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alin Abagiu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在圣路易斯一家杂货店工作的德里克•韦瑟雷尔说，他觉得自己是在白费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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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美国年轻人一样，韦瑟雷尔(Derek Wetherell)陷入了困境。23岁的韦瑟雷尔有一份工作，但没有事业，也看不到进步的希望。他有数万美元的学生贷款需要还，却没有大学学位。他说，他更有可能搬回去与父母一起住，而不是自己买房，如果他的汽车坏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车是2001年产的克莱斯勒Sebring，行驶的里程已经大大超过了10万英里（合16万公里）。
韦瑟雷尔说，我可以说是在白费力气；我们可以满怀希望地认为，最后会好起来的，但我们并不知道是否会如愿，而这样的想法现在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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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韦瑟雷尔一样，大部分年轻人对金融危机本身几乎没有记忆，金融危机爆发时他们还在上高中。但他们对金融危机的后果再熟悉不过了：造成严重后果的衰退，衰退使很多年轻人无法在就业市场上找到第一个立足点，以及痛苦的缓慢复苏，这个过程令他们父母那辈人经历过的繁荣在他们这一代变得难以企及，或许永远都不可能再看到那样的繁荣了。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执行副总裁泰勒(Paul Taylor)说，年轻人面对充满敌意的环境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他们切身感受的就只有这个。皮尤研究中心一直在研究衰退对年轻人的影响。
五年前的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凿开了一个洞，吞噬了各个年龄层、各种背景的美国人。退休人员失去了毕生的积蓄。家庭失去了房子。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
五年后的今天，这个洞正在被填上，但速度缓慢。随着就业缓慢而稳定地增长，失业率降至7.3%。股市连创新高。房价开始反弹。总产值超过了衰退前的最高点。
Jonathan Ernst/Reuters
图片：金融危机五年再回首
即便是那些很幸运找到了工作的人也常常并不好过。有一半多一点的年轻工作者为全职，而且有12%的人工资低于或刚刚达到最低工资线；相比之下，总人口中有工作的人约有80%为全职。自2007年以来，经过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的年轻人周薪中值下降了5%还多；对于25岁及以上年龄段的人来说，周薪中值基本持平。
这一代人遇到的困境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初的衰退可以与本轮衰退相提并论，但那次衰退之后经济迅速复苏。大萧条遗留的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繁荣期抹去。这次经济不大可能出现如此程度的反弹。
从已有的证据来判断，如今的年轻人将受到长期的影响。近期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卡恩(Lisa Kahn)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衰退过后，失业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新大学毕业生起薪就会下降6%-7%。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逐渐下降，但在毕业15年后，那些在经济状况不佳时期毕业的人群的薪资仍低于在经济状况较好时期毕业的可比人群。前者当中一些人的薪资根本从未赶上过后者。
韦瑟雷尔是电工的儿子，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因皮里尔(Imperial)长大。因皮里尔是一个小城，位于 路易斯(St. Louis)以南，即使经济景气的时候，就业机会也很有限。2008年，韦瑟雷尔高中毕业，那时的经济状况不佳。他上了密苏里大学 路易斯分校(University of Missouri-St. Louis)，一边修全日制课程，一边在当地某杂货店做一份全职工作。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块记事板，上面写着要做的事，而他几乎一刻不停地按照那个计划行事。
最终，韦瑟雷尔坚持不住了。他2011年退学，尽管他现在说仍打算拿下这个学位。如今，他背着2.7万美元的学生贷款，这基本是他全年的税前收入，还要再上三个学期才能毕业。
比起很多同龄人，韦瑟雷尔的生活算是不错的。他在当地人拥有的连锁超市Schnucks里上班，他是这里的工会成员，有医疗保险，每小时的工资为12.65美元。这足够支付每月400美元的房租和200美元的分期助学贷款。但几乎剩不下什么钱用于应急，更别提为退休攒钱了。主修政治学的韦瑟雷尔说，什么钱都攒不下来，感觉有点不安。
更令人不安的是，韦瑟雷尔已经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同事有大学学位，有些甚至毕业于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等知名院校。他当时在这个超市打工是为了攒钱读完大学，而他的工作现在成了大学毕业生的争抢目标。韦瑟雷尔说，关于自己在领跑还是掉队的问题，我想了很多，我真的希望自己不是在领跑。
并非只有美国人在问这样的问题。始于美国的那场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大西洋彼岸，英国、爱尔兰和西班牙等国家类似的信贷和房地产泡沫也已破裂，与美国金融系统密不可分的欧洲银行业受到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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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年轻的美国人，这个挥之不去的困境对年轻欧洲人的冲击更为猛烈。全球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加剧了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劳动力市场僵化的老毛病。危机到来前，那些国家的年轻人就很难找到稳定可靠的工作。欧盟25岁以下的劳动人口中，有超过23%的人处于失业状态，而在那些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欧洲国家里，年轻人的失业率逼近60%。
在财务状况与美国非常相似的英国，很多年轻人被推到了社会的阴影里，这个群体甚至有了自己的名字：尼特族(NEET，指不上学、不工作、也不进修的人)。他们的存在不仅在伦敦引发了社会矛盾，在雅典和斯德哥尔摩等地也引发了矛盾。这些城市发生了以年轻人为首的骚乱，这些年轻人变得与政治和经济机构疏远起来，这些机构似乎不再给人一种可过上美好生活的希望。
目前为止，美国避开了这样的动荡。多项民调显示，美国年轻人对自己的短期前景感到悲观的同时，他们仍对自己的长远未来普遍感到乐观。
不过，有迹象显示疲弱的经济正在引发更深层的社会变化。整整一代人开始推迟成年的各种“仪式”：离家、结婚、买房和生子。年轻人的结婚率长期以来一直在下滑，衰退期间下滑得更快，2012年20岁出头女性的生育率降至历史新低。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2012年，18岁至24岁的美国人中有56%和父母住在一起，高于2007年的51%。由于18岁到24岁的美国人口占比在过去40年几乎没有变化，这样的增幅显得尤其大。
此外，很多年轻人不再抱有经济条件与父母那代人匹敌的希望。皮尤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上班的年轻人中仅有11%说，自己有事业，而不只是一份工作。不到半数的人说，他们实际处于朝着事业方向前进的轨道。
康奈利(John Connelly)曾觉得，自己的生活在正轨上有条不紊地前进。作为新泽西州一名汽车修理工的儿子，他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2009年，他上了罗格斯大学(Rutgers)。四年后，22岁的他欠债2.1万美元，没有固定工作，借住在新泽西和布鲁克林朋友家的沙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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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罗格斯大学期间，康奈利是个优等生，还是学生会主席。但唯恐背上更多贷款的他最终在临毕业还差三个学分的时候辍学。这个夏天，他与朋友同住，同时在布鲁克林一个非营利机构做临时工。暑期过后，他得到了一份补助金，可让他秋季再次入学。但他仍不知过完这个学期，毕业后自己会去做什么。康奈利说，我差不多做了所有“应该”做的事。
“迷惘的一代”的损失不仅仅是对年轻人本身带来影响。美国联邦组织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2012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既不上学也无工作的670万美国年轻人在税捐收入损失、对政府福利和其它费用依赖程度增加方面，可能最终会耗费纳税人1.6万亿美元。研究人员估计，如果算上损失收入和犯罪活动增加等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这个问题带来的冲击将超过4.7万亿美元。
西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经济学家萨姆(Andrew Sum)说，我们最后要为所有这些问题埋单，而账单金额相当庞的，因为这些孩子不挣钱，他们不交税，呆在家里，也不结婚，不仅孩子们是输家，我们所有美国人也都是输家。
经济疲弱给人带来的影响因其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不同。短期而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较小，收入也不如大学毕业生。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作者可能会面临持续时间更长的后果。
经济研究表明，大学毕业后的那几年对于决定一个人的职业轨迹起着巨大作用。平均约三分之二的工资增长出现在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前10年。经济不好的时候，毕业生可能会接受较低的工资，供职于晋升机会较少的小公司。很多时候，他们永远都不会离开那条二级轨道。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经济学家瓦赫特(Till von Wachter)说，经济衰退时，你很可能一毕业就会进入一家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公司，拿着比较低的薪水，最初几年是在给自己拓路子，三四年后你就不再是新人了，那时你已经选择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再者，很多大学毕业生面临上一代人很少面临的另一项挑战：堆积如山的助学贷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前不久的一项调查显示，金融危机过后，在房屋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大幅减少的同时，助学贷款余额在2004年至2012年期间增加了近两倍，至大概1万亿美元。25岁以上的美国人里，逾40%至少背负一些助学贷款。这些借款人平均欠债约2.5万美元。
助学贷款水平日益增加（特别是在就业机会不佳的时候）可能会产生长远影响。左倾智库Demos前不久的一项研究估计，5.3万美元的助学贷款（有两个大学毕业生家庭的平均负债额）将使一生的财富减少超过20万美元。该研究的作者希尔顿史密斯(Robert Hiltonsmith)说，高负债额让毕业生更难以通过换工作、移居不同的城市或接受能打开未来职业机会的实习工作，从而在在事业上取得进步。
Catalin Abagiu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3岁的大学毕业生艾米丽•克勒没有去实习而做了一份普通职员的工作。她说：“你不必有远大的理想。”
韦瑟雷尔的朋友凯勒(Emily Koehler)毕业于密苏里大学 路易斯分校(University of Missouri-St. Louis)，本希望进入公共政策或非营利部门工作。但23岁的她背负着2.6万美元贷款，负担不起一份无薪的实习工作，同时她也不愿为了攻读硕士学位背负更多债务。凯勒在那个领域要想前进，就需拿到硕士学位。
凯勒目前在当地一家装修公司做行政工作，时薪15美元。她丈夫是埃及国籍，只能找临时工。几个星期后，他的合同就将到期，这对夫妇正在攒钱以备不时之需。到目前为止，他们有2,000美元。
坐在这对夫妇舒适的一居室公寓里（家具要么从父母那里借的，要么在二手连锁店Goodwill买的），凯勒说，相比以后，她更担心现在。她说，自己无法想象何时才能买得起房子或养得起孩子。
她与丈夫谈起过移居另一个城市，但又担心远离他们在凯勒的家乡 路易斯所拥有的保障体系。
当然，即使是在经济好的时候，小公寓、二手家具和空空如也的储蓄账户也是很多20多岁年轻人所能拥有的生活，甚至是他们的荣誉勋章。但凯勒担心，这种生活的浪漫色彩逐渐褪去后，贫瘠的现实会继续长时间存在。
她说，没有远大理想，总是在自我检讨，甚至不再去想做点别的事。
Ben Casselman / Marcus 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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