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洁林
近
日，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一初三学生杨某发微博质疑该县一男子非正常死亡案件有内情。这本来只是一个孩子一点好奇、一点道听途说、一点对社会的关心、加上一点质疑权威勇气之举，然而不幸的是，这个据说被转发超过了500次，由此触发了最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就网上“诽谤罪”司法解释所界定的惩处门槛，于是一个初中生就这样以“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了（9月22日，甘肃警方撤销刑事案件，转为对其行政拘留七日；23日，杨某获释）。对如此有悖常情常理的执法，网上议论汹涌滔滔。中国有悠久的因言获罪历史。最早记录的故事是公元前800多年的周厉王，他不择手段推行加强王室权威和财富之策（类似“强国”之策），把很多私人产业收归王室所有（类似于“国有”），提高税赋，卖官鬻爵，导致民怨沸腾。在这种情况下，厉王为了堵住人民悠悠之口，派人去卫国请了很多巫师巡视各地，凡他们认为反叛或诽谤的人，即行下狱处决。很快， 举国上下不再敢对国事评头论足了，就是熟人见面，也不敢乱搭腔，仅以注目礼招呼。这就是史记中所描述的“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最后民众不堪忍受，攻入王宫，把暴君周厉王放逐山西。
后来的历代君王，开明纳谏者少，迫害不同意见者多，周厉王的幽灵一直盘旋中华大地。臭名昭著的秦始皇“焚书坑儒”让中华民族的心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疼痛，清朝诗人龚自珍的诗句“万马齐喑究可哀”表达了人民对言论自由的向往。
然而，如毛泽东所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因言获罪这一点上，今朝无疑大大地超越了历朝历代，从“三反五反”，到“反右”，然后是“文化大革命”……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制造出各种“罪名”，如 “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 “反革命宣传煽动”、“猖狂进攻”、“恶毒攻击”、“ 寻衅滋事”，加上历史悠久的“谣言”、“诽谤”等罪，用各种方式剥夺人民说话和独立思考的权利，让无数人身心受到摧残，很多人甚至失去生命。
更可怕的是，今朝不仅从“卫国”请来巫师，还把名叫“斗争”的巫术根植到人们的心田，将原本居住在那里的淳朴和善良一扫而光，让很多人一旦有些权力就自立为“周厉王”，造成“周厉王”泛滥横行的局面。这也是为什么上面一个“言论收紧”的小小举动或暗示，下面就雷厉风行，迅速扩大迫害范围的原因所在。
当然，一个谣言四起的社会是病态的。孩子的做法也有可以改善的地方，例如可以对道听途说和官方说辞都进行质疑。但调查取证不是孩子的责任，社会谣言过多的病之根源不是因为中国人喜欢造谣，也不在于网上几个大V说话不够严谨，更不是由于互联网的兴起让谣言传播更快、危害更大。病根在于官方媒体在几十年的垄断宣传过程中谎言太多而失去人民的信任，在于政府操作不透明，在于所有权力机构联合成铁板一块让人们没有得到独立信息的渠道。因此，让社会回归清明需要从官方媒体不再造谣，从权力机构不再“诽谤”、“构陷”，从政府运作公开透明开始。
清朝龚自珍曾苦苦哀求“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钱学森也留下疑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还有很多人也在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事实上，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应该和世界任何其他种族和社会一样有相应比例的杰出人才，中国创新不足不是“天灾”是“人祸”，因为同时被“巫术”驱逐的还有人们的好奇心、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挑战权威的勇气，而这正是“创新”所需要的最基本元素。
创新和叛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西方虽然也曾有过迫害新思维、压制言论自由的中世纪，上演过烧死科学家布鲁诺、迫害伽利略的可悲一幕，但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独立思考、自由批评权威逐渐成为社会的正常举动，而大学是坚守这个底线的大本营。这无疑是欧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作为信息革命领军基地的美国硅谷有一位投资成就斐然的风险投资人，名叫Paul Graham。他投资最看重的是创业者的个人品质，而这些品质包括几个要素：有决断，有弹性，有想象力，看重友情，还有就是要有点“坏”（Determination, Flexibility, Imagination, Friendship, Naughtiness ）。这个“坏”就是一种挑战权威的叛逆精神，是一种与世俗格格不入的特立独行，是破坏性创新的勇气。这正是硅谷异军突起的人文基础。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有喜欢“乖孩子”的传统，孩子们在家里挑战父母的权威就常常受到惩罚。长大后，在学校听老师话，在工作单位顺从领导都是必须的。做温顺的“良民”是古代帝王的要求，只谈奉献和义务、不求权利的“人民”也是当代政府的喜好。可惜，这种环境中出来的人与当权者所大张旗鼓所推动的“创新”是背道而驰的。
那个16岁的孩子的人生道路才刚刚开始，他会从今天的遭遇中学到什么呢？是从此畏惧政府、不再关心他人和社会？或者变成一个不再相信政府、有一天冲进“周厉王府”的革命者？还是会成为一个仍然保持着好奇心、保持一点质疑精神和勇气、保持对社会和他人的热心肠，但少一点冲动并增加几份严谨的公民？我希望是后者。
为了社会的良性互动，甘肃张家川警方应当无条件地释放杨某，并向杨某及其父母，以及全社会道歉，而不是遮遮掩掩地将“刑拘”改成“行政拘留”，将孩子垫在脚下给自己下台阶。公权力，请不要再刑拘好奇心，刑拘质疑精神，刑拘特立独行，刑拘叛逆创新，不要再刑拘言论自由，刑拘独立公民，刑拘任何遵守中国宪法的人。希望中国真正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度，把“周厉王们”永远关进笼子里。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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