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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要在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机能失灵之间做出选择，笔者宁愿选择美国，无论何时。华盛顿的美国国会议员们批准了2009年以来的第一份财政年度开支议案，完全出乎外界预料。当然，促成这一两党重大合作成果的原因是，政客们受到了2014选举年的政治形势所迫，而不是哪一个党派的良心发现。但这就是关键所在。自由选举的力量证明，美国民主制度最终总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中央计划体制的不足之处日渐明显。中国自上而下式的经济模式的确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增长，但这种高增长是建立在巨额投资和低成本信贷基础之上的，令中国的领导层陷入了困境。要维持中国的长期发展，中国的领导人必须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并清理那些已经掩盖了危险巨额债务的经济数据。但旨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行动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大幅放缓，而这一后果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并导致中共失去其核心的执政基础。
这种对比表明，现在可以不用担忧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将成为西方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的竞争对手了。这是金融危机过后由Eurasia的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等人提出的一种担忧。
的确，华盛顿并不都是一片和谐景象。政客们围绕美国预算谈判反复上演的边缘策略政治秀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声誉，也给企业决策带来了有害的不确定性。
但一度持顽固态度的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们上周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了1.1万亿美元的预算案，这意味着，将于2月份到期的美国财政部借款权力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成为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如果美国的议员们再次拒绝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实际上就是拒绝为他们自己达成的预算案提供资金，这也有悖常理。无需再担心围绕美国国债“技术性违约”的担忧会引发新一轮市场恐慌了。它要归功于美国糟糕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最终会倾向于达成妥协，即便是间歇式的。
再拿中国的情况比较一下。中国周一公布，2013年经济增长7.7%，超过了政府设定的7.5%目标值。不过这一数据引发的质疑可能多于庆贺。中国的经济增速有着每年都略高于政府目标值的完美表现，不免引起了对于数据可靠性的严重怀疑。它也对中国这种鼓励不计代价超过政府目标的自上而下式经济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
这些“代价”现在也的确成为关注焦点了。
上周有消息称，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已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所认定安全标准的25倍。
本周二，中国政府放宽了银行核销坏账的标准。为缓解对中国农历新年前出现“钱荒”的担忧，中国央行不得不向货币市场注资420亿美元。两项措施都反映出了对人民币数万亿元可疑债务的“精神分裂症式”担忧，而这正是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的直接后果。未来数月和数年中，这些债务都可能触发一场危机，但如果削减这些债务的速度过快，中国经济可能会遭受严重冲击。
再看另一个坏消息：美国正在加大对在美上市中资公司可能存在的欺诈性会计操作的调查力度。将上述种种情况叠加在一起，一个令人担忧的脆弱局势就开始显呈现出来了。
所有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的官僚制度，这种制度鼓励中共的省级领导人为达到中央的经济增长目标而大量草率上马投资项目。也是这一制度让那些有政府背景的人来掌管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可以拿到低成本的信贷资金，却几乎不受来自企业股东的监督。在这种制度下，普通民众无处表达自己的意见。要不是这样的制度，他们本可以要求终止为建筑企业和房地产投机者借债提供补贴的利率政策。
一些人士期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推行彻底的艰难改革，因为中国需要通过这些改革来向依靠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不过，之所以有这种期待，只是因为是习近平是继邓小平之后获取个人权力最大的中国领导人。
应该重温一下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的名言了：民主是除其他所有形式之外最糟糕的政府形式。
Michael J. Ca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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