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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不会听取别人给的建议，一个原因是这些建议带着这样的潜台词：“你怎么不早这么做，真是个白痴。”
Joe Queenan
几
周前，我很喜欢的一个邻居过来喝咖啡。看着我收藏的大量唱片和光碟占据了客厅的很大空间，他建议我把所有的CD曲目都载入服务器，把杂物清理出来。他还说我应该把所有的黑胶唱片转换成MP3文件，每个房间安装无线音箱。我跟他说谢谢，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但我是绝不会那样做的。
我太太总是告诉我，瑜伽会有助于缓解我下背的疼痛。她说的应该没错。瑜伽可能会对我后背的酸痛有巨大的缓解作用。但我绝不会去上瑜伽课。
有人说，到了我这个年纪，就应该多了解年金保险的知识。以后我无法应对股市的动荡。他们可能是了解一些本质性的东西。稳定的收入流比全是不稳定股票的投资组合靠谱得多。但我绝不会购买年金保险。
邻居对我的唱片收藏发表那番言论后，我开始回想上一次接受别人建议是什么时候，但是想不起来，肯定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也许是我小时候在路边搭车的时候，一个卡车司机告诉我不要再搭车。那是在晚上，来自卡车司机的建议。
大多数情况下我只记得自己忽略过的建议。比如不要放弃某份好工作，不要放弃另外一份好工作。总之就是不要放弃好工作。还有不要给右翼刊物写东西，会害了自己。这些建议我都没听，建议的本质让我对其避而远之。
费城心理医生艾伦·戈德堡(Alan Goldberg)在一个摇滚乐队担任吉他手，这个乐队43年来一直谨慎地处于沉寂状态，直到最近才被我们发现。戈德堡这样说道：“当有人说：‘你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潜台词是‘你怎么不早这么做，真是个白痴’，没人会在这种情形下听取建议。”
很多人宁愿被当作是白痴，也不愿意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如果有人建议你去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做一份高薪工作，而你真正想做的是在尤卡坦半岛(Yucatan)组织一场农民起义，那么他们的建议虽然是明智的，但却毫无用处。按照别人的想法取得的成功是失败。
美国对建议上瘾。美国人真心认为总有一个人知道怎么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可能是奥普拉(Oprah)，可能是菲尔博士(Dr. Phil)，可能是奥巴马(Barack Obama)，可能是艾茵·兰德(Ayn Rand)。报纸、杂志和电视充斥著有关健康、理财、育儿和节食的建议。不要抽烟，不要在高速上发短信，10年内不要让你正处青春期的儿子弗拉德(Vlad)自己待在房间里。每天锻炼30分钟，永远不要从穿着鸵鸟皮鞋的家伙手里买股票。
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过得 惨不堪、倾家荡产、拖着肥胖的身躯染上烟瘾、拥有可怕的没文化的孩子？忠告和建议有的是啊。
互联网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几乎任何话题都能立即找到有用的建议。（当然还有免费色情片。）互联网早期的传教士们宣称，如果掌握了正确的信息，人们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然而事情并未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大家依然抽烟，依然在开车的时候发短信，依然给共和党投票。
杂志界一位资深人士问道：“如果节食书有用，为什么每年还会有八本新节食书出来？”有人曾经告诉他，看健身杂志的人50%都从没有锻炼过。买一本健身杂志就像买一套锻炼装备：是朝正确方向前进的一个步骤。寻找建议基本上就是这样：是朝正确方向前进的一步。不幸的是，事实正好和人们遵循建议行事的方向背道而驰。
这里是“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在起作用：我会询问你的建议，我会继续询问你的建议，直到最后你告诉我，那件我原本就已经决定要做的愚蠢的、可能会适得其反的事表明我拥有所罗门(Solomon)的智慧。请告诉我龙舌兰酒喝得越多就会成为越好的诗人。请告诉我常去黑帮出没的酒吧是个好主意。请告诉我，总的来说，退休后去波哥大对我来说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寻求建议是一种表达心声的形式，只不过没有思索过程而已。
建议的形式多种多样。典型的是不存在的第三方的建议，一个人假装自己在为一个不明身份的朋友寻求建议。
这个人会说：“我有个朋友，每年夏天都会喝醉酒弄坏快艇。他想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不好意思寻求建议。你有什么办法吗？”
还有波洛尼厄斯(Polonius)式的建议（“给聪明人的忠告”，“听听了解内幕者的建议”，“小姐，记住我的话”），替代式忠告（“如果我是你的话”），追溯式建议（“如果你早问我的话，我会告诉你比特犬和西施犬是不一样的”），还有完全模棱两可的建议（“带你的孩子去马尔代夫和鲨鱼一起游泳——我才不在乎”）。幸灾乐祸的建议会夹杂在不成熟的医疗建议里，比如“你考虑过隆鼻吗？”，还有“如果我是你，我会尝试抽脂——不过再次声明，我并不是体重200磅的胖子”。
有多少人会听取建议？我在朋友中做了调查，问他们是否曾听取建议、寻求过建议以及给过建议。我还问他们上次听取别人的建议是什么时候。没人能够立马给出答案。大多数人说他们讨厌别人向他们寻求建议，因为如果接受某份工作或者跟某个有反社会人格的人结婚的决定最后搞砸了，他们就会受到责怪。至于上次接受建议是什么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说：“这个问题我得想想。”大多数人现在还在想。
由于我养了两个不惹事生非的孩子，拥有一辆会跑的车子，别人经常向我征求建议。经常会有人跟我说：“你好像懂得这里边的门道”，我的确懂；或者“现在你是个深谙世事的人了”，我的确是。正因如此，我不断地给那些不谙世事、不懂门道的人提供建议。不过他们很少会听取我给出的建议。
这很可惜，因为多年来我所传授的智慧精华拥有高瞻远瞩的眼界，是受用不尽的经验，也是非常浅显易懂的道理。我告诉家长们只需带孩子参观一到两所大学，而不是15所，因为大量的选择会使神经混乱。他们说这是个好办法，然后他们去参观了15所学校。
我告诉人们，有邻居闹事时要马上报警，这样当他们最后打死你家的狗或者划伤你的悍马车(Hummer)时，大量的书面记录就会证明邻居的恶行。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报警。我告诉人们不要让自己的女儿搬进那个社区那条街上的那栋楼，但他们第二天就签了租房合同。我告诉心情抑郁的退休人士不要看那部有关一个八旬老人最后使自己患老年痴呆的妻子窒息而死的法国电影，但一周后，他们告诉我：“哇，那部法国电影真是太压抑了！”
我告诉我具有鲁本斯(Rubenes)笔下人物体型的朋友，如果他们希望更像贾科梅蒂(Giacometti)创作的苗条人物，就应该不要再吃冰激淋了，结果他们还是疯狂地朝冰箱奔去。我告诉人们，如果他们希望自己不要总是发火，就不要再听广播体育谈话节目了。他们说：“没错，你说得对。那些家伙是白痴。”然后他们又回去听……体育谈话节目了。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建议都会有用。不对症下药的建议是毫无用处的，只会惹人讨厌。告诉背部有问题的人减肥根本就没用。这个他们知道，他们在哪儿看到过。告诉胖人不要再光顾Mrs. Fields曲奇饼店无异于告诉穷人不要再贫穷了。这并不是有关生活方式的决定，事情本身就是如此。
寻求自己不想遵循的建议是美国人悠久的传统。它是参加大型赛事前的强制锻炼：一种极其愚蠢的行为。它是为一个愚蠢、冲动的决定赋予智慧光辉的一种方式，搞得好像一个微小的想法变成了迎娶一个名叫卡拉狄加(Galactica)的女人或入侵俄国的决定。
在一个人突然决定做出一个改变人生轨迹、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结果的职业选择时，这样的机制也在起作用。你已经决定要做自我毁灭的事，但你想让自己感觉良好。所以你寻求过来人的看法，好让自己卸下良知的担子：游历甚广的立法议员，受人敬畏的村庄长老，睿智的指导顾问。一位建议你去读法学院，一位建议你在布鲁克林开一家时尚酒馆，还有一位建议你换工作，通过再培训成为一名语言治疗师。
但是你已经决定接受南非德兰士瓦(Transvaal)一家妓院的夜班经理工作，所以这些人给你的建议你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如同市政建设工程的密封投标：你已经知道你会把合约给黑手党，但你为了面子上好看还是招揽了其他的一些投标。
人类大脑有着压抑痛苦回忆的非凡能力，否则没有人能继续生活下去。想想切尔诺贝利(Chernobyl)，卡特政府，还有约翰·泰什(John Tesh)在红石剧场(Red Rocks)的演奏会。
随着自己慢慢探悉灵魂深处，我最终发现了一个自己确实接受了的建议：让我的两个孩子都晚上了一年幼儿园，让他们“享受时间的礼物”。两个孩子一直没有原谅我们。他们来看我们的时候，我晚上还是会把卧室的门闩上，等着他们来撕碎我们的喉咙。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抱怨。让他们晚上学，在关键的年纪把他们和同龄人分开，是给白痴抹黑的白痴建议。难怪我怎么也想不起上次听取别人的建议是什么时候。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知道，除非是来自麦肯锡(McKinsey)或者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良言，大多数随便给出的建议都没用。比如有人戳了戳你的胸膛说：“给聪明人一个建议”。这句话根本就说不通。如果你已经很聪明了，为什么还需要别人的建议呢？应该说“来自聪明人的建议”。这就是问题所在。建议从来都不是来自聪明人，而是来自白痴。
一个社会学家朋友表示，很多人寻求建议是因为“这是让自己留在社交圈、让自己听别人讲话的唯一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寻求建议虽然是徒劳的，但却是能起到维系情感作用的一种社交活动，就像参加某个苏格兰乡村舞俱乐部。
我的女儿布里奇特(Bridget)正在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攻读博士学位。她说：“你得在更大的社会语境下看待寻求建议的行为。寻求建议是一种和其他人交往、和其他人互动的方式，同时还能推迟一个艰难的决定。不过它同时也是一种传播责任的方式，这样如果事情没成，就有人能分担责任了。”
这是一篇名为《听取建议：接受帮助，增强判断力，分享责任》(Taking Advice: Accepting Help, Improving Judgment and Sharing Responsibility)的论文得出的结论。该论文由奈杰尔·哈维(Nigel Harvey)和伊兰·费希尔(Ilan Fischer)撰写，于1997年发表在《组织行为和人类决策过程》(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s Processes)杂志上。他们发现，决定越重要，人们就越有可能会寻求建议，从而把责任分散出去。比如，如果你执意想把世界上最繁忙大桥上的几条车道关闭几天，目的只是为了报复一个政治对手，那么你应该提前试探一下几位同事的想法。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基本接受你的决定，或者会告诉你“我觉得这个主意不太好”。
好建议被接受以后不一定会永远得到珍视。如果你给了某个人一个改变其人生的绝妙建议——比如说服他们不再和伊拉克坦克指挥官谈恋爱——他们迟早会回来惩罚你的。如果你让某个人辞职、卖避孕套、写书、拍电影、甩掉女友，或者七美元买苹果产品，而且结果证明你给出的建议是正确的，你的朋友总有一天不光会否认你给过他建议，还会散布谣言，说你给的是恰恰相反的建议，因为你是个嫉妒心强的大蠢蛋。迟早有一天，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靠自己奋斗取得成功的人。
我并不是一个靠自己奋斗取得成功的人。33年前，我写轻松讽刺小说破产时，《堪萨斯季刊》(Kansas Quarterly)的一个编辑告诉我不要再给《堪萨斯季刊》这样的文学杂志投稿了，因为我写的东西华而不实，而且太商业了，他们不喜欢。这个编辑劝我找主流媒体出版。我照做了。或许我早就那样做了，但我仍然把这个编辑的字条当作改变我一生的建议。这个编辑并没有署名，我也懒得去搞清楚他／她到底是谁。换句话说，我听取了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主动给我的、而且并不十分讨好的建议，而且这个建议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甚至从没想过要感谢他们。
容我解释一下，那张字条是一张退稿附条。
（本文作者Joe Queenan为《华尔街日报》专栏“Moving Targets”撰写文章。他的最新著作One for The Books已于去年10月由企鹅出版社(Penguin)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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