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
中国货币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货币经济是动态的，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解析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特殊性和内在逻辑，牵涉到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演变。
可以把自先秦到21世纪的中国货币经济史划分为两个阶段：金属货币经济（即传统货币经济阶段）和以信用货币为主体的现代货币经济。
金属货币阶段又分为以铜钱为主体货币、以白银为主体货币、以白银和铜钱为“复本位”货币和以银元为法定货币的四个时期。以白银为主体货币时期为例，它始于宋代，经过元朝到明朝上半叶的衰落，再经过明朝中后半叶的白银化而成为货币经济主体。清朝继续明代的银两制度，直到民国建立之后的1933年建立“银本位”，前后八百余年。
中国是发明和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宋代的纸币系统已相当发达，元代和明代的部分时期以纸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但是，宋、元、明的纸币并不是信用货币，也不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具有法律意义的纸币（legal tender）。直到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实行不足两年的“银本位”，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具有法律意义的法币体系。如果以1935年作为中国传统货币经济和现代货币经济的分界，则中国传统货币经济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而现代货币经济的阶段还很短暂，至今不足八十年。
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自由放任精神
亚当·斯密曾说：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 这个结论可能适用于很多欧洲国家，却不适合中国传统货币经济。
在中国历史上，货币经济基本上是自组织的，是市场的、社会的，是民间和政府分享货币“铸造权”的，是藏富于民的。至于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向来是由民间而不是政府控制，国家只是货币的参与者，国家货币只是庞杂货币中的一种而已，其影响力取决于在货币供给总量中的占有率，高一些，影响力大；低一些，影响力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君主对货币权力的绝对垄断。简言之，货币经济的非国家化是常态。
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传统货币经济充满自由放任精神，最接近“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理想。在正史上，明朝万历皇帝颇受诟病，几十年不认真早朝的“罪过”大矣。换个角度，皇帝缺席，国家照样运行。虽有关心社稷江山的文官系统忠于职守，依然显示出其时社会发展的自主运行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中国货币经济是人类货币经济史上的“香格里拉”。
清朝最后五、六十年的货币经济，被主流史家描写为货币制度纷繁杂乱、落后，逐渐遭到西方列强控制。但历史的面貌并非如此简单。当时清廷一方面继续奉行“无为而治”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朝廷无暇、也无能力管理因为洋务运动引发的现代化浪潮。因而，中国进入自由经济的黄金时期：国内、国际资本涌入各类产业；经济繁荣，接近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的自由经济传统模式。从货币经济的角度考察，我们看到的历史与官方所治的朝代更替史差异很大。
中国传统货币经济中的交易关系，其本质是民众、商人和官家共同治理，是以产权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换言之，货币经济、私有产权和商品市场经济的相互依存支撑了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运行，并决定了财富的存在方式、拥有方式和分配方式。所以，中国历史上可以发生一次又一次的财富重分配，却没有发生经济史家所提出的那种“财富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现象。在1500年相对富裕的文明，比如印加、阿兹特克，都被自身的货币财富所腐蚀，最终消亡。 但中国社会却具有对财富的良好消化能力或自愈能力，这不能不归结于传统货币经济的贡献。
货币形态多元化、多样化和高度区域化，货币之间竞争的机制，不断向货币体系注入新的生命力，从而实现货币经济的和谐，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即使朝代更迭频繁，但是新朝通常接受和延续前朝的货币体系和制度。中国传统货币制度所具有的超常稳定性，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
当然，中国货币制度的稳定并不是绝对的，其变迁始终没有停止。所谓稳定，是变迁中的稳定；所谓变迁，是属缓慢、渐进、连续的变迁，犹如历史的长河缓缓流动。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集中表现为要素（土地与劳动、劳动与资本或资本与土地）价格比率的变化、资讯成本的变化、技术的变化。这些相对价格变化的因素大多数是内生的。 春秋战国时期、宋朝、明朝后半叶以及19世纪中叶之后的清朝，都属于货币制度变迁显著的时期。
货币经济决定中国历史的走向
有一位西方学者说：货币将决定人类命运。其实，货币经济已经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和命运。
中国自汉朝以降，直到清末，“钱荒”不断。长期以来，人们对钱荒的理解过于简化，以为是铜钱的币材供给不足或流失所致。其实，钱荒的核心问题是以铜钱为主体货币形态的货币需求大于供给，或者说，货币供给滞后于需求的反应，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在货币非国家化的制度下，自组织的社会经济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于是，正规、非正规的，合法、非法的“货币”进入市场。
以宋朝为例，再怎么增加铜钱供给也无法满足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铜钱供给毕竟受制于币材市场、铸造能力和铸币成本，所以，铁币和纸币的发明和流通，就成为自然补充。在中国历史上，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很难成立，两者和平共处。原因很简单，对于货币短缺的情况下，即使品质再差和不足量的“劣币”，只要能够充当交易中介，有胜于无。一般而言，钱荒多会自行缓解。但若自我缓解能力失灵的话，使得铜钱、铜材愈发值钱，加剧钱荒，经济萧条接踵而至。
中国大多数朝代，不是亡于通货膨胀，而是亡于经济萧条。因为，只要在金属货币形态下，不会发生现代人所熟悉的那种通货膨胀。其实，秦朝不是亡于苛政，而是亡于经济萧条。秦末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秦始皇驾崩前一年统一货币的币制改革，推行“秦半两”，彻底消灭六国货币的残余影响，摧毁了传统的多元货币制度，于是，货币供给不能满足需要，出现“物贱钱贵”的局面，于是农民受到伤害，手工业者受到伤害。
西汉的灭亡和王莽关系很大。王莽在货币经济上的根本错误是实现黄金等贵金属资源国有化，民间丧失了货币财富，而政府的货币供给不足以填补民间货币的缺失，自然导致经济萧条，农民破产。王莽死后，国库里留下大量的黄金。明朝的货币白银化，社会财富增长，刺激人口增加，导致了“高水准平衡陷阱”，社会经济失衡，构成李自成代表的农民革命的深层原因。崇祯年间中国白银进口突然减少，货币供给不足，百业萧条，政府失去税收基础，则是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
中国货币供给不足，也造就了高利贷市场。中国历史上的利息水准始终高于西欧和日本，这不是因为中国货币经济不发达，而是过于发达所致。恰恰因为资本成本过高，刺激货币资本所有者透过高利贷市场和其他投机（speculation）手段实现更高的回报率。货币投机需求的直接后果是增加货币需求，提高了货币供给压力。在没有足够储蓄机构的情况下，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而最保值的方式，货币财富转化为土地所有权，货币利息转化为地租。于是，资本和土地这两个基本生产要素的价格双双上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中国没有发生英国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又多了一种解释，即中国的资本和土地成本过高。
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和土地关系实在值得重视。一方面土地私有制度早熟，一方面货币经济发达。土地是高价值的交易资产，其吸纳货币的规模远高于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市场。土地吸纳更多的货币，刺激更高的货币需求，如此反覆，最终形成土地兼并的格局。在21世纪的中国，重复了历史上早已有之的货币和土地关系，土地价格上涨和货币供给增大互为因果。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形成土地兼并格局，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可以替代的生存基础，流民数目膨胀，社会失序，发生革命，改朝换代。
本文作者朱嘉明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本文节选自朱嘉明著《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下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货
币经济是一种依靠货币形态、价格机制、资本市场、信用体系和金融机构的制度性组合，其中又以货币形态为核心。货币经济的形态和数量的变化导致资本结构和数量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着经济周期，影响着人类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中国货币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货币经济是动态的，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解析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特殊性和内在逻辑，牵涉到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演变。
可以把自先秦到21世纪的中国货币经济史划分为两个阶段：金属货币经济（即传统货币经济阶段）和以信用货币为主体的现代货币经济。
金属货币阶段又分为以铜钱为主体货币、以白银为主体货币、以白银和铜钱为“复本位”货币和以银元为法定货币的四个时期。以白银为主体货币时期为例，它始于宋代，经过元朝到明朝上半叶的衰落，再经过明朝中后半叶的白银化而成为货币经济主体。清朝继续明代的银两制度，直到民国建立之后的1933年建立“银本位”，前后八百余年。
中国是发明和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宋代的纸币系统已相当发达，元代和明代的部分时期以纸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但是，宋、元、明的纸币并不是信用货币，也不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具有法律意义的纸币（legal tender）。直到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实行不足两年的“银本位”，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具有法律意义的法币体系。如果以1935年作为中国传统货币经济和现代货币经济的分界，则中国传统货币经济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而现代货币经济的阶段还很短暂，至今不足八十年。
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自由放任精神
亚当·斯密曾说：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 这个结论可能适用于很多欧洲国家，却不适合中国传统货币经济。
在中国历史上，货币经济基本上是自组织的，是市场的、社会的，是民间和政府分享货币“铸造权”的，是藏富于民的。至于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向来是由民间而不是政府控制，国家只是货币的参与者，国家货币只是庞杂货币中的一种而已，其影响力取决于在货币供给总量中的占有率，高一些，影响力大；低一些，影响力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君主对货币权力的绝对垄断。简言之，货币经济的非国家化是常态。
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传统货币经济充满自由放任精神，最接近“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理想。在正史上，明朝万历皇帝颇受诟病，几十年不认真早朝的“罪过”大矣。换个角度，皇帝缺席，国家照样运行。虽有关心社稷江山的文官系统忠于职守，依然显示出其时社会发展的自主运行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中国货币经济是人类货币经济史上的“香格里拉”。
清朝最后五、六十年的货币经济，被主流史家描写为货币制度纷繁杂乱、落后，逐渐遭到西方列强控制。但历史的面貌并非如此简单。当时清廷一方面继续奉行“无为而治”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朝廷无暇、也无能力管理因为洋务运动引发的现代化浪潮。因而，中国进入自由经济的黄金时期：国内、国际资本涌入各类产业；经济繁荣，接近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的自由经济传统模式。从货币经济的角度考察，我们看到的历史与官方所治的朝代更替史差异很大。
中国传统货币经济中的交易关系，其本质是民众、商人和官家共同治理，是以产权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换言之，货币经济、私有产权和商品市场经济的相互依存支撑了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运行，并决定了财富的存在方式、拥有方式和分配方式。所以，中国历史上可以发生一次又一次的财富重分配，却没有发生经济史家所提出的那种“财富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现象。在1500年相对富裕的文明，比如印加、阿兹特克，都被自身的货币财富所腐蚀，最终消亡。 但中国社会却具有对财富的良好消化能力或自愈能力，这不能不归结于传统货币经济的贡献。
货币形态多元化、多样化和高度区域化，货币之间竞争的机制，不断向货币体系注入新的生命力，从而实现货币经济的和谐，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即使朝代更迭频繁，但是新朝通常接受和延续前朝的货币体系和制度。中国传统货币制度所具有的超常稳定性，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
当然，中国货币制度的稳定并不是绝对的，其变迁始终没有停止。所谓稳定，是变迁中的稳定；所谓变迁，是属缓慢、渐进、连续的变迁，犹如历史的长河缓缓流动。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集中表现为要素（土地与劳动、劳动与资本或资本与土地）价格比率的变化、资讯成本的变化、技术的变化。这些相对价格变化的因素大多数是内生的。 春秋战国时期、宋朝、明朝后半叶以及19世纪中叶之后的清朝，都属于货币制度变迁显著的时期。
货币经济决定中国历史的走向
有一位西方学者说：货币将决定人类命运。其实，货币经济已经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和命运。
中国自汉朝以降，直到清末，“钱荒”不断。长期以来，人们对钱荒的理解过于简化，以为是铜钱的币材供给不足或流失所致。其实，钱荒的核心问题是以铜钱为主体货币形态的货币需求大于供给，或者说，货币供给滞后于需求的反应，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在货币非国家化的制度下，自组织的社会经济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于是，正规、非正规的，合法、非法的“货币”进入市场。
以宋朝为例，再怎么增加铜钱供给也无法满足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铜钱供给毕竟受制于币材市场、铸造能力和铸币成本，所以，铁币和纸币的发明和流通，就成为自然补充。在中国历史上，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很难成立，两者和平共处。原因很简单，对于货币短缺的情况下，即使品质再差和不足量的“劣币”，只要能够充当交易中介，有胜于无。一般而言，钱荒多会自行缓解。但若自我缓解能力失灵的话，使得铜钱、铜材愈发值钱，加剧钱荒，经济萧条接踵而至。
中国大多数朝代，不是亡于通货膨胀，而是亡于经济萧条。因为，只要在金属货币形态下，不会发生现代人所熟悉的那种通货膨胀。其实，秦朝不是亡于苛政，而是亡于经济萧条。秦末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秦始皇驾崩前一年统一货币的币制改革，推行“秦半两”，彻底消灭六国货币的残余影响，摧毁了传统的多元货币制度，于是，货币供给不能满足需要，出现“物贱钱贵”的局面，于是农民受到伤害，手工业者受到伤害。
西汉的灭亡和王莽关系很大。王莽在货币经济上的根本错误是实现黄金等贵金属资源国有化，民间丧失了货币财富，而政府的货币供给不足以填补民间货币的缺失，自然导致经济萧条，农民破产。王莽死后，国库里留下大量的黄金。明朝的货币白银化，社会财富增长，刺激人口增加，导致了“高水准平衡陷阱”，社会经济失衡，构成李自成代表的农民革命的深层原因。崇祯年间中国白银进口突然减少，货币供给不足，百业萧条，政府失去税收基础，则是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
中国货币供给不足，也造就了高利贷市场。中国历史上的利息水准始终高于西欧和日本，这不是因为中国货币经济不发达，而是过于发达所致。恰恰因为资本成本过高，刺激货币资本所有者透过高利贷市场和其他投机（speculation）手段实现更高的回报率。货币投机需求的直接后果是增加货币需求，提高了货币供给压力。在没有足够储蓄机构的情况下，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而最保值的方式，货币财富转化为土地所有权，货币利息转化为地租。于是，资本和土地这两个基本生产要素的价格双双上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中国没有发生英国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又多了一种解释，即中国的资本和土地成本过高。
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和土地关系实在值得重视。一方面土地私有制度早熟，一方面货币经济发达。土地是高价值的交易资产，其吸纳货币的规模远高于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市场。土地吸纳更多的货币，刺激更高的货币需求，如此反覆，最终形成土地兼并的格局。在21世纪的中国，重复了历史上早已有之的货币和土地关系，土地价格上涨和货币供给增大互为因果。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形成土地兼并格局，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可以替代的生存基础，流民数目膨胀，社会失序，发生革命，改朝换代。
本文作者朱嘉明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本文节选自朱嘉明著《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下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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