在于这些地区拥有自然资源，还在于这些地区的州政府对待企业要友善得多。在得克萨斯州和北达科他州等地，已经出现了政府机构显著革新的喜人迹象。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今年2月在柏林对学生发表演讲的时候即兴说道：“在美国，只要你愿意，你就有权利装傻。”这可不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觉得有必要明确奉为神圣的权利。但是这个传统由来已久，而且美国领导人总是愿意亲身实践这句话。
是的，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美国人有权利装傻。我们可以继续假装，借助于更多的财政刺激或量化宽松，我们的经济问题能够得以解决。或者，我们也可以坦然面对我在文中描述的这种阻碍经济增长的机构问题。
的确，讨论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并不多。但那是因为经商的经济学家微乎其微。
（本文选自Niall Ferguson的新书《西方文明的四个黑盒子》(The Great Degeneration: How Institutions Decay and Economies Die)。该书已由企鹅出版社(Penguin Press)出版。）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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