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March 30, 2014

数十万台湾民众抗议两岸服贸协议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周日,台北,抗议者聚集在立法院外。

着针对台湾和中国大陆一项贸易协议的抗议活动升级,数十万台湾民众周日聚集在台北市区的总统府外。

抗议活动组织者声称,35万身着黑衣群众在总统府前静坐。台北警方则称,抗议者的人数为21万人。

组织者称,群众人数正在扩大,预计还将向离总统府两个街区的立法院蔓延。立法院已被数百名抗议的学生占领近两周。

抗议的焦点是台北和北京去年签署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据台湾政府称,该协议将向海峡两岸的企业开放银行、医疗照护和餐饮等服务行业。

反对者称,该协议对企业集团有利,台湾中小型企业将很难参与竞争。他们还称,该协议的谈判程序并不透明,他们担心随着两岸经济关系变得更紧密,大陆可能会对台湾施加更多影响。

抗议者的要求包括将服务贸易协议自立法院退回行政院,并设立一项监督机制来审查所有两岸协议。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上周表示,该协议有助于增强台湾的竞争力,抗议者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不通过该协议将有损台湾作为贸易伙伴的声誉,也可能会导致近年来不断升温的两岸关系出现倒退。

台湾和中国大陆已经分离了60多年,两岸关系时常出现紧张局面,北京方面表示,在必要情况下会不惜动用武力收复台湾。但是2008年马英九上任后两岸关系开始缓和,两岸交往和贸易有所增加。

但是两周前台湾学生发起了一场“太阳花学运”,此前执政党国民党(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的立法委员张庆忠未经过两党共同商议,就在第三次初审中单方面宣告内政委员会已经完成对服贸协议的审查。

3月17日,一大群学生冲击了台北市中心的立法院大楼,占领了议事厅。此后抗议规模迅速升级,占领立法院大楼的抗议者人数最多时达到两万。

3月25日,身为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主动提出与抗议学生见面,倾听他们的意见。但学生们拒绝与马英九会谈,并要求马英九保证不对支持他们的国民党立委进行党纪处罚。

过去一周,国民党与反对党民进党多次试图就服贸协议的审查流程达成妥协,但均以失败告终。国民党希望立法院尽快批准协议,但民进党则表示,协议必须退回委员会审查,参与谈判的官员可以被传唤回答问题。

由于政府与抗议者之间的僵持时间延长,一些岛内人士敦促抗议者撤离立法院,让立委们能够回去工作。一些人说,服贸协议的益处大过风险,能给低迷的台湾经济带来急需的提振。

台湾政府智库中华经济研究院(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此前表示,两岸签订服贸协议将使台湾服务业新增1.2万个就业岗位,最大的受益者将是零售和仓储业。该机构还说,协议有可能让台湾的GDP多增加 0.025-0.034个百分点。

台湾国际贸易局(Bureau of Foreign Trade)的数据显示,服务业产值相当于台湾GDP的近70%,就业人数占到台湾就业总人数的60%以上。

Jenny W. Hsu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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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或许救了欧元区

AUSTAN GOOLSBEE

罗斯利佩茨克(Lipetsk)如胜糖果厂(Roshen Confectionery)外现已没有了巧克力的香气。这家乌克兰糖果生产商的机器目前处于闲置状态,既看不到有榛子在烘烤,也看不到巧克力棒被包装起来。在冻结了如胜的俄罗斯账户后,俄罗斯当局于上周三没收了这家工厂。

如胜糖果的所有者是亲西方的乌克兰商人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他现在也是乌克兰总统候选人。考虑到莫斯科野蛮残暴地入侵克里米亚并没收了当地的资产,没收这家糖果厂也在外界的意料之中。

就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来看,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似乎认为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在很长时间内分散了欧盟的注意力,而他正好可以借机逆转西方化的趋势。的确,欧元区一直在努力地捍卫欧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或许单方面地解决了欧盟的一个最根本的经济问题,即如何防止实力较弱的经济体一道退出欧元区。

Ikon Images/Corbis
对欧元区持怀疑看法的人因为欧元区存在内部瓦解的风险而质疑欧元区的可持续性,我本人也是欧元区怀疑论者。欧元区成员国被纳入一个货币联盟,加上汇率水平不合适,这导致一些经济增长缓慢的成员国长期缺乏竞争力,而且很多年都难以摆脱经济停滞的局面。欧元区根本性的弱点是希望遭受重创的经济体(例如希腊和西班牙)能忍受数年的财政紧缩措施,从而提高生产率并削减劳动力成本,来保持欧洲内部固定汇率的可持续性。持怀疑论者认为,这些较小且实力较弱的经济体最终将会放弃。除非享受出口繁荣的德国愿意在长期内给这些经济体提供补贴,不过这种可能性遭到了德国人的强烈反对。

然而,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突然之间,为了加入欧元区而忍受数年财政紧缩似乎变得不是那么糟糕的事了。

俄罗斯的举动对于很多新近加入欧盟的国家而言尤其具有威胁,这些曾经是铁幕另一边的国家包括保加利亚、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共和国。这些国家也是下一批将加入欧元区的国家,不过它们没有接受欧元区提出的苛刻条件,例如达到通货膨胀、赤字、债务和利率目标等。

对于咬紧牙关满足加入欧元区所需的条件,过去这些国家缺乏相应的政治意愿,他们的意愿被过去几年欧元区的危机扼杀了。然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它们重新萌生了这样的意愿。波兰多年来一直迟迟不肯改用欧元,但现在它表示正在对此进行认真考虑。

要想使欧洲经济一体化得以实现,经济最疲弱的国家必须甘愿忍受痛苦以便留在欧元区或加入欧元区。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最新数据显示,欧盟有15个成员国的失业率在9%以上,其中有近一半是俄罗斯或乌克兰的邻国。在13个失业率在9%以下的成员国中,只有一个国家与俄罗斯或乌克兰接壤,这个国家是罗马尼亚。

俄罗斯人似乎已经找到了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一种能够说服外围经济体忍受加入欧元区所需要做出的牺牲的长久之计。只需让它们看到孤立无援的国家可能的遭遇。

让我们比较一下俄罗斯和欧盟就银行体系发布的消息有何不同。上周,欧洲公布了就一项全面的银行业计划达成协议,根据该计划,欧洲央行将对欧元区的所有银行拥有裁决权。一旦发生危机,各国政府将放弃部分民族自治。这种做法可能不受欢迎。相比之下,俄罗斯公布,乌克兰的银行在克里米亚将被视为外资银行,必须遵守俄罗斯法律。克里米亚的货币将被兑换成卢布,乌克兰没有人能肯定自己的资产是否安全。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银行挤兑颇为普遍。

在利佩茨克的如胜糖果工厂被查封之后,俄罗斯人将买不到乌克兰巧克力。不过其他国家的人仍可以,如胜糖果的产品目录仍挂在网上。目录中列出的第一个产品是如胜糖果67%苦味巧克力,说明中对其的描述是“甜味和苦味适中”的巧克力。这听起来似乎没有比利时的精美巧克力吸引力大,但在这款巧克力和旧苏联式的Soya Bar巧克力之间,任何一个欧洲人都会选择前者。

(本文作者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咨询公司32 Advisors的战略合伙人,2010年-2011年,曾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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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坏账银行”难题

Reuters
2013年11月25日,公司上市前,中国信达的高管在香港。

国的“坏账银行”试验正进入前所未有的深水区。

中国的坏账处置机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inda Asset Management Co., 简称:中国信达)正在快速收购不良贷款。根据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信达去年的资产规模增长51%,至人民币3,840亿元(合620亿美元),远高于该公司管理层预期的20%-30%的增速。根据中国信达上市后的首份季度财报,该公司资产权益比已从2012年的4.2倍上升至4.6倍。

在目前中国企业每天都会爆出债务危机的情况下,中国信达在下行周期中进行扩张的策略不无道理。中国财政部持有中国信达的多数股权。

投资者的疑问是,中国信达能从这些收购来的不良贷款中获取多少利润,以及何时才能实现这些利润。该公司称,不良贷款重组通常需要一直两年时间。但以当前结构存在的中国信达从未经历过信贷下行周期。如果坏账抵押品的价值出现持续下降,则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贷款资产的状况。在中国经济放缓和信贷偏紧的情况下,中国房地产和煤炭行业的企业债务违约事件正在增加,而中国信达持有这两个行业中的巨额坏账。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达收购不良债务时所支付的价格。信达的惯常做法是以不良贷款面值的30%至40%进行收购,这一价格应能提供足够缓冲。但投资者对这些资产知之甚少。对于那些靠已关闭煤矿或无人居住的“鬼城”房产提供抵押的债务来说,其价值甚至可能更低。如同中国的金融体系一样,从很多方面看信达就像一个黑匣子,投资者并不了解其中内幕。

与此同时,中国信达的业绩表现正在下滑。该公司去年资产回报率从3.4%降至2.9%,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下降。尽管杠杆率上升,但股东权益回报率却从15.8%降至13.8%。

由于业务涉及重组、资产管理和经纪多个领域,信达的定位问题仍有待商榷。信达今年的预估市净率为1.4倍,略低于中资券商的平均水平。但鉴于其和中国银行体系的密切关系,有一种看法认为其股价应该接近中资商业银行的水平,甚至连市净率也应该接近。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信达本应擅长的资产追回可能比预期的更加困难。投资者应做好准备,中国信达的投资溢价可能会有所下降。

AARON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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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马来西亚互不信任掣肘失联客机调查

悉调查情况的人士称,美国和马来西亚空中事故调查人员之间的互不信任妨碍了一项针对三周前失踪客机的跨国调查,目前还没有发现清晰的线索证明谁或者什么因素应当为客机的失踪负责。

搜寻船只争先恐后地试图证实在最新划定的搜寻区域目击到的物体就是失踪飞机的残骸,美国和马来西亚均表示两国之间的合作顺利。但熟悉两国行动的人士称,两国之间的合作并非一直顺利。

据几位知情人士透露,美方调查人员称,马来西亚方面没有向他们提供完整的信息,美方一些调查人员因此向华盛顿总部抱怨他们感觉自己被排挤了。与此同时,马方调查人员对于信息泄露问题非常警觉,他们认为美国方面泄露信息的情况越来越多。

现在马航370航班的黑匣子电池寿命只剩下一周多一点的时间。搜救人员已前往新的搜寻区域进行搜索,此前有五架飞机在那里发现了疑似失联客机的残骸。虽然调查人员根据卫星数据确信失联的波音777坠入了印度洋,但一桩针对该航班失踪的刑事调查却线索寥寥。两周前马来西亚政府宣布他们怀疑马航370航班因蓄意行为失联。

一位获悉调查情况的美国官员称,针对飞机如何以及为何失联展开的两项调查主要由马来西亚警方和航空安全部门的官员负责,目前在吉隆坡的美方调查人员确信美方只从马来西亚方面获得了一些零散的信息,而不是全面信息。这位官员还说,在现场的美国调查人员正在审核所有已获得的信息,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在马来西亚,政府对媒体管制严格,所以信息泄露的情况并不常见。相比之下,马来西亚的一些调查人员认为,美国方面屡屡发生信息泄露,特别是在失联客机于3月8日失踪后的头几天里。

上周,马来西亚将最重要的物证——马航370航班的机长扎哈里(Zaharie Ahmad Shah)在家中的飞行模拟器和电脑,交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简称FBI)进行分析。但还没等FBI分析完成、马来西亚政府宣布相关分析结果,就有一连串的美国媒体报道披露FBI没有发现能够解释飞机失踪原因的任何线索。

纪念墙:随MH370消失的人们
一位熟悉马来西亚调查情况的人士称,华盛顿似乎是信息泄露的源头,这破坏了两国间的信任。不过该知情人士称,美国调查人员所充当的角色带来的担忧并没有严重妨碍调查。我们能说服那么多人来参与调查,这已经出乎我们的意料了。

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一次美国航空部门官员基本上绕开了美国驻吉隆坡使馆,在使馆外与马来西亚官员进行了会面,而不是采用以往常见的做法,派调查人员驻马来西亚办公室,与当地调查人员一起工作。美国调查团队包括了一批来自美国联邦航空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简称FAA)和美国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简称NTSB)的调查人员。

对于两国之间的合作程度,美国驻马来西亚使馆不予置评。

马来西亚召集了一支广泛的跨国搜救力量,在印度洋搜寻失联波音777飞机的残骸,在此过程中马来西亚移交了一部分指导搜寻工作的权力,马来西亚当局对此引以为傲。该国政府已多次向外界寻求帮助,希望国际力量协助其确定飞机位置并最终试图找到失踪飞机残骸。从卫星图像、搜救飞机到专用水下搜救设备,马方向外界寻求了一切搜救力量。失踪的马航客机上载有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沙慕丁•侯赛因(Hishammuddin Hussein)周五对记者表示,在刑事调查方面,马拉西亚警方正在与国际机构进行密切合作。

然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关注飞机性能和系统的FAA的调查人员和波音公司(Boeing Co.)表达了对协调不力和信息流不畅通问题的担忧。

两位知情人士称,波音在没有马方调查人员全面参与的情况下用计算机模拟了失联客机飞行的最后阶段,这也凸显出了两国在调查中的紧张关系。这些所谓的“工程模拟”(engineering simulations)试图展示假定飞机燃料耗尽之前和之后的移动情况。这两位知情人表示,这种工作通常需要整个调查工作的领导者在场,这样才可以更紧密地协调进行。

波音周五再次强调,该公司将继续担当NTSB的技术顾问。

FAA发言人表示,多年来,FAA和马来西亚民航总局(Malaysian Directorate General of Civil Aviation)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此次调查中也继续保持着这种关系。

知情人士称,当前美国和马来西亚调查人员之间的紧张气氛在三周前就已经初见端倪了。3月8日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370航班从民用雷达上消失后不久,双方的合作就开始出现问题。

美国政府官员和其他人士透露,波音从一开始就对马来西亚当局在大约三小时后(比一般情况下晚了许多)才通知公司代表客机失联消息的做法感到不悦。

一位了解波音看法的知情人士称,波音的团队仍相当沮丧,他们并不信任调查过程。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Najib Razak)周一黯然宣布,370航班“坠入了南印度洋”。在马方宣布这一消息之前,FAA和NTSB的官员在向纳吉布通报情况方面并没有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飞机坠海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卫星公司Inmarsat PLC和英国空难事故调查署(UK Air Accidents Investigation Branch, 简称AAIB)的分析结果。马来西亚官员和AAIB官员在安全事务上有长期合作关系。

一位熟悉马来西亚航空营运情况的知情人士表示,马来西亚与AAIB的联系比它与NTSB的联系要密切得多,马来西亚觉得与AAIB合作更安心一些。

NTSB发言人南特尔(Kelly Nantel)称,美方和马方调查人员之间不存在摩擦,所有人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马来西亚当局称,失踪飞机上所有乘客的背景调查已经由他们的原籍国家完成,没有发现疑犯。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和美国官员还表示,他们不排除造成飞机失踪的任何潜在原因,包括乘客人为造成的可能。

机上乘客来自14个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没有对外披露它们是如何进行背景调查的,也没有披露它们是遵循怎样的标准排除了乘客的嫌疑。记者要求中国政府官员就政府如何对机上153名中国公民进行背景调查置评,但没有得到回应。马来西亚政府也没有提供相关细节,只表示,他们的背景调查集中在可能的恐怖主义、破坏活动、个人或心理问题方面。

印尼称,他们按照国际标准排除了机上7名印尼乘客的嫌疑,但没有透露这些标准是谁写给他们的。印尼警方发言人Agus Rikwanto说,“我们没有采用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是采用了国际上用于排查疑犯的标准,调查结果排除了他们的嫌疑。”

Andy Pasztor / Richard C. Padd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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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不会发生“雷曼式”危机?

汪涛

来一年,中国信托和理财产品将集中到期、经济增长应有所放缓,因此兑付危机或违约事件或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然而,我们认为中国发生“雷曼式”的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概率仍然较低。

今年GDP增速目标维持在7.5%、M2增速目标维持在13%,在这种背景下,决策层不太可能大幅放缓信贷增速,因此我们预计全年总体信贷将增长16%左右。不过,由于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影子信贷违约事件增加,且决策层试图放慢杠杆增加的步伐,流动性和信贷的波动可能会较高,这仍将是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但即便一系列的违约事件严重打击了投资者对影子银行体系的信心、导致这些市场上流动性紧缩(虽然这并非我们的基准预测),我们认为也不会出现类似美国2008年时发生的金融体系崩溃,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市场规模。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的非银行信贷金融中介(即“影子银行”)系统相对整个金融体系的规模要小得多。我们估算2013年年末时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总规模大约为30-40万亿元,占GDP的50%-70%,而在2012年年末全球平均值为117%、美国为170%。后两组数来自于金融稳定委员会,其测算中国的占比仅为25%,远低于美国和全球的水平、但该口径比我们的测算窄。从影子银行信贷占信贷总额的比例来看,金融稳定委员会估算中国的比重尚不到1/4,而全球平均值和美国水平分别为34%和65%。即便在我们较宽的口径下,中国的比重仅为1/4─1/3。

当然,虽然中国影子银行市场规模的起点较低,但如果增速持续超出预期,低起点的优势便不复存在。2008年以来,中国的总体信贷增幅占GDP的比重达70%,而其中将近一半是影子银行信贷。中国影子银行扩张速度冠居全球,不过目前总体规模仍在可控范围内。

其次,中国影子银行系统的杠杆和证券化水平较低,同时没有引入盯市制度(mark-to-market)。中国的信托公司、企业债承销机构及其他影子银行参与者的杠杆水平通常不高、且几乎没有证券化,因此会限制违约事件对金融体系产生的影响。另外,这些产品的基础资产大多其实是贷款。如果违约事件引发影子银行信贷大幅收缩,中资银行可能会被迫将资产移回表内,但这些资产将主要是贷款,其结构远比美国的银行在金融危机时需要处理的MBS/ABS/CDO等资产简单,因此更容易修复金融中介功能。虽然银行届时可能仍会遭受很大损失,但它们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里将这些资产逐步记为不良贷款、而非一次性记为高额损失。另外,由于这些复杂的衍生品不面临盯市的压力,其违约事件的影响应该不会在金融系统内蔓延、放大。

第三个因素是国内流动性。推动中国国内信贷扩张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内、而非国外。目前中国与雷曼危机时美国银行系统的关键区别在于中国的信贷增长并不依赖资金批发市场上的融资。中国银行系统的贷存比平均为70%左右(大型银行更低),即便将表外存贷款计算在内也仍低于100%。中国储蓄率较高,但金融市场尚在发展中,且资本账户仍受管制,这意味着多数家庭和企业的储蓄仍存放在银行存款中──一旦投资者对影子银行市场失去信心,资金将回流为银行存款。

过去一两年,我们注意到小型银行开始依赖银行间市场上的批发融资即同业拆借(某些上市中小银行甚至高达25-30%的资金都来源于同业拆借)。不过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角度来看,“系统性重要”的银行没有过度依赖银行间市场融资更为关键。

最后,中国银行的国有成分依然较高,必要时政府可以动用财政资金救助银行。这同时意味着大多数违约更可能通过长期谈判和缓慢重组来化解,而不会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迅速波及经济体系其它部门。与许多新兴经济体相反,中国有大规模的经常账户顺差和外汇储备,且资本账户基本封闭──在这种背景下,违约事件给中国金融系统和汇率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当比较有限。

简而言之,中国短期内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即便一系类违约事件确实引发了信贷紧缩,决策层也应有足够能力确保事态不会升级成系统性危机。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财政实力雄厚、国内资金充裕以及银行的国有背景,还因为中国目前面临的信用违约事件与美国银行体系在几年前的情况存在本质差别。因此,哪怕中国发生信贷紧缩(虽然这并非我们的基准预测),也应不会严重到雷曼危机那样的程度。

本文作者汪涛是瑞银证券首席特约经济学家。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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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不存在私利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五表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不存在私利。西方国家希望中国对俄罗斯持更加批评的态度,而习近平的表态打破了这一憧憬。

习近平在德国柏林表示,中国无意干涉别国内政。柏林是习近平此次欧洲之行的倒数第二站,这也是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首次出访柏林。

习近平在和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危机有关方面应当继续努力找寻政治和外交解决方案。他还表示,乌克兰局势的背景极其复杂。

由于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中国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拒绝选边站,呼吁各方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拒绝批评传统盟友俄罗斯。

德国长期以来一直鼓励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符合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形象。

虽然德国官员从未期望习近平呼应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明确谴责,但他们希望中国在乌克兰的经济利益,以及中国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立场会令北京向克里姆林宫微妙地施压。

熟悉筹备工作的消息人士称,由于期望较低,周五习近平和默克尔举行会谈时乌克兰问题不太可能成为主要议程。

上述人士表示,双方会谈将包括亚洲安全(包括朝鲜半岛局势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经济问题和人权问题。

两国签署了多项双边协议,其中包括两国央行签署协议,允许在法兰克福设立人民币清算和结算机制。

当天晚些时候在柏林Körber association发表演讲时习近平试图强调中国和平崛起的主张,他表示中国永远不会为了追求自身发展而推行以邻为壑的政策。

习近平又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维护本国主权”,并表示中国绝不会吞下破坏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苦果。

Harriet T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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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28, 2014

读报:外媒谈论中国“疑似陪都”保定

刘罡

前有关河北保定市被确立为中国“政治副中心”的说法甚嚣尘上,但有外媒说,这可能只是河北省自己的一厢情愿,北京网民更是反对保定给北京当副手。

香港《南华早报》3月28日的报道说,保定和廊坊这两座河北省的城市正在准备着自己被打造为北京的卫星城,虽然相关计划尚未得到中央政府的确认。河北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提出,保定市应该承接位于北京市的一些政府行政部门、医院、高等院校和研究院的分支机构 。报道说,中国《财经》杂志本月早些时候刊文称,保定将被设计成中国的“政治副中心”,虽然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否认有将保定做此政治定位的计划,但资金已经开始从四面八方流入保定,推动保定的房价以及保定上市企业的股价双双上涨。

报道说,不过国家级和河北省级的开发及城市规划部门都说,它们没有接到过要将任何目前位于北京的行政或事业机构迁往保定的命令。保定市发改委的一名工作人员说,我们正一步步地朝着那个目标努力,但我们还没有接到任何这方面的详细规划。报道援引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的话说,使保定成为中国“政治副中心”的计划将难以落实。他说,这个计划似乎只是河北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北京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资源, 没有哪个位于北京的机构愿意离开这座城市。

美国《国际财经时报》3月21日的报道说,保定是一座距北京两个半小时车程、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中国以外的人实际上没有听说过它,而这座城市在中国国内也主要以驴肉火烧闻名。但中国《财经》杂志却刊文说,保定可能很快会被建设成中国的“政治副中心”。报道说,虽然中国官员很快便出面否认这一说法的真实性,不过国有媒体《环球时报》表示,保定有充分理由承接北京市的一些功能。比如,保定位于河北省的中心,它到北京的距离与到天津的距离相等,并且正好位于北京到河北省会石家庄的半程点上。

报道说,虽然此前就有消息说一些政府拨款的教育和科研机构已经从北京搬迁到了保定,但一些政府机构将从北京搬迁到保定的说法还是头一次出现。报道说,鉴于北京的城市范围在继续扩展,它应该有理由借助一些“外部空间”来容纳自己的部分城市功能。但在中国的微博平台上,反对保定成为中国“政治副中心”的声音主要来自北京人。一位网民说,“这不是我心目中的中国梦”,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好的。

台湾《英文旺报》3月25日的报道说,乘高铁从北京到保定只需40分钟,保定2013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人民币2,680亿元,在河北省也仅排名第五,它在发达程度上更是远远落后于相邻的北京,迄今为止保定市尚无一座星巴克咖啡店。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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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中产到美国中产

傅芳

出生在物质匮乏的80年代。18岁之前,我生活在南方一个四线小县城,为了节省公交车费每天骑两个小时自行车去上学。和大多数家庭一样,我的家庭并不富裕,印象中和家人的唯一一次旅行是5岁和妈妈陪爸爸去北京出差。

18岁之后我去广州的一所高校上大学,同年父亲开始贷款办工厂。接下来的四年大学生涯,我和周围人的生活都开始加速发展。一夜之间我发现所有同学都有了手机。然后大部分人开始计划出国留学。大三那年,我用在交易会做翻译的收入买了人生第一张机票,从广州飞往三亚陪父母度假。

2005年刚毕业的我赶上了经济繁荣的好时代,和其他同学一样,我顺利找到了外资企业的工作,开始了职业生涯。不久我搬到了广州滨江东路。在望江公寓的阳台上,我环顾四周,发现我和这个时代开始“突然中产”了。

渐渐地我开始习惯自己的生活。我习惯出差满世界飞行,习惯去异国情调的餐馆,习惯频繁光顾美发屋按摩馆,习惯在酒吧喝洋酒,去普吉岛度假,习惯半夜三点下楼去7-11买宵夜。这个时候,父亲已经在家乡的省会城市买了江景房和车位,换了第二辆车,工厂也做得有声有色。

圈子里的朋友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因为养狗的关系,每天晚上我都和附近有狗的朋友们在江边聚着遛狗,他们当中有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医院的主任医师,职业包租婆,神秘的“二奶”,领事馆工作的老外,还有退休的船长。大家的话题很多都是关于房产和股票的,随着房价的连续上涨以及股市的牛气冲天,似乎日子也越来越好过了。

三年前,我28岁,作为“大龄剩女”,在父母的支持下我也有了人生的第一套房。

在大家看来,我的生活是中国成千上万小康家庭出生受过良好教育的80后的缩写。用我妈的话说,房子也买了,可以安定下来找个人结婚生子过生活了。可是这个时候我突然决定要去美国念法学硕士了。父母无法理解为什么我非要舍弃生活中的一切安逸去到另一个地方从头再来。

初到美国的生活并不容易,刚在学校附近租好公寓安定下来的时候,对着一屋子的二手家具,我突然很想念国内的中产生活。我搞不懂不久之前我还在属于我的房子里过着煮咖啡看小众电影的小资生活,这一秒钟我却在美国郊区住着比我外婆年龄还悠久的老公寓,自己动手组装一个网购的沙发床。

如今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年,现在是佛蒙特州政府的公务员,突然又成了美国中产阶级中的一员。我想在美国做中产的最大好处是可以享受新鲜空气,蓝天白云,安全的食品,以及简单的人际关系。对于热爱运动的人,这里更是天堂,滑雪,登山,攀岩,划船,冲浪,瑜伽,慢跑,自行车,到处都是运动场地和美丽风景。

我享受在寒冷冬日去巴哈马或者墨西哥的热带海滩参加瑜伽修行,在结束一天繁忙工作后在自家院子里采摘新鲜红莓和鲜花,以及周末和朋友邻居开个烧烤聚会,自弹自唱,分享生活。

在这里我比较不适应的是昂贵的人工。我请不起清洁工做卫生,也打不起出租车,更不喜欢收到的修剪草坪的账单。我发现我周围的法学院毕业的朋友都有不同程度的学生贷款,其中有一些甚至是负债累累。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跻身中产阶级,下馆子,旅行,追求梦想。

相比而言,我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更累,虽然有房有车可是同时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负担,接受更多的加班和应酬,辛苦地向周围人证明自己的成功。美国的中产阶级则比较不累,他们更热衷于超前消费,也会为了闲暇时间而拒绝加班。我想最理想的中产状态,当是在中国热闹繁华个大半年,再来美国享受好山好水,放空脑袋。等到在美国觉得寂寞了,又去中国在KTV里面狂吼一番。

本文作者现居美国,佛蒙特州公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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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暗示已准备好采取刺激措施

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称经济增长应“保持在合理区间”,再次暗示中国政府准备好采取刺激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进一步放缓局面。

今年年初中国经济数据表现疲软,已有经济学家对政府能否实现“7.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表示质疑。几家投资银行先后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摩根大通(J.P. Morgan)和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当前对中国今年GDP增长预测均为7.2%。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周三李克强在辽宁主持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并做重要讲话时称,中国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报道援引李克强的话说,不能忽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困难和风险。他表示,通过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等措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新华社的报道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李克强讲这番话前,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可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的措施。

本月早些时候,国务院承诺将推进已经获批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加快预算支出,并采取其他措施扩大内需。当中国政府认为经济开始变得疲弱时,通常会加快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审批。

本周早些时候,监管部门宣布,企业将获准发行优先股来筹资。优先股是介乎股票和债券之间的一种混合资本工具。中国央行还允许国内流动性放宽,银行间利率降至一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推出任何正式降息的举措。

Richard Silk
 本文涉及股票或公司
美国银行
英文名称:Bank of America Co.
总部地点:美国
上市地点:纽约证交所
股票代码:BAC
摩根大通公司
英文名称:JPMorgan Chase & Co.
总部地点:美国
上市地点:纽约证交所
股票代码:JPM
J.p. Morgan
总部地点:美国
Mercury Asset Management
总部地点:美国

Thursday, March 27, 2014

从山西交警坠亡看刑法的工具化

张庆方

3月21日,晋济高速岩后隧道3.1爆炸事故中最先赶赴现场的山西高速交警侯昱,在接受检方调查后从高架桥上坠亡。看到这一消息,相信任何一个和我一样深度参与过多起重大责任事故案件处理的法律人,都会明白中国的安全事故责任认定的荒诞。作为一名基层干警的侯昱,在他决定放弃生命之前,究竟受到了怎样的压力和对待?

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政府渎职

在我所接触到的案例中,重大责任事故几乎都是政府安全生产监督不到位、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不完善的结果。

比如,2007年8月17日,山东省新泰市因连降暴雨导致山洪暴发,加上市内柴汶河上游的东周和金斗两个水库突然泄洪,造成柴汶河水位暴涨,河岸决口,河水溃入附近山东华源矿业有限公司所属的煤矿矿井内,致使172名矿工因撤离不及遇难。此后,我接受委托担任了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华源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某某的辩护人,了解到了国内安全生产和责任追究方面的一些触目惊心的事实。

矿难发生之初,山东省方面对外一致的口径是:事故当天新泰市的降雨量为50年一遇,而柴汶河的堤防标准是20年一遇,导致河水水位超出了该河的防洪标准,并最终引发河岸决口,矿井被淹,因此是一起因严重自然灾害引发的事故灾难。

但是,山东省“8.17”事故救援专家组组长、山东省煤炭工业局副局长卜昌森于2007年9月底所作的事故分析报告中,却指出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气象预报不准;二是水库在汛期来临前没有腾出库容,在河岸垮塌时泄洪导致灾难雪上加霜;三是老百姓长期在河堤外非法挖沙,留下大面积沙坑,并造成了煤层露头;四是和华源煤矿相邻的小煤矿违法开采保护煤柱和煤层露头,破坏了两矿之间的隔水煤(岩)柱。

很显然,以上几点是各级政府部门不作为的结果,是企业无力改变或制止的。

事故调查是行政主导而非司法主导

根据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而国务院调查组也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各部门开展工作,调查组成员通常多数由地方官员担任。这就导致大部分重大责任事故的调查,都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有意掩盖或者减轻了主管部门的责任,而不合理地加重了企业以及其他经营者的责任。

事实上,国内近年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案件中,追究政府官员刑事责任的少之又少。比如,2005年造成171人死亡的黑龙江七台河矿难,虽然由当时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担任事故调查组组长,最高检察院也派员参与了调查,但在地方势力的运作下,这起被法院判决认定为“煤矿安全管理混乱、安全生产措施不落实、长期违章作业、事故隐患不能及时消除的必然结果”的恶性安全事故,最终也只是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了企业人员的刑事责任,而对事故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管理责任的黑龙江省煤炭、安监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竟无一人为此承担刑责。

在前述华源矿难的处理中,山东省也成立了由气象、水利、国土、煤炭、煤监等部门官员组成的调查组,而这些部门,恰恰又是对本次事故发生难辞其咎的部门。最终,山东省和泰安市没有一个政府官员为华源矿难承担刑事责任。

刑法工具化掩盖政府管理能力的不足

多年来,我对国外如何处理灾难事故一直怀有深厚的兴趣,很少能够看到发达国家出现类似中国的案例。事实上,越是制度健全、管理良好的法治国家,越能够宽容与技术创新和规模生产伴随而来的风险和灾难。相反,越是行政管理能力不足的国家,越需要借助于刑罚的威慑功能和平息民愤作用,去抵消政府在每一次重大安全事故之后面临的来自死者家属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

在中国,重大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查明真相,而是如何抓人,因为他们深知:查明真相必然殃及自身。只有迅速地出手抓人,才能成功转移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并为死难者家属的不满找到一个合适的发泄渠道。

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若是因为政府防汛不力造成决堤淹了附近煤矿,政府对企业唯一能做的只能是给予充分及时的补偿,但在中国,地方政府却是极力掩饰自己对事故发生的责任,并置基本事实于不顾,将事故责任完全推到其他人头上。他们之所以这么选择,除了官员也和普通人一样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官官相护的官场文化,以及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现实,使得他们有能力主导事故调查,并操纵司法,将本属于自己的责任转嫁,而组成事故调查组的上级领导和各方面专家,虽然对事故真相心知肚明,但在多数情况下也没有打破潜规则将真相一查到底的勇气。

一旦事故报告在地方政府和调查组的默契下出炉,并以国务院调查组的名义建议将相关责任人移送司法处理,在随后的司法审判中,地方法院没有对国务院调查组的调查结论进行实质司法审查的勇气,律师在法庭上无论举出多么充分的证据反驳,在中国的法治现状下可能都无济于事。

刑法工具化动摇法治的根基

2008年震惊全国的胶济铁路4.28事故中受到司法追究的济南铁路局副局长郭某某的家人曾希望我代理此案,2009年央视大火案第一被告人的家属也曾多次上门,希望我能担任辩护人,出于对这类案件辩护效果的不乐观,我都婉言谢绝。但是,这些案件,以及其他一些责任事故案件,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此类案件中刑法工具化的认识。

如前所述,重大责任事故都有着复杂的成因,这些案件若要严肃追究,该抓的人都是为数众多,在这种情况下,哪个该抓,何人该放,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由于事故调查的主导权在行政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法律的标准和逻辑在这个过程中就基本起不到作用,最终被不幸选中承担责任的,往往不是他们在事故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特色的权力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再以胶济铁路4.28事故为例,根据案卷提示的情况,无论是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后对“机车长交路”没有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还是限速令的跨局间送达失误,以及车站调度员与列车司机之间的联控不规范,如果要追究责任,则从铁道部到济南铁路局,需要为此锒铛入狱者大有人在,但是最终,经过铁道部和济南局领导的“努力”,被送上法庭的只有四名基层员工,以及济南铁路局副局长郭某某。而郭某某被选中,并不是因为他比其他领导对事故负有更重大或更直接的责任。

这种情况下家属们一般只能选择配合,抗争注定结果更坏,因为中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没有人有利用法律和整个体制叫板的资本。但是,也不能无条件地配合,作为家属,一定要争取领导的承诺,在己方接受组织安排,不检举其他人的前提下,能不能保证判缓?判缓后的生活怎么安排,能否通过给项目,给生意补偿?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就一定要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讲出更多有杀伤力的真相,迫使领导投入更多的资源去协调解决。

正是有中国特色的安全事故处理方式,让参与事故处理的各方:安监部门,地方政府,涉案企业,直接责任人,家属,律师,全成了生意场上讨价还价的商人。因为只有能够正确判断自己在这个复杂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打好手中每一张牌,才能在危机关头获得相对满意的处理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法治、正义、公平、执法效果,不是任何一方的考虑因素。

写到这里,不禁又想起了侯昱,作为一名普通的高速交警,也许他经过反复权衡,感觉自己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资本,而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又不能接受一种粗暴的处理方式,于是,他选择了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

如此血淋淋的现实,还不足以让我们警醒吗?

(本文作者张庆方供职于北京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文中所述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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