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ociated Press
辽宁沈阳，中国摇滚教父崔健在为一场纪念中国摇滚乐20周年的音乐会进行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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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摇滚乐的诞生可以定格到1986年，当时24岁的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演唱了一首《一无所有》。那次的演出在全国电视台上播出。当时，中国有一部分人熟悉来自西方的这一音乐流派，但崔健在工体的演出是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唱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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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崔健在其名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全国巡演中眼蒙红布进行演出。这里的“长征”是讽刺性地指代上世纪30年代中共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后的几十年，这位中国摇滚乐教父被禁止在北京的大型场所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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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5月，崔健在南京演出。这是两年来首次以摇滚歌手身份正式亮相。
崔健绝非一个过气的摇滚明星。去年，52岁的崔健推出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蓝色骨头》。这部影片通过一位年轻摇滚歌手和电脑黑客的眼睛看文革。影片由电影摄影师多伊尔(Christopher Doyle)拍摄，在去年11月的罗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特别推荐奖。
崔健称他受到了滚石(Rolling Stones)和披头士(The Beatles)的影响。目前他正在制作一张新专辑。2006年，这位音乐人曾在上海与滚石同台演出过，目前正在将自己最脍炙人口的歌曲翻译成英文，目的在于为更广泛的国际听众重新录制这些歌曲。
在六四事件25周年之际，崔健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专访，讲述了他对中国过去的记忆，以及对自己未来的看法。以下为编辑过的采访内容。
问：你符合西方摇滚乐的传统吗？
答：我和西方摇滚音乐人完全不同，我甚至不吸烟，酒也喝得不多。我更容易与外国听众交流，因为我演奏他们的音乐，摇滚乐、爵士乐、嘻哈乐，将它们融合在一起，用我的母语。我的音乐听起来像摇滚乐。但我必须得说，我讲述的故事完全是中国的故事。
问：你有时候使用中国乐器。
答：我大量使用中国民间艺术中的乐器。这并不是因为我希望传播或宣传中国传统艺术，而是因为使用这些乐器使我能够更好地释放情感。我不认为音乐必须提供一种国家的尊严感。
问：你如何看待摇滚乐帮助塑造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
答：摇滚乐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户。当时，很多艺术家只是抄袭西方摇滚乐非常肤浅的形式。他们接受某种生活方式，沉迷于性、毒品和留长发。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虚假的。今天的音乐人无法从商业化中抽身，让自己的创造力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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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北京的一个报摊上，封面人物为崔健的第一期中文版《滚石》杂志。
问：你认为摇滚乐是什么？
我做摇滚并不是因为我想去美国、想赚钱。我痛恨这种观念。摇滚乐赋予我对生活的激情。即便是发怒，也让你感觉美好，因为这说明你有激情。你从自己的荷尔蒙中获得能量。对我来说，能量的来源就是音乐，就是摇滚乐。
问：1989年你在天安门广场上演出，当时情景是怎样的呢？
答：说来很简单，那就像一个巨大的派对。每个人都很快乐，你从内心深处能感受到这一点，真想每天都回来跟他们在一起。我是北京人，那个时候我都不愿呆在家里。我觉得那个时刻会永远铭记在我的脑海中。我真希望睁大眼睛将他们全部记住。
问：那你现在的感觉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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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天安门事件
问：你怎么看中国的审查制度？
答：中国的审查非常、非常严厉。如果你心生恐惧的话，就说明当权者的做法生效了。在你提笔写东西之前就会开始担心这担心那，所以创作者们在写作之前就必须做出妥协。这种情况特别恐怖、丑恶。
问：对你而言政治和音乐哪个更加重要？
答：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搞音乐。我真的觉得艾未未（编者注：中国一名前卫艺术家）很聪明，他的身份定位是艺术家而非政客。他没给政府造成很大的麻烦，没有拉帮结派，他就是简简单单地搞艺术。不过，他仍然推动着社会的前进。
问：你其实也做了同样的事，你曾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巡演中眼蒙红布唱着带有政治色彩的摇滚作品《一块红布》。
答：那块红布、那首歌改变了我的一生。许多人认为它是一首政治色彩浓厚的歌曲，其实不是，它只不过是融入了浓厚的个人感情。在歌曲的最后一节我唱道：“（我）却看见这儿的土地已经干裂，我感觉我要喝点水”，那既是写给一个女孩的，也是写给祖国的，两者都有。
CLARISSA SEBAG-MONTEFI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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