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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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中国新公布的“大部制”改革方案，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与卫生部合并，其制定人口政策的权力被转移给国家发改委，这引发人们再度热议中国已经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将要做出重大调整。中国是否急需显著调整这一政策，取决于中国目前真实的人口形势，而对于这一形势，学术界和官方人士有着明显不同的看法。
前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出席“两会”期间表示，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动摇，人口必须控制，只要措施得当，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不会出现劳动力紧张的状况。而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则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了全面放开生育的提案，这种主张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的生育水平已经低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等到60后开始老去，中国人口将急剧衰减，持续时间可能达上百年。
官员们倾向于继续严守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仍在继续增长，目前每年依然要净增加500多万人口，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会面临巨大的就业和环境压力，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官员们在看待人口问题时更着眼于眼下的现实压力或许在所难免。
但学者们由于没有“当家”的压力，所以看问题的眼光往往会更长远些。有人估算，中国如果不从现在起就大力鼓励生育，那么从2030到2070年，每年都将减少上千万人，40年内人口将减少40%以上，届时年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显著下降，几乎所有的行业都会成为夕阳产业，日新月异的中国将退化成一个暮气沉沉、江河日下的社会。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3亿人口的零头都比世界第三人口大国美国的总人口要多，所以对于人口数量在未来几十年里的显著减少，恐怕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在内心深处未必会觉得这是什么坏事，人们真正关心的是这种减少是否会对社会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
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似乎并没有定论。美国智库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主任Dean Baker上个月在英国《卫报》撰文说，决策精英们努力让人们相信，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将意味着经济繁荣的结束，这其实根本是杞人忧天。他举美国的情况为例说，据美国的社会保障信托机构预计，该国就业者与退休者的比率将从2013年的2.8比1下降至2035年的2比1，这意味着在这22年中就业者劳动成果中用于其自己享用部分的比例将下降8%。从这个角度讲这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不断下降，但从另一方面看，在此期间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会对人们的生活水平起到推升作用。Dean Baker说，如果未来22年里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像过去20年那样保持在1.5%的水平，那么到2035年时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将比2013年高将近40%，足以弥补就业者与退休者的比率下降对全社会生活水平造成的负面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人口增长率显著高于中国，最新测算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0.42%，而美国的人口增长率为0.85%，是中国的两倍多，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下降或许不会给美国经济造成严重问题，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不会在中国引发严重问题。中国和泰国同处亚洲东部，国内老百姓都主要信奉佛教，这两个国家或许有更大的可比性。
NationMaster上的一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8.9%，在全世界排名第83位，泰国65岁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9.2%，排名世界第78位。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1年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中国排第89位，泰国排第91位。
泰国多年来虽然也一直实行人口控制政策，但政策执行力度远没有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那样大，近年来鉴于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目前已降至0.50%)，它已经大大降低了控制人口的力度，但我们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程度与中国大体相当的泰国，其老龄化水平并未因为该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力度不如中国大而明显低于中国，甚至还比中国略高。
有鉴于此，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政界和学术界太过强调人口政策的收紧或放松对长期人口格局的影响了？
中国不少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常说，当年就是因为毛泽东没听马寅初的忠告，才导致中国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但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想一下，马寅初的人口理论遭到大规模批判是1957年以后的事，而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都是1948年以前出生的，也就是说，即便毛泽东在马寅初1957年提出新人口理论后立即按他的建议坚决控制人口，中国目前的老龄人口也不会减少，中国反而会因为提早20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导致青壮年人口显著低于目前水平，从而使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比目前还要高，“未富先老”问题比现在还要突出。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当年在批新人口论时矫枉过正，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应该也不会那样矫枉过正和极端。或许正是因为这两个矫枉过正相互抵消，在人口政策上大开大合的中国，几十年下来其人口格局依然与同中国大体处于同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泰国、相当，政策威力并没有改变人口演变的自然轨迹。
现在的问题是，在那些认为中国目前急需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认为，1980年代后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矫枉过正不仅仅是抵消了中国50年代鼓励生育政策的负面影响，它还在对中国今后上百年的人口形势产生新的负面影响，因此只有立即实施政策的急转、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才有可能抵消这些负面影响。可是，这种新的政策大开大合会不会产生新的矫枉过正呢？抑或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步入了这样一种循环：需要不断用会带来显著负面影响的矫枉过正去抵消以往的矫枉过正？这或许正是中国人口问题的诡异之处。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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