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LEE
环保人士认为，作为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中国计划开征碳排放税是北京真诚承诺尽到自己职责的一个迹象。他们现在会敦促其它国家政府予以效仿。但不要被中国的举动所愚弄。北京的提议不过是一场聪明的政治秀，其中还有推诿经济责任之嫌。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此事出现的时间点很怪：为什么要在眼下中国经济的裂痕日益明显之际宣布有意开征碳排放税？事实是，中国政府对哥本哈根峰会之后自己所受到的负面国际关注很不满意。中国拟议中的环境税制度应该被视作对抗国际压力的先发制人之举，而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了“绿色、低碳发展观”，而计划开征碳排放税则证明了十二五规划是首个明确承诺运用市场机制来降低中国碳排放的国家战略，也是践行上述发展观的表现。
虽然中国坚持声称它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但它同样坚持认为，解决方案必须做到不危及经济增长。中国同欧盟就后者向航空业碳排放征税一事进行的对峙表明，中国不喜欢以对抗气候变化为名给国内企业增加繁重的成本。但由于中国正被迫考虑拿出某种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案，中国希望按自己的方式解决此事。
北京将竭尽所能软化自己的提议。这也是中国财政部指出经济增长优先于确定碳排放税开征日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选择征收碳排放税而不是推行碳排放的“总量限制和排放指标交易”（cap-and-trade）暴露了政府的真实意图。选择后者意味着将对碳排放总量做出严格限制，选择前者只是增加了碳排放的成本，但没有从行政角度设置排放上限。
尽管如此，任何一种征收碳排放税的做法都会增加一定的经济成本。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还要公开承诺开征此税呢？
理由之一是，北京这么做是想在国际谈判中给自己留有一些回旋的余地。开征碳排放税将给北京披上一件政治外衣，好让其加大排放量。过去五年中，中国每关停一座燃煤电厂，原地就会出现两座新的电厂。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大约以每年17%的速度在增加。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计，到2030年，中国80%的能源需求将由煤炭和石油来满足。在宣布开征碳排放税的计划后，一旦碰到有国家拿出这些统计数据向北京施压、要求其签署减排要求更为严格的国际协议，中国官员就能够凭此站到更高的道德制高点上。
这项声明也是推卸环保责任的一种微妙尝试。虽然细节尚未公布，但显然这一税种只适用于中国排放量最大的企业。这无疑把矛头指向了出口制造业：在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中，出口制造业所占比例约在20%至50%之间。而这又相应地将中国的减排负担尽可能多地压在境外消费者肩上。
首先，将被征收碳排放税的企业中有许多是大型外资公司，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出口业占主导地位。其次，北京清楚，因开征碳排放税而给出口企业增加的任何成本，都将会传递给外国市场上的最终消费者。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应该由最终消费国（而非生产国）承担碳排放成本。中国不愿为生产出口商品时产生的碳排放承担责任，一直是中国和西方国家间气候问题谈判中的一个难题（当然，中国这种立场可以理解）。如果中国得偿所愿，那么它即使没有赢得与西方的论战，也朝实际赢得胜利又近了一步。
再次，北京有许多政策工具可以缓解开征碳排放税给相关企业造成的伤痛。开征此税是会给发电和建筑等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在经济上造成一定困难，但通过提供国家保护、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廉价信贷等种种扶持措施，政府将保证这些企业能轻松承受减排负担。按照政府提出的方案，企业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要被征收10元的税。但这一征税幅度太小，难以产生实质效果。而政府有关这一税负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上升的承诺不足为信。
无论你对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看法如何，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国在玩一个阳奉阴违的游戏。中国的崛起已经引起很多国家的焦虑，北京则希望能缓和这些忧虑。中国希望给自己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公民形象，但它却无意做出负责任的行为。
（编者按：本文作者JOHN LEE是悉尼大学(Sydney University)国际安全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的兼职副教授。他也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学者。）
外
界普遍认为，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未能顺利进行，也没能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北京负有主要责任。但上周中国国有媒体突然报道说，财政部可能很快就会批准在“十二五”规划中后期向中国的能耗大户征收碳排放税。环保人士认为，作为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中国计划开征碳排放税是北京真诚承诺尽到自己职责的一个迹象。他们现在会敦促其它国家政府予以效仿。但不要被中国的举动所愚弄。北京的提议不过是一场聪明的政治秀，其中还有推诿经济责任之嫌。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此事出现的时间点很怪：为什么要在眼下中国经济的裂痕日益明显之际宣布有意开征碳排放税？事实是，中国政府对哥本哈根峰会之后自己所受到的负面国际关注很不满意。中国拟议中的环境税制度应该被视作对抗国际压力的先发制人之举，而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Associated Press
中国吉林省长春市的一家火电厂正在往外排出浓烟。
虽然中国坚持声称它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但它同样坚持认为，解决方案必须做到不危及经济增长。中国同欧盟就后者向航空业碳排放征税一事进行的对峙表明，中国不喜欢以对抗气候变化为名给国内企业增加繁重的成本。但由于中国正被迫考虑拿出某种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案，中国希望按自己的方式解决此事。
北京将竭尽所能软化自己的提议。这也是中国财政部指出经济增长优先于确定碳排放税开征日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选择征收碳排放税而不是推行碳排放的“总量限制和排放指标交易”（cap-and-trade）暴露了政府的真实意图。选择后者意味着将对碳排放总量做出严格限制，选择前者只是增加了碳排放的成本，但没有从行政角度设置排放上限。
尽管如此，任何一种征收碳排放税的做法都会增加一定的经济成本。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还要公开承诺开征此税呢？
理由之一是，北京这么做是想在国际谈判中给自己留有一些回旋的余地。开征碳排放税将给北京披上一件政治外衣，好让其加大排放量。过去五年中，中国每关停一座燃煤电厂，原地就会出现两座新的电厂。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大约以每年17%的速度在增加。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计，到2030年，中国80%的能源需求将由煤炭和石油来满足。在宣布开征碳排放税的计划后，一旦碰到有国家拿出这些统计数据向北京施压、要求其签署减排要求更为严格的国际协议，中国官员就能够凭此站到更高的道德制高点上。
这项声明也是推卸环保责任的一种微妙尝试。虽然细节尚未公布，但显然这一税种只适用于中国排放量最大的企业。这无疑把矛头指向了出口制造业：在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中，出口制造业所占比例约在20%至50%之间。而这又相应地将中国的减排负担尽可能多地压在境外消费者肩上。
首先，将被征收碳排放税的企业中有许多是大型外资公司，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出口业占主导地位。其次，北京清楚，因开征碳排放税而给出口企业增加的任何成本，都将会传递给外国市场上的最终消费者。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应该由最终消费国（而非生产国）承担碳排放成本。中国不愿为生产出口商品时产生的碳排放承担责任，一直是中国和西方国家间气候问题谈判中的一个难题（当然，中国这种立场可以理解）。如果中国得偿所愿，那么它即使没有赢得与西方的论战，也朝实际赢得胜利又近了一步。
再次，北京有许多政策工具可以缓解开征碳排放税给相关企业造成的伤痛。开征此税是会给发电和建筑等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在经济上造成一定困难，但通过提供国家保护、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廉价信贷等种种扶持措施，政府将保证这些企业能轻松承受减排负担。按照政府提出的方案，企业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要被征收10元的税。但这一征税幅度太小，难以产生实质效果。而政府有关这一税负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上升的承诺不足为信。
无论你对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看法如何，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国在玩一个阳奉阴违的游戏。中国的崛起已经引起很多国家的焦虑，北京则希望能缓和这些忧虑。中国希望给自己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公民形象，但它却无意做出负责任的行为。
（编者按：本文作者JOHN LEE是悉尼大学(Sydney University)国际安全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的兼职副教授。他也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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