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武
昌兵变后，黎元洪领衔的湖北军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宣传革命的正当性，动员群众参加革命，也迅速赢得了各国领事的同情（参见作者专栏《出手不凡的湖北军政府》）。法美两国领事甚至立即前往军政府表达善意，其余各国虽然不敢贸然追随，但他们一致保持沉默，静观事态演变。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支持，支持湖北军政府打破清廷宣布皇族内阁以来的政治僵局。1895年《马关条约》放开资本管制后，各国普遍看好在中国的投资前景，以为这项条款一定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回报。从那之后，外国资本潮水般涌入中国，中国政治的潮涨潮落深刻影响着各国最直接的经济利益。1911年5月9日，新成立的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个政策符合各国利益，因为清廷准备使用的银行贷款就来自于各国。无奈，这个政策受到各方面抵制，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清廷都没有找到妥协方案。长时间的胶着已使各国利益受损，现在由湖北军政府打破僵局，各国从理论上说并不愿反对。更何况，武昌起义的新军训练有素，军政府的主要成员为立宪党人，他们知道世界大势，知道尊重各国利益，因而各国领事愿意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交战一方，愿意让军政府以自己的方式去与清政府解决问题。这实际上部分承认了军政府和革命军的合法性，部分否认了清政府的惟一合法地位。至于湖北军政府究竟能走多远，端看军政府自己的能力。
有了各国的中立承诺，湖北军政府也就有了坚持的决心和信念，黎元洪以攻为守，于1911年10月18日下令向刘家庙清军进攻。战斗打得不紧不慢，双方各有胜负，各有算计，相互拉锯，为各自目的而战。南方革命军既要等待各省响应，等待整体局面渐渐改变；北方之所以采取守势而不是攻势，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其实是在等着清廷转变政策。
10月12日，逃亡中的湖广总督瑞澂向朝廷发出相关消息，朝廷当天下令将瑞澂革职，这不仅是要惩治瑞澂失职，而且期望以惩治瑞澂换取革命军方面的让步。上谕仍将革职后的瑞澂留职查看，戴罪立功，命其组织反攻，收复武汉三镇。
朝廷或许清楚，凭借逃亡的瑞澂去收复武汉三镇希望渺茫，因此同时命令军咨府、陆军部速派中央军开往湖北，由陆军部大臣荫昌统领，责成荫昌不惜代价，打过长江，收复武汉，中央军及所有援军均归荫昌节制。朝廷还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巡洋舰队及长江水师进入武汉江面，协同陆军作战，命各省督抚严防革命党生事，命直豫两省保护京汉铁路及黄河大桥。
从未经历过战争考验，甚至从来没有真正训练过、统帅过军队的陆军大臣荫昌，对于究竟应该怎样平息叛乱，收复失地，心中茫然，缺乏信心。他虽然出身于满洲，但与汉大臣袁世凯却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早在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荫昌就帮办军务。因袁世凯的关系，荫昌与北洋将领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担任过武备学堂总办，北洋系重要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都是他的学生。可是荫昌毕竟没有打过仗，没有指挥能力和军事才能，最多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将军。他之所以能够出任陆军部大臣，主要是凭借他的满洲血统和留学德国背景。
荫昌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在受命前往武汉收复失地途中，当然不忘绕道河南彰德的洹上村请教下野休息的袁世凯。袁世凯告诫他不要鲁莽行事，切勿轻战。再加上荫昌统帅的军队都是袁世凯旧部，他们以袁世凯马首是瞻，荫昌根本指挥不动。
满心狐疑的荫昌和他统帅的大军在前往武昌途中磨磨蹭蹭，直至10月17日方才抵达河南信阳。到了信阳，荫昌决定在那里安营扎寨，建立指挥中心。其实，这里离武汉还有200多公里。
朝廷也知道指望荫昌去平定这场兵变是不可能的，既然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哗变，那么最好还是请他的老对手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去对阵。而且，武昌哗变新军的首领是黎元洪，黎元洪也是北洋出身，应该与袁世凯能够找到共同点，至少有更多共同语言。于是，朝廷在命荫昌火速前往武昌前线的第三天（10月14日），就宣布启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授权节制湖北所属各军，督办剿抚事宜；宣布启用同样赋闲已久的岑春口为四川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朝廷期望两位老臣力顾大局，勉任其难，为国效力，为朝廷分忧。
从湖北新军和南方革命党人立场说，南方形势发展迅猛，超出想象；但从清政府立场上说，南方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处理不好，真的可能是全盘皆输。因为这次哗变与往常类似事件的最大不同，是过去的哗变、兵变和民变，都有具体的经济诉求，比如索饷、抗税，而这一次太不一样了，湖北新军上来就提出了政治诉求，而这个政治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又超过了朝廷的底线。
湖北军政府不提具体的经济诉求，不提具体的政治诉求，比如开国会，立即宣布实现君主立宪等，而是上来就漫天要价，要求推翻清政府，要求各国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这种要求貌似荒唐，不可实现，但却比任何具体要求都更难对付，更棘手。没有具体条件，就是最大的条件；没有具体要求，就是最大的要求。这一点，清廷中的清醒者看得很清楚。
黎元洪军政府的政治诉求从清廷立场看就是叛逆，就是大逆不道。然而吊诡的是，与清政府有着邦交关系的各国领事，竟然在武昌起义后一个星期，就去拜会了黎元洪，向军政府示好，表示军政府只要举止文明，注意保护各国在华利益，他们决定承认其为交战方，各国将严守中立。
各国领事的这种宣布，实际上将清政府逼入一个难堪境地，承认了军政府和革命军的合法性，就等于部分否认了清政府的合法性、正当性，这不是鼓励造反鼓励闹事吗？然而列强就这样做了，端看清廷如何接招。
军政府的政治诉求和列强的态度，是袁世凯迟迟不愿就职不敢就职的根本原因。道理很简单，既然湖北军政府以推翻清廷为诉求，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只有背水一战，只有战场上一决雌雄一决胜负。然而，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现在列强的态度变了，列强不再以清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列强承认了湖北军政府，就是要用这个军政府倒逼清廷重启政治变革，或者说回到政治改革的正确轨道上来。这一点，袁世凯一开始就有清醒判断。
有了这样的认识，袁世凯安然躲在洹上村，只发言不行动。他几乎每天一个建议、几个电报发给朝廷，表明他对时局的关心，以及对朝廷安危的关注，但是不论清廷怎样敦促，袁世凯都以脚病未愈为由拒绝出山，拒绝担任湖广总督，拒绝前往武昌前线与湖北新军对阵。在袁世凯内心深处，不是担心北洋军不敌老朋友张之洞训练的北洋新军，而是认为火候不到，时机不成熟，湖北军政府的漫天要价还没有让朝廷好好消化，朝廷究竟能够出个怎样的价，袁世凯心中此时并没有数，他似乎也在犹豫徘徊，隔岸观火，看看对岸的火势究竟有多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震撼朝廷，推动改革。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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