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专家再论中国政改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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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年一次的中国最高领导层换届前夕，“中国实时报”(China Real Time)栏目邀请有影响力的政治分析人士──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李成和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讨论中国实施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李成认为改革是有可能的，裴敏欣则持较为怀疑的态度，认为改革的可能性不大。

在辩论的第一部分，李、裴二人讲解他们认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在第二部分，他们讨论中国现行体制是否容许这些改革发生。

下文是他们辩论的第三部分，他们谈到既得利益这个棘手问题，并给出了各自的最终结论。

中国实时报：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等既得利益被认为是改革的障碍。你们认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能与他们较量吗？

李成：政府垄断是中国政治经济的主要问题。它真的已经失控，而且是腐败的主要原因。从最近铁路、电信和石油行业的案件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更严重的是，因为垄断，这些垄断行业的创新动力更少甚至没有。它们伤害了中国民营部门、中产阶级、也伤害了外资企业。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毕竟政府垄断势力非常强大。但领导人需要痛下决定，因为不打击垄断的话，中国经济将无法维持他们希望达到的增长速度，非国有部门的中产阶级将处于反叛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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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外SOHO商住两用楼群，照片拍摄于1月。这其中有多少空置房呢？

政府垄断的问题与房地产泡沫有关。中国官方研究表明北京有380万套住房空置。这些房产已经有业主，空置是因为业主买房的目的是用于投机。

中产阶级为什么把这么多钱投进楼市？这是因为政府对经济中大型行业、特别是银行系统的控制。这意味着其他投资选项很少。打破政府垄断，以及对银行系统的改革，将给小企业带来更多机会，给中产阶级带来更多有利可图的投资选择，同时也会降低房地产行业的风险。

这显然是政府需要及早做的事情，不在十八大之后马上做，到明年三月份也该做了。这不是某种可以等上两年或五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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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敏欣：我同意李成有关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未来的根本障碍之说。但最大的利益集团，让我们非常坦白、诚实地说吧，是共产党。

你看国有企业、官僚机构、地方政府、军方，会发现有一条线把它们全都贯穿了起来，那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利益，一个特权阶层，它会发现改革从根本上说不利于它的现有特权和利益。这才是改革的真正障碍。

所以我们在思考如何克服对未来经济改革的阻力时，如果分门别类地来看这些阻力，将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等视为不同角色，并不是非常有用。让我们将共产党自身看作一个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

中国实时报：我们听到很多有关中国领导人及其家人积累大量财富的报道，包括薄熙来、习近平和温家宝。这是改革的一个障碍吗？

李成：首先，我认为这些情况并不相同。在薄熙来案中，重点是滥用职权、妨碍司法公正和一位家人参与了故意杀人。

Associated Press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另一方面，对于习近平和温家宝也有一些报道。在这些报道中，就连报道的作者也没有说这两位领导人有任何违法行为。我们还需要谨慎，在有时没有证据的时候，避免妄加推断。

不过，这些报道以及其他类似于铁道部部长的报道，无疑揭露了腐败是一个普遍现象。腐败会破坏中共的正统性，所以我认为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惩治腐败。

裴敏欣：这个问题不仅限于中共高层。基层也存在官员积累巨额财富的问题。看看最近地方官员中出现的腐败案件，他们积累的财富数额非常可观。所以这是一个系统问题，并不只是高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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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会对改革产生什么影响？我认为，在初期，这会使改革的难度增大，原因有二：首先，如果进行改革，领导人会失去很多特权；其次，改革能够直接危及他们来路不当的财富。所以改革初期遇到的阻力会很大。

不过，一旦改革变得不可阻挡，巨额财富的积累也为这些阻力的迅速瓦解带来了可能。看看中国的领导人，他们的很多财富都藏匿在国外。他们有保险。所以一旦这些人看到大势已去，他们会决定不再阻挠。他们只想拿钱跑路。

这实际上可能会在改革的后期减小他们的抵抗。所以情况很复杂。初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但一旦抵抗瓦解，那么一切就结束了。

中国实时报：中共十八大我们应该关注些什么？

李成：我们应该关注中共是否会致力于实现宪政即法律至上，是否会推出党际民主机制，是否能够开始严肃整治官员腐败而不是任由腐败问题无可救药地失去控制，是否会逐步对媒体开放。

对媒体开放很重要，因为目前社交媒体上的流言已经失控。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使主流媒体成为主要信息来源。这些都是未来几个月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的问题。

我还想说，我对在中共领导下可能实施政治改革的乐观看法并不止基于我对中国精英政治的分析，也基于社会力量。

AFP/Getty Images

1989年6月2日，数万中国民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周围。

人们把现在的薄熙来案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做比较。很多人甚至说，薄熙来案的影响更加重大。但1989年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这次则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中国现在有了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而23年前这些力量还不存在或微不足道。

我可以给出一个长名单，首先就是中产阶级。当时中产阶级根本不存在，但现在大约有3亿人。法律职业也很重要。我在80年代中期离开中国的时候，敏欣可能跟我是同一时间离开中国的，全国只有3,000到4,000名律师。现在每年有20万法学院学生毕业。全国有20万名注册律师。他们是独立的，大部分人对当前问题不满，要求实行宪政。

商业媒体和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左右中国社会与政治的新力量。农民工也是如此。他们已经实现了工资的大幅增长，现在会要求得到更多：不只是更高的收入，还有社会公正、尊重、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这些新角色都在发挥重要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稳定作用，他们不想革命。但敏欣提到的革命威胁是实际存在的。这反倒使中共更有动力改革自己、让自己转型。

我最后想说的是，我们应当给中共一个机会；他们或许能反过来给我们一个惊喜。20年前中共曾领导中国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转型。现在的问题是，由于这些社会力量的存在，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开明派领导人是否放心再来一次转型──再来一次奇迹，向中国式民主转型。

裴敏欣：我也像李成一样对中国的前途感到乐观，因为现行体制在道德上、智识上已经破产，中国人民在这个体制下没有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完全同意李成所说的，如果你想把中国视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它就必须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国人民享有其他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的那些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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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囹圄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

我同样也认为，改革将从中国社会开始推动，而不是自上而下。所以当我们着眼新领导人看他们将会怎样做的时候，这是需要考察的一个方面。但从本质上讲，他们那是在回应中国社会给他们施加的压力。他们不会走在前面，而是对中国社会施加的压力做出反应。

那么我们应该留意什么呢？实际上有一些东西值得留意。

首先是新领导层将如何对待刘晓波。如果他们解除刘晓波妻子的软禁，那就很能说明问题。是否让刘晓波保外就医，也是值得留意的地方。

他们是否会开放媒体，是否会采取具体措施而不是口头上说说。当然我们会关注他们如何修改党章。我们应该解读其中的含义，但我们需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

归结起来，我只想说这样一点：目前中共遭遇了公信力危机，只有通过实在的、有意义的行动，证明它明白一党执政时日不多，才能够恢复它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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