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罡
中
国的干支纪年60年一轮回，随着农历马年的到来，又迎来了一个甲午年。中国人对甲午有着惨痛记忆，120年前的那个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是中国命运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此役战败对中国的冲击，远超此前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此后中国的国运一路急转直下，直到半个世纪后抗日战争胜利才开始触底反弹。今年又逢甲午，且中国和日本这对“东亚双雄”又开始了剑拔弩张的紧张对立，面对这种历史巧合，一个人即使不是历史宿命论者，怕也忍不住想要将1894年的中国与当今的中国进行一番对比。然而，在1894年和2014年这两个甲午年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离我们更近的甲午，那就是1954年。经过60年的历史沉淀回首望去，我们不难从那一年找出一系列现在看来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显著影响的事件。
据新华社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记载：
1954年4月26日－7月21日，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和增设一些中央工作机构，各中央局相继撤销，所有分局也陆续改为省（区）委，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各省区市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建立中央秘书长会议，代中央处理日常工作，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
9月15日－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通过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0月7日 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11月9日国防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自1955年1月起开始实行。长期实行的供给制为军官薪金制所代替。
从1954年发生的上述事件可以看出，“大国地位”、“宪政”、“中央再集权”、新疆问题以及公职人员待遇等几个当前的社会热点，在那一年都有重要的相关事件发生或相关政策出台，而且这些事件和政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确实，无论是从1954年当时看，还是从时隔60年的今天看，1954年的中国似乎都站在了一个通向昌盛时代的入口处。
斯大林于1953年的去世，不仅促使拖了三年的朝鲜战争得以达成停战协定，使中国在从战争泥潭中脱身的同时终于可以安享这场战争给中国的国际地位带来的提振，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用再担心它因这场战争而大幅飙高的民众支持度会由于战事失利而跌落。
毛泽东也抓住斯大林去世、苏联领导层一时间陷入最高权力真空的有利时机，拿掉了深获斯大林赏识的“东北王”高岗，并以此为契机撤销大区一级的党政机构，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各省区市党的工作，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脱颍而出，为他日后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打下了基础。
1954年，还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5月－1957年）开始后的第一个完整年份。这个五年计划期虽然在1956年时出现了全局性冒进现象，在1957年时发生了大规模“反右”运动，但整体看来仍是中国历次五年计划中实施最成功的一次，而1954年中规中矩又可圈可点的经济表现无疑为一五计划的总体评分贡献了相当重要的一笔。
然而，就在1954年顺利开局后不久，中国的历史轨迹开始出现偏差，此后历经“反右”、大跃进与十年“文革”，中国离昌盛局面越来越远，走过了一条长长的历史弯路。无独有偶，1894年战胜清王朝而一举跃升亚洲最强国的日本，在那以后的国家发展也渐渐走上军国主义歧途，以至于到二战后亚洲的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赢得国家独立时，日本这个曾经是亚洲绝无仅有的主权独立国家却落入了被占领国的命运。
现在回过头去看，在1894年和1954年这两个分别标志着日本和中国开始步入国运昌盛期的甲午年，两国却都分别走入了过度自我膨胀期，越来越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也越来越无法看清别的国家和时代大背景，最终只能喝下自酿的苦酒。拿日本来说，它之所以能在甲午战争中一举打败自己上千年都无法击败的中国，归根到底靠的是它在学习、消化西方先进科技方面领先于中国；对中国而言，志愿军之所以能在朝鲜战场上抵挡住美国军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鲜战争后期中国军队在苏联的帮助下武器装备、空战能力以及后勤保障都有质的提高，难以想象志愿军以刚刚入朝参战时的装备和后勤能够在第五次战役失利后阻止住美军的强大反攻。
但日中两国在总结自己由弱转强的原因时，却都有意无意地选择淡化时代大背景的影响，而越来越强调精神因素对自身成功所起的促进作用。1894年甲午战争得手后，日本开始日益强调武士道精神对日本军事实力的推动作用，并将缺乏武士道精神作为美国的一大软肋。但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1922年时就预言说，在现代战争中，武士道精神毫无用处，如果美日两国交战，哪怕历时10年，最终必然是日本败北。20多年后的二战结局证实了罗素的先见之明。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表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日益拔高，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中也越来越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以至于后来竟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唐提法。
由此看来，不注重总结成功经验固然不行，但如果错误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却有可能使国家的发展误入歧途，而一个国家当它似乎一只脚已经迈入辉煌时代的大门口时，也恰恰是它最容易因错误总结历史经验而走上歧途的时候。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也就是说，治国理政必须时时刻刻秉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而人当胜利在望时往往容易丧失谨慎，过度自我膨胀，日中两国在上两个甲午年的经历生动诠释了这一点。
在2014这个新的甲午年来临之际，中日两国似乎都有理由认为自己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成功的大门。中国经过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领导层似乎已经看准了未来的成功之路，自信心溢于言表；而“安倍经济学”的发力，也使日本看到了摆脱20多年经济低迷局面的曙光，更为日本领导人推动日本通过修宪而成为“正常国家”平添了底气。
在这种时候，政治家尤其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经验”蒙蔽了双眼。拿中日关系来说，近现代史上，日本因甲午战争打败中国而开始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在二战日本投降后跻身世界五大国之列，国运开始否极泰来，如果简单、机械地总结历史，很有可能会得出中日两国一山难容二虎、一国的崛起必然要以另一国的衰落为代价的结论。
然而古希腊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历史的发展进程决不可能只是简单的重复，大国争霸游戏也不可能总按同一脚本上演。在中日两国正被强大的历史认知惯性拖入一场仍按19世纪、20世纪习惯出牌的大国竞争游戏的当下，说不定大国角力的舞台和规则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印度裔人士近年来在美国金融、科技等行业的显著崛起或许就具有某种风向标意义。也许60年后再回首看今天，中日两国的人士又会像我们现在看1894年和1954年那样，不由得要发出一声替前人惋惜的慨叹。
对时下的中国人来说，了解上一个甲午年中国在干什么固然有必要，但想一想那个甲午年中国本应该干却最终没能干成的事，或许更有意义。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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