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
笔者认为，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经济体制改革必然遭遇的阵痛，特别是今年投资下滑过快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失速；二是改革推进时协调困难可能导致的危机。
经济增长方面，可以看到，截至目前中国至少已有七个省级行政区已把201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调整到低于2013年的水平，说明今年经济增长比往年下滑已有广泛共识。
而按照三驾马车来看，笔者认为今年消费有望保持稳定，出口或将好于预期，投资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这一方面源于资金价格整体上涨造成融资成本提升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未来投资动力的转变。
从资金成本而言，自去年6月钱荒以来，下半年中国有出现了多次资金紧张的局面。去年12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仅为4825亿元，明显低于市场预期。而12月银行间市场利率上涨，7天逆回购利率最高时曾接近10%，好似又一次“钱荒”的出现，均说明当前实体经济面临的流动性已经非常紧张。毫无疑问，融资成本的上涨，必将对企业融资带来明显负面影响。
今年中组部已下达改进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方式，即不仅仅把GDP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而将政府债务进入考核范围。当然，这有利于改变官员执政的模式，防止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以及产能过剩等，具有积极意义。但这对于投资占到了GDP比重的50%甚至更多的中国，一旦地方政府投资热情降低，投资出现较快下滑，中国经济增长是否会有失速风险？
另一个风险源于改革协调推进的困难。虽然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十分全面，但在如何协调推进诸多改革措施方面缺乏明确指引和时间表。以利率市场化为例，可以预见，决策层今年推进此项改革的进程将明显加快，但自去年6月以来出现的多次银行间市场利率攀高却增加了市场的忧虑。虽然钱荒与海外资本流动、货币政策转向、财政存款投放速度以及监管层强化监管等多重因素有关。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此高额的资金成本，实体经济如何承受？
当前国内工业生产企业已经连续22个月处于通缩，而一年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超过7%，意味着制造业承受的正利率接近9%，如果算上从影子银行的融资，成本恐怕更高。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资金成本不断攀高？
在笔者看来，一种解释是金融改革单兵突进的问题。现在存在相当多的资金需求方，且这部分群体对资金价格并不敏感。这部分群体主要是三类，一是产能过剩企业，由于缺乏退出机制，中国僵尸企业大量存在占据了相当多社会资源；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于存在政府隐形担保以及债务可以展期借新还旧，融资平台似乎不在乎资金价格的大幅上涨；三是房地产企业，高利润支持其可以负担资金上涨的压力。
进一步推断，由于上述企业对利率变化不敏感，如果金融改革推进过快，利率市场化进展快但对国企改革、财税改革、政府行为约束没有很好推进，贷款需求巨大之下，利率上涨必将带动整个资金价格继续走高，而这将使得本就融资困难的中小制造业企业进一步受到挤压，伤害实体经济。
整体而言，今年中国经济仍将是机遇大于挑战。但只有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时充分考虑改革阵痛，防止投资增长大幅下滑；同时特别关注金融改革单兵突进的风险，不让局部金融问题演变成系统性金融危机，才能继续维持7.5%左右的增长。
本文作者沈建光是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自
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为新一届政府的全方位改革方案为之一振，普遍调高了对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然而，伴随着近一段时间A股市场的强烈动荡，以及中诚信托30亿矿产信托面临难以兑付危机，市场已经回归谨慎，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存在很大的不确定因素，有必要保持警惕以避免大规模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笔者认为，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经济体制改革必然遭遇的阵痛，特别是今年投资下滑过快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失速；二是改革推进时协调困难可能导致的危机。
经济增长方面，可以看到，截至目前中国至少已有七个省级行政区已把201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调整到低于2013年的水平，说明今年经济增长比往年下滑已有广泛共识。
而按照三驾马车来看，笔者认为今年消费有望保持稳定，出口或将好于预期，投资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这一方面源于资金价格整体上涨造成融资成本提升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未来投资动力的转变。
从资金成本而言，自去年6月钱荒以来，下半年中国有出现了多次资金紧张的局面。去年12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仅为4825亿元，明显低于市场预期。而12月银行间市场利率上涨，7天逆回购利率最高时曾接近10%，好似又一次“钱荒”的出现，均说明当前实体经济面临的流动性已经非常紧张。毫无疑问，融资成本的上涨，必将对企业融资带来明显负面影响。
今年中组部已下达改进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方式，即不仅仅把GDP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而将政府债务进入考核范围。当然，这有利于改变官员执政的模式，防止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以及产能过剩等，具有积极意义。但这对于投资占到了GDP比重的50%甚至更多的中国，一旦地方政府投资热情降低，投资出现较快下滑，中国经济增长是否会有失速风险？
另一个风险源于改革协调推进的困难。虽然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十分全面，但在如何协调推进诸多改革措施方面缺乏明确指引和时间表。以利率市场化为例，可以预见，决策层今年推进此项改革的进程将明显加快，但自去年6月以来出现的多次银行间市场利率攀高却增加了市场的忧虑。虽然钱荒与海外资本流动、货币政策转向、财政存款投放速度以及监管层强化监管等多重因素有关。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此高额的资金成本，实体经济如何承受？
当前国内工业生产企业已经连续22个月处于通缩，而一年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超过7%，意味着制造业承受的正利率接近9%，如果算上从影子银行的融资，成本恐怕更高。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资金成本不断攀高？
在笔者看来，一种解释是金融改革单兵突进的问题。现在存在相当多的资金需求方，且这部分群体对资金价格并不敏感。这部分群体主要是三类，一是产能过剩企业，由于缺乏退出机制，中国僵尸企业大量存在占据了相当多社会资源；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于存在政府隐形担保以及债务可以展期借新还旧，融资平台似乎不在乎资金价格的大幅上涨；三是房地产企业，高利润支持其可以负担资金上涨的压力。
进一步推断，由于上述企业对利率变化不敏感，如果金融改革推进过快，利率市场化进展快但对国企改革、财税改革、政府行为约束没有很好推进，贷款需求巨大之下，利率上涨必将带动整个资金价格继续走高，而这将使得本就融资困难的中小制造业企业进一步受到挤压，伤害实体经济。
整体而言，今年中国经济仍将是机遇大于挑战。但只有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时充分考虑改革阵痛，防止投资增长大幅下滑；同时特别关注金融改革单兵突进的风险，不让局部金融问题演变成系统性金融危机，才能继续维持7.5%左右的增长。
本文作者沈建光是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