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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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吗？这当然是政治经济学的老问题。最近由哈佛大学政治学者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和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者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合着的书《国家为何衰落》(Why Nations Fail?)，在英美媒体上引起了广泛讨论。这两人过去十年关于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和民主的一系列研究论文早已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界必读的文章，这本新书是他们献给普通读者的非学术性著作。
该书其实是要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经济增长，有些国家却失败？他们的研究结合了严谨的统计分析和大量的历史资料，从中世纪的威尼斯、殖民时期的美洲大陆、工业革命的英国到20世纪的非洲国家博茨瓦纳，再到当代中国。
他们拒绝文化与地理的解释，认为关键在于制度，尤其是要有好的政治制度才会有好的经济结果。一个国家的繁荣必须建立在政治与经济体制都是开放性的(inclusive)和多元性的基础之上，如此才能释放并且保障公民去创新、投资和发展的能力。
开放性的政治制度意指政治权力的广泛分配和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如民主选举和宪政保障；开放性的经济制度包括财产权的保障、竞争性的市场、契约的执行、容易创立新公司、公民进入不同职业和产业的自由。
一个国家的制度若是“汲取性的”，就只会保护那些掠夺人民财产的少数精英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所以这个国家必然会沉沦。汲取性的政治制度会支持维护既得利益者的经济制度，不让新参与者加入市场，而特殊利益集团创造出的财富又会去寻求垄断政治权力，使得威权国家机器更庞大、更具有压迫性。
汲取性的国家虽然可以在一开始产生经济增长，但很难有持续增长。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持续性的经济增长需要“创造性的毁灭”，但汲取性的精英不会让“创造性的毁灭”出现来消除他们的既得利益。例如，前苏联在上世纪50、60年代经济高度增长，但因为不能创新，所以在80年代陷入停滞，而终究崩解。
该书当然也关注中国──尤其“中国模式”对当下的现实与理论意义。作者认为中国在汲取性制度下的经济增长，无法容许“创造性的毁灭”，所以目前的增长很难持续。他们提到了2003年戴国芳的铁本事件，指出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困难；但事实上，在2003年之后，国进民退的趋势更为汹涌：在中国企业五百强中，国企的营业收入占82%左右，资产总额占90%左右，然而，在技术创新方面，民企却远远高过国企。
今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被提出20周年，最近几个月，官方媒体发表十数篇文章力挺国企、批评西方媒体对国企的指责。比如，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评就强调“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主体”。
其实，关键还不是国企所占的高比例，而是一个非开放性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会造成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勾结，会造成普遍性的腐败，会阻碍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
《国家为何衰落》这本书或许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周年的最佳献礼。
（本文作者张铁志，台湾知名政治与文化评论人，现任台湾《新新闻周刊》副总编辑，今年于两岸出版《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并担任多个NGO的理事与董事。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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