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两会期间强调，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但改革攻坚的前提是对中国国情有基本和清醒的认识。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将陆续刊出维也纳大学朱嘉明新书《中国改革的歧路》中第三篇《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的内容。本文是第八个“关键问题”──“关于中国与全球化”。
朱嘉明
自 1980 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恰逢冷战时代走向结束，全球化兴起。中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全球化，实现了经济成长和经济起飞，参与了全球化的财富创造和财富的再分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在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也不得不受制于全球化，以及全球化背后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即使想回到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时代，也是断然不可能的。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
第一，中国和国际分工。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利用成本低廉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或者天然禀赋，在原有的工业化基础上，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的世界工厂，保证外贸出口扩张。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是中国吸引外资，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生产环节，以及中国实现加工工业产业集聚和国际贸易良性互动的基本动因。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中国制造一度席卷全球。但是，中国并没有成为产品价值链上的主要收益者，中国制造意味着“薄利多销”。
正当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分工的时候，劳动力价格全面提高了，加之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增长，中国制造的低成本时代迅速完结。问题是，跨国公司是国际分工深化的微观基础与主导力量，中国厂商受控于跨国公司。一旦中国制造成本上升，跨国公司利润空间缩小，就可以轻易转移其制造基地。
面对中国制造的优势开始流失，中国在短期内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建立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或者成为资本金融大国，绝非易事。这是因为，这样的转变意味着要压挤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空间，要以发达国家作为新的竞争对手，中国显然还不具备基本的条件。进一步说，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都没有停止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制度的转型，高科技和知识经济的进步从来没有停止，中国还有一个如何追赶的问题。
第二，中国和国际市场。中国依赖国际市场。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国际市场的扩大和能源、原材料的持续进口。只要中国经济无法超越 “相对人口过剩─ GDP 增长─政府投资─生产和产能过剩”的框架，传统国际市场（贸易）将继续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选择空间。也就是说，出口对中国还有一层更深刻的意义，不仅为了实现机械设备加工能力，而且为了变相输出剩余劳动力和生产能力。所以，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依靠世界市场吸纳产品，另一方面更大规模地进口海外能源和其他资源，支援以出口为目的的生产。
然而，在国际市场中，中国不论处于卖方，还是买方位置，都少有定价主权。且不讲石油、黄金、高科技产品、铁矿石、其他工业原料，就是农产品、高档耐用消费品，甚至化妆品的定价权，或者被国际期货市场控制，或者在国际零售商手中。而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可以影响国内的价格结构，甚至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外部原因。加工工业尚且如此，金融业、旅游业和其他产业，几乎都不可能离开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特别是，近年来，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经济起飞，他们正在重复着中国曾经的优势，建立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中国在发达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第三，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中国要参加全球化，就不得不接受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从生产、会计、法律、国际收支平衡表，甚至和经济活动相关的话语系统，都要遵循西方商业社会的标准。在国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领域，尤其如此。事实是，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汇率浮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外汇储备结构的变动、所持美国巨额国债和其他债券的数量调整，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型，都难以超越既定的世界货币金融框架。
2009 年春天，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不久的伦敦 G20 金融峰会前后，中国多位财经高官，就所谓“国际金融货币体制改革”问题发出声音，阐述因为美国政府失职造成了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中国立场，并提出“建立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主张。但是，世界对“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反响有限。即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也基本没有接受中国宣导和支持的任何改革建议。这段历史说明，中国对于世界经济体系和机构，尚未具备实质性影响力，更现实的选择是继续保持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中国的货币政策，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还更要重视国际因素。例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加息或减息对中国的影响会强化而不是弱化。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同样会不断增加。所以，中国实际上难以实现对所谓“热钱”的一劳永逸的控制。
现在，中国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从全球化得到的边际收益下降，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挤压下，“后发优势”流失，日益受制于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秩序。中国虽然开始形成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秩序的意向，但是，因为并不具备可以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和走向的势力，而且对全球化的“路径依赖”还在深化，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有效地影响世界经济秩序。这不仅因为少数国家可以随意调整世界经济秩序的时代已经基本完结，而且因为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是商业社会，是公司，是大众消费者，而商业社会、公司和大众消费者需要的是稳定的利益分配和利益预期。
小结
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革，人们发现，中国非但没有改变毛时代的那个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缺陷，反而在嵌入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个制度中的不良遗传基因的杂合和变异：公有制没有了，真正的私有制没有建立起来，只有国家垄断主导的“产权”体系；按劳分配没有了，福利分配制度没有可能，只有按“权”分配；平均主义没有了，机会平等无法实现，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可以有效地解决“贫穷中国”的国民分配问题，但是，却没有能力解决“富裕中国”的国民分配问题。所以，这样的制度转型与大多数民众利益背道而驰，导致经济和政治体系处于非均衡和非稳定状态，面临着解构和失序的危险。
面对如此失败的和丧失民心的转型，执政者们的选择无非是两种：其一，拒绝改弦更张，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希望通过时间使得很多社会矛盾获得自然解决。当然，也会做一些局部性工作，诸如整肃贪污腐败，以缓和官民对立。这种选择，不能治本，势必导致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进一步聚变。因此，究竟历史还给多少拖下去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其二，改弦更张，尽快开始包括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再转型，开启民主化进程，再建市场经济和发展公民社会。为此，需要提出政治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实现全民共识。只有这样的选择，方可以最低的历史成本换取最大的历史进步。
（本文作者朱嘉明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朱嘉明
毛
泽东时代也是世界的冷战时代，中国处于封闭状态。在经济上基本做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国际关系方面，虽然被长期排斥于联合国之外，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和第三世界的朋友加领袖，奉行反帝、反修的立场。在文化革命期间，中国一度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输出国。自 1980 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恰逢冷战时代走向结束，全球化兴起。中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全球化，实现了经济成长和经济起飞，参与了全球化的财富创造和财富的再分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在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也不得不受制于全球化，以及全球化背后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即使想回到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时代，也是断然不可能的。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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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分工的时候，劳动力价格全面提高了，加之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增长，中国制造的低成本时代迅速完结。问题是，跨国公司是国际分工深化的微观基础与主导力量，中国厂商受控于跨国公司。一旦中国制造成本上升，跨国公司利润空间缩小，就可以轻易转移其制造基地。
面对中国制造的优势开始流失，中国在短期内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建立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或者成为资本金融大国，绝非易事。这是因为，这样的转变意味着要压挤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空间，要以发达国家作为新的竞争对手，中国显然还不具备基本的条件。进一步说，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都没有停止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制度的转型，高科技和知识经济的进步从来没有停止，中国还有一个如何追赶的问题。
第二，中国和国际市场。中国依赖国际市场。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国际市场的扩大和能源、原材料的持续进口。只要中国经济无法超越 “相对人口过剩─ GDP 增长─政府投资─生产和产能过剩”的框架，传统国际市场（贸易）将继续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选择空间。也就是说，出口对中国还有一层更深刻的意义，不仅为了实现机械设备加工能力，而且为了变相输出剩余劳动力和生产能力。所以，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依靠世界市场吸纳产品，另一方面更大规模地进口海外能源和其他资源，支援以出口为目的的生产。
然而，在国际市场中，中国不论处于卖方，还是买方位置，都少有定价主权。且不讲石油、黄金、高科技产品、铁矿石、其他工业原料，就是农产品、高档耐用消费品，甚至化妆品的定价权，或者被国际期货市场控制，或者在国际零售商手中。而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可以影响国内的价格结构，甚至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外部原因。加工工业尚且如此，金融业、旅游业和其他产业，几乎都不可能离开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特别是，近年来，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经济起飞，他们正在重复着中国曾经的优势，建立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中国在发达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第三，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中国要参加全球化，就不得不接受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从生产、会计、法律、国际收支平衡表，甚至和经济活动相关的话语系统，都要遵循西方商业社会的标准。在国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领域，尤其如此。事实是，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汇率浮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外汇储备结构的变动、所持美国巨额国债和其他债券的数量调整，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型，都难以超越既定的世界货币金融框架。
2009 年春天，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不久的伦敦 G20 金融峰会前后，中国多位财经高官，就所谓“国际金融货币体制改革”问题发出声音，阐述因为美国政府失职造成了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中国立场，并提出“建立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主张。但是，世界对“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反响有限。即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也基本没有接受中国宣导和支持的任何改革建议。这段历史说明，中国对于世界经济体系和机构，尚未具备实质性影响力，更现实的选择是继续保持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中国的货币政策，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还更要重视国际因素。例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加息或减息对中国的影响会强化而不是弱化。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同样会不断增加。所以，中国实际上难以实现对所谓“热钱”的一劳永逸的控制。
现在，中国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从全球化得到的边际收益下降，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挤压下，“后发优势”流失，日益受制于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秩序。中国虽然开始形成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秩序的意向，但是，因为并不具备可以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和走向的势力，而且对全球化的“路径依赖”还在深化，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有效地影响世界经济秩序。这不仅因为少数国家可以随意调整世界经济秩序的时代已经基本完结，而且因为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是商业社会，是公司，是大众消费者，而商业社会、公司和大众消费者需要的是稳定的利益分配和利益预期。
小结
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革，人们发现，中国非但没有改变毛时代的那个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缺陷，反而在嵌入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个制度中的不良遗传基因的杂合和变异：公有制没有了，真正的私有制没有建立起来，只有国家垄断主导的“产权”体系；按劳分配没有了，福利分配制度没有可能，只有按“权”分配；平均主义没有了，机会平等无法实现，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可以有效地解决“贫穷中国”的国民分配问题，但是，却没有能力解决“富裕中国”的国民分配问题。所以，这样的制度转型与大多数民众利益背道而驰，导致经济和政治体系处于非均衡和非稳定状态，面临着解构和失序的危险。
面对如此失败的和丧失民心的转型，执政者们的选择无非是两种：其一，拒绝改弦更张，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希望通过时间使得很多社会矛盾获得自然解决。当然，也会做一些局部性工作，诸如整肃贪污腐败，以缓和官民对立。这种选择，不能治本，势必导致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进一步聚变。因此，究竟历史还给多少拖下去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其二，改弦更张，尽快开始包括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再转型，开启民主化进程，再建市场经济和发展公民社会。为此，需要提出政治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实现全民共识。只有这样的选择，方可以最低的历史成本换取最大的历史进步。
（本文作者朱嘉明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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