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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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一词最早提出是在2001年，目前已经成为中国谋求经济持续发展的希望和动力；而城市化(urbanization)则是一个反映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国际通用词汇。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似乎在于前者发展的模式更加多样化，即既要发展大城市，又要建设好小城镇。如农村的城镇化，就是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村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职业转换过程。设想总是完美的，但现实又是如何呢？中国人口迁移的主流方向是大城市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曾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大事件：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对21世纪的全球经济，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中国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少，村庄在不断合并消失，农村的荒田数量在增加。2012年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自然村过去十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只剩270万个。这意味着，每一天中国都有80个到100个村庄消失。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数量却在迅猛增加。2008年统计局公布的百万人口城市数量为122个，五年后的今天，据称已经超过160个。
尽管不少人对大城市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堵车、生活成本高昂等诟病甚多，而且，大城市的政府部门也对人口流入采取各种限制措施，如户籍限制、购房限制、考高中、大学限制等，但依然阻止不了其他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入。比如，上海政府部门曾预测到2020年常住人口将达到2250万，如今却已经达到2400万了。
为何人口迁移更倾向于大城市呢？首先，这是在全球都带有共性的趋势。因为大城市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即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而小城市或小城镇由于规模不经济，按世界银行的估计，其劳动生产率通常要比大城市低20-30%。因此，人口集聚本质是一个经济现象，从世界各国最大城市的案例看，东京人口占日本城市人口的41%，GDP占日本的18%；首尔人口占韩国城市人口的25%，而GDP占24%；而上海人口只占中国城市人口的3%，GDP占全国的4.4%。即便日韩没有参照性，那么纽约人口占美国城市人口的8%、孟买人口占印度城市人口的6%，同样是大国，中国的集聚度还是明显不足。说明中国今后人口大城市化的空间还很大。
其次，人均拥有的资源匮乏、公共服务的总体短缺和分配不公平，也是中国大城市化的特殊原因。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财政收入中用于民生服务的支出偏少，如教育、医疗、社保等占比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用于投资和政府开支的占比又偏高。而大城市相对于中小城镇，交通环境、教育医疗、就业薪酬及文化娱乐等条件都要好得多，自然就有巨大的吸引力。据说，一个北京户口的“市场价格”值50万，而中国迄今为止，城乡收入差距、区域差距还非常大，全国竟然还有30%以上的人口喝不上清洁饮用水。这就是人口向大城市迁移的动力所在。
随着大城市中心地段的房租等生活开支不断增加，人口又会外迁至离核心城市较近的郊区或中小城市，从而形成了大都市圈。目前，中国的京津唐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中部城市集群、成渝地区等大都市圈都在不断集聚人口和扩大地盘。
城镇化症结在于它不是一个纯经济学概念
英文中没有城镇化的对应词汇，只有urbanization，这就引发一个思考：城镇化是经济学概念吗？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阶段，提得最多的口号是“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这就是所谓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那个年代提城镇化，大家都能接受，因为其产品比较低级，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廉，专业分工不复杂，其背景是当初商品供不应求，处在短缺经济时代。
如今，中国早已步入了过剩经济时代，大部分制造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现象，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乡镇企业的模式就难以适应社会化精细分工、配套协作的要求。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本身已经说明乡镇企业只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农村的工业化不可行，而离开了工业依托的城镇化，就有点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生命力有多强呢？
不管是哪门学派的经济学，其前提都是“资源是有限的”，假如资源可以无限攫取，则经济学就没有存在必要。故城市化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集中的聚集过程，而且是城市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和城市的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 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耕地面积及水资源等都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国家而言，就更应该选择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模式，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即便在美国，尽管人均资源拥有量非常富裕，但其人口迁移也是趋向于集中的。美国的一半以上人口只集中在五个州，80%的美国人口居住密度区的面积从1900年的占国土面积25%，降至如今的17%。由于市场选择了集聚经济模式，导致大城市成为多个制造业中心，而且由于人口、资本、技术等密度的增加，服务业也得以空前发展，其增加值反超制造业。而小城市则发展成为某一领域专业化较强的城市。
或许，有人会说，德国发展中小城市的案例很成功，并没有出现大城市集聚的现象。确实如此，但前提是要发展中小城市，必须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如德国汉堡的人均和每平方公里GDP分别超出东北部落后地区的2倍和100倍，但两个地区的福利却没有差异。这就要求政府财政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监管，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民生支出，同时，也必须有这个财政实力。而对中国而言，当今的政府财政只是一个吃饭财政，社会保障的缺口巨大，存在公共服务总量不足和分配不合理的双重问题。
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即人口从大城市向周边小城镇迁移。但前提在于这些小城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及其他福利都与大城市差异不大，这才构成“逆城市化”的理由。人作为经济动物，其迁移地的选择，肯定是做了各种利弊得失的周全考虑。故“逆城市化”（或称为城镇化）一般是在高收入国家中城市化率已较高、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发生的。
对中国而言，由于城市化过程还远未完成，期望全国各地都通过本乡本土的发展来实现城镇化，显然是不现实的。过去10多年来，中国投资的流向与人口流向恰好相反，表明了生产要素的错配。从这个意义上讲，城镇化是城市化的高级形态，是大城市化之后的逆城市化过程。
为何在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时总是忽视成本
过去10多年来，中国前后提出过很多个关于区域和城镇化的发展战略，笔者认为，除了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取得超预期的成功外，其他诸多发展战略的实际执行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比如与解决三农问题相关的战略、与缩小地区贫富差距相关的战略等，都不尽如人意。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口号在2003年提出，而目前农村留不住中青年已是不争的事实；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也提了多年，但统计数据显示，这些地区的投入产出比在过去10多年中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地方债务水平却大幅上升。
单纯从这些发展战略的字面去理解和解释，都是合理且必须去这么做的，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容易对此达成共识，但大家可能忽视了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两大原理，一是资源是稀缺的，二是存在机会成本。正是由于资源有限，西部投资多了，东部就会减少；假定西部的投入产出比是1：1.5，而东部是1：2.5，显然投资西部的机会成本过高。而事实也恰恰如此，目前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接近80%，即投入产出比已经下降至1：1.2，如此低效的投资所导致的资源浪费是令人吃惊的。而占国土面积15%的东部，所创造的GDP占全国52%左右。
即便是低效率的投资，总能够实现区域间收入差距的缩小或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吧？但事实上，过去10多年来，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及社会贫富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这说明看似缩小差距的战略，却出现了背道而驰的结果。可见一定要敬畏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
最近很多中西部地区都在大力招商引资，但效果却非常不理想。原因何在呢？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术问题：假如有两个同心圆，第一个圆A的半径是100公里，A内的制造业非常发达；第二个大圆B的半径是300公里，B-A地区的制造业比较落后。尽管A与B的半径只差两倍，但A与B两个圆的面积却相差八倍。若B-A区域内的各个地方政府都想招商引资，即便A区域内把所有的制造业都转移出去，也只能满足B-A区域内的1/8的工业化需求，好比一只绣球抛出，有八双手在抢。故中西部地区要对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同样会面临僧多粥少的困境。更何况当今中国大部分传统制造业已经面临产能过剩的窘态，中西部地区化巨额投资所建造的大量基础设施，会有不少将被闲置浪费。
其实，这个简单的算术题之所以一直被算错，还是由行政体制决定，因为地方政府部门都忙着去实现GDP目标，而实现可操控的手段，无非就是投资、借债借贷、卖地等手段。
（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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