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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似乎已经是几个世纪前的事情了），我记得自己快从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毕业时，曾跟一个同学讨论过职业生涯选择问题：我想当一名记者，但要说服我父母极为困难──当然，说服用人单位雇佣我可能也同样困难。我跟他解释说，如果你是个亚洲人，那么一辈子都会有人拿鞭子赶着你，要求你去披上一件白色上衣：医生、科学家或是工程师。人们很难想象，你居然可以放弃测试科研结果或测试电脑代码这类工作，去从事记者这种不稳定的“创意”职业。在我唠叨不休的过程中，我的那位同学一言不发，等我说完，他挑一挑眉毛，问道：“也就是说，困扰你们的是，大家都觉得亚洲人太聪明，不值得去做笨一点的工作，比如当记者？真希望我也能面临同样的困扰。”
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不再谈论这个话题；但在我内心深处，我依然渴望向他解释，为什么人们对于亚洲人的“正面”固有印象反而会成为亚洲人的一种负担──当然，与我这位美国黑人同学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难题相比，我的困扰也许从表面来看算不上什么，但实际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对个人的伤害也是很深远的。
我承认，亚洲人居然会因为人们对其“敬业精神”、“家庭观念”和“实现美国梦的典范”等溢美之词感到痛苦，这确实有些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不愿被放到一个受人尊敬的平台上？是因为亚洲人过于谦逊？不希望让别人“没面子”？还是我们性格内向，不愿受到过多的关注？
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这些溢美之词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基于错误假设的判断，而这会在现在乃至未来给个人和整个亚洲人群体带来困扰。
对于“成功亚洲人”的无差别欢呼，我首先要说的是：有些专题报道，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崛起的亚裔美国人》(The Rise of Asian America)报告等，举出一系列压得让人无法喘息的数据，捕风捉影地将亚洲人描述为神人一般，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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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校园里的约翰•哈佛雕像，照片摄于2010年5月10日。
地图上亚洲疆域的划分往往并不由居住在亚洲的人来决定，而且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并不因为彼此相邻就有什么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觉悟。（关于这一点，你大可问问中国西安大街上的行人，看他们是否感觉跟邻国的日本人很亲近，他们可能正忙于点燃路边无人的丰田车，无暇回答你的问题。）
这并不是说亚洲各国人民毫无相通之处，也不是说他们没有逐渐产生一种共存共荣的泛亚洲身份认同感，这些东西绝对存在。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资深记者（透露个小秘密：我在常春藤(Ivy League)名校接受的教育算是浪费掉了），我一直在追踪亚洲融合方面的动态；但这种融合并没有发生在亚洲，而是发生在美国这个地方。说来也怪，美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样一个国家：其对于种族融合和身份统一的态度最为开放，而对于各个种族的行为方式、外在表现和沟通方式等核心价值又最为保护和期待。
对于亚洲人的统一定义以及对亚洲人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假设是美国移民文化长期积累下的传统。这种传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到人权运动、第三世界运动和反战运动的推动，并在20世纪80年代的种族类别标准化定义中正式确定下来。
因此，亚洲人身份是美国的独创标识，并施加到一群自古以来彼此看不顺眼的人群身上。美国在上演一场永无止境的种族竞争“饥饿游戏”(Hunger Games)，“亚洲人”则是应运而生的一个武断定义。（在美国历史演变中，移民群体有一个重要发现：如果你在种族定义中被划为“其他”，那么你一定没有任何话语权，也无法参与划分利益大饼的过程。）
当然，从这一定义诞生以来，美籍亚洲人一直在探寻共同的历史背景，推演共同的文化准则，聚合共同的政治影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将亚洲人的定义出口到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因为在绝大多数亚洲国家的语言中，还没有对“亚洲人”的一个特别定义和准确翻译。
然而，在使用“亚洲人”这个词语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定义仅仅存在了不到半个世纪，其群体身份也在不断进化之中。随着亚洲地区的快速发展和地域边界的持续变化，亚洲人内部还有许多求同存异的工作要做。
也就是说，在美国的亚裔人群中，有不少人会在你赞许“亚洲人”成功故事的时候表现得无动于衷，因为不是所有的亚洲人都有相似的思维，不是所有的亚洲人都认为自己是“亚洲人”，不是所有的亚洲人都具有同样的价值观、面临同样的机遇和挑战，或取得同样的社会经济发展结果。
在亚洲人这把大伞之下，有20多个种族，说着一百多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他们移民到美国来的时间段都不相同，所面临的环境也截然不同。因此，美籍亚洲人的收入差异比其他任何人口统计群体都要大：美籍印度人的人均收入最高，在38,000美元左右；美籍老挝苗族人(Hmong)的人均收入最低，约为11,000美元，有27%生活在美国联邦政府定义的贫困线之下。
取中值和平均值会淡化群体内部的不同，用一把大刷子抹掉“亚洲人”的千差万别，从而凸显亚洲人的成功形象。正是基于这种原因，皮尤研究中心针对该群体的重头研究报告《崛起的亚裔美国人》才会引起如此广泛的转引和评论，并令美国的媒体和服务组织感到惶恐不安。
虽然皮尤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很具价值，但报告中的主观判断和感觉因素过多，而对亚洲群体内部差异的着墨不多，从而催生了大量的媒体报道，为亚裔美国人描绘出一道道由敬业精神、家庭观念、巨大成功等等支撑起来的光环，成为其他种族群体如何消除对社会的依赖以及获得成功的借鉴蓝图（同时忽略了来自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非洲的移民群体其实也有同样的“崛起”）。
这些媒体文章还经常指出，亚洲人在常春藤名校和高收入白领中的比例很高，并将亚裔美国人称为“新犹太人”(The New Jews)。
当遭遇“新犹太人”的标签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感觉到，这好像不同的种族群体在玩“抢凳子”游戏。有了“新犹太人”，那“老犹太人”如何定位？他们是不是上升为新的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泛指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如果是这样，那老的WASP是不是沦为新的“黑人”群体？
虽然有一百个理由可以证明“新犹太人”这个词语是毫无根据和误导他人的，但其中确实隐含着这样一个悲哀的真相：历史上那段反犹太主义的悲剧告诉我们，社会对于某个种族群体的赞美只不过是硬币的一面而已，随时都可能翻转过来，露出其狰狞的另一面。
如果某个少数群体被视为获得异乎寻常的成功，就会成为众人嫉妒的对象，沦为待宰的替罪羊，并最终遭受血光之灾。如果这个少数群体恰好又被全世界所关注，而且他们来自于一个在地缘政治方面与美国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国家，那情况就更为严重。
是的，我们见过这种血光之灾，就在美国本土发生。二战时期，美籍日本人遭受大面积的拘捕，原因就是美国人害怕他们与大日本帝国(Imperial Japan)共谋，在美开展间谍和破坏活动，从内部摧毁这个国家。事后，这种怀疑被证明是毫无依据的；几十年后，美国正式为战时的这种行为做出道歉，并给予经济赔偿。
不过，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二战之前许多日本移民克服了当时的种族歧视和排外法律，在美国建立起自己的企业，拥有诸多房屋和农场，而这些财产通常都放在其在美出生的后代名下。（以前，加州等地方禁止外国人拥有不动产，联邦政府曾禁止亚洲人入籍。）二战时期对美籍日本人的监禁严重影响了日本移民及其在美出生子女，迫使他们低价出售财产，将经营良好的企业以百分之几的价格转让给白人竞争对手──以今天的价值来看，这种在不同种族之间的财富转移高达数十亿美元。由此也可想而知，站在竞争一方的白人农场主和企业家是拘捕美籍日本人的最大支持者。
在如今对亚洲人更为正面的固有印象之下，这种危险既真实，又迫在眉睫。很多人担心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地位被亚洲人夺走和取代，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对亚洲人的过度吹嘘将成为危机的导火索。一个社会中各个种族群体的成功不应该是一种真人秀“生存者”(Survivor)第13季那样的零和游戏，也不应该是一个你有我无、你无我有的“抢凳子”游戏。
我想对那些喜欢说“（什么人）是新（什么人）”的群体提出警告，这种说法仅从修辞学上来说，就暗示着这个社会建立在种族替换的基础之上：让我们想一想，在“抢凳子”游戏中，一旦音乐停止，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Jeff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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