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在
清末最后几年，各地民变风起云涌，此伏彼起，渐趋燎原之势，但清廷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并不觉得可怕，因为有军队在。直至湖北新军武昌发难，湖南、陕西、江西等地新军群起响应，宣布独立，摄政王载沣依然不觉得就是末日，因为中央军还在。
但是，等到中央军──北洋六镇一部滦州兵谏，摄政王载沣终于意识到大难临头，来日无多，匆忙中连发三道上谕：
第一，解除党禁，开放政治；第二，撤销“皇族内阁”；第三，“下诏罪己”，历数三年来“用人无方，施治寡术”等政治失误。
实事求是说，慈禧太后、光绪帝在生命最后时刻选择溥仪接班是一个无奈之举，因此才有载沣、隆裕太后新的叔嫂组合，希望他们在溥仪未成年时控制住局面，即便没有起色，至少不要惹出什么乱子。
载沣是光绪帝的弟弟，根正苗红，是清两百年历史中第一位出过洋的王爷，年龄不大，但经多识广，具有一定国际视野，举止得体，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只要坚守慈禧太后、光绪帝既定路线往前走，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他这个摄政王就会向清初摄政王多尔衮那样，将大清带上一个新阶段：清初摄政王开创了大清的历史，他这个摄政王如果将大清带至一个君宪的阶段，其历史功绩当然可以与多尔衮媲美。
无奈，载沣的心胸、知识、抱负、胸怀，都不足以支撑他的事业，他在接手后，实际上在悄悄改变慈禧太后、光绪帝给定的路线。
上台伊始，还在国家蒙受两宫大丧的时候，摄政王就顺手牵羊，调整了核心领导层，将最能干的内外大臣袁世凯、端方、岑春煊等相继开缺。不管这些大臣有怎样的问题，摄政王迅即对前朝老臣痛下杀手，即便赢得了强硬、果敢的喝彩，实际上还是得不偿失。正直的人都会觉得摄政王心胸狭隘，容不得人，严修就是一个典型，他在袁世凯被以“足疾”这样荒唐的理由开缺后大胆上书，希望摄政王收回成命，重用袁世凯。当他发现自己的建言根本不被摄政王理睬时，也就毫无眷恋退出政治。
摄政王处置袁世凯巧妙利用了十年来“告密”、“背叛”的传言，他自己心里当然知道并非如此，他真正的担心是袁世凯太能干了。因为能干，所以就不让他干。这就是摄政王的用人逻辑。
能干的袁世凯、端方、岑春煊都被找个理由放假回家了，摄政王随心所欲建构自己的“熟人政治”，将先前还不那么太显眼的一批太子党冠冕堂皇推到了前台。他的两个二十几岁的弟弟载洵、载涛分任海军大臣、军咨府大臣，至于他个人，则代替他儿子出任“大清帝国统帅陆海军大元帅”。他们兄弟三人占据了大清军事力量最重要的位置，他以为这就是大权独揽，就是政治上的保证。殊不知，等到大难来临时，他们兄弟三个都没有勇气一拼到底。
摄政王重用私人，激活了一个极受诟病的太子党，他的真实用意好像也并不是要将这些人捆绑在一起抱团取暖应对困难，因为同属太子党的也并不都被摄政王重用，比如满洲人比较能干的铁良、溥伟、溥伦、良弼、载泽等，但凡有点能力的人，摄政王都会担心权力旁落，提前防范。铁良被弄到南京当江宁将军，溥伟在禁烟大臣位置上久居不迁，溥伦放到无足轻重的资政院，良弼很长时间只负责禁卫军第一协。至于载泽，原本是第一届内阁比较理想的首辅。作为出洋考察宪政归来最早建议立宪的大臣，载泽如成为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一定会将预备立宪有序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被摄政王闲置的这几个太子党，就是后来宗社党的骨干，他们一直坚守君主立宪立场，即便到了民国很长时间依然如此，令人敬佩。
或许是摄政王自认能力太弱，不敢重用强者，因而他在将强者闲置的同时，通过权力重组构建自己的威权。
1908年12月25日，摄政王接班仅40天，他就下令组建一个“自主统辖调遣”的“禁卫军”，借此将军权统一到自己手里。
半年后，摄政王宣布成立军咨府，以军咨府统筹协调帝国全部安全事务，军咨府成了参谋本部，是最高军事决策秘密机关，他的弟弟载涛出任军咨大臣，代替他打理军咨府日常事务。
真正拥有权力的人不需要虚假的名分，只有并不能拥有实际权力的人方才期待将所有权力都拢在手里。慈禧太后从来不会在意让谁去管军队，因为只要她发话，好像还没有哪一个敢违抗。摄政王虚张声势聚集权力，其实只是给外人看的，真正的内行并不在乎谁是统帅，谁是大臣。他们只认自己的顶头上司，或者患难与共的兄弟。摄政王不管不顾地集权，适得其反，武昌起义前后军队的动向就是最好的证明。
摄政王三年来的失误不仅在用人行政，另外一个重大失误是对言论的打击。帝国体制下言论自由原本就非常有限，体制内的监督不外乎言官不顾个人安危与权臣、贪腐不懈争斗。在正常状态，帝国最高统治者乐观言官、媒体等对贪腐现象的监督，在官官相护，不让好人蒙冤的同时，一定会鼓励言官，鼓励媒体。但是，摄政王却不这样认为，他在那几年最大限度缩小言论空间，将言官的举报作为内部派系斗争的凭借。江春霖、赵炳麟、胡思敬等言官轮番弹劾庆亲王，摄政王如果保护庆亲王，也应该将这些弹劾内容弄个水落石出，还庆亲王一个清白。但摄政王并不这样做，他既不想除掉庆亲王，又不想让庆亲王那么清白，所以在那几年庆亲王等重臣的清誉荡然无存。摄政王自以为这样最好，以一丑遮百丑。庆亲王与张謇聊天时痛苦不已，让张謇觉得庆亲王并不像舆论说的那个样子。
按照慈禧太后、光绪帝批准的政治改革路线图，中国就是要通过九年积极预备，至1915年实现君主立宪。所谓君主立宪，就是君主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力，社会重心，或者说社会中坚，也就由传统社会士绅向资产阶级转移。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各省咨议局的立宪党人。他们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者，也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引领者，因而统治者在政治上就应该按照法律尊重立宪党人的权利。
然而，摄政王在两个问题上让立宪党人很伤心，这也是摄政王成为孤家寡人的直接原因。第一，摄政王不能在政治上尊重立宪党人的建议，在从速立宪应对外交危机时优柔寡断，迟疑不决。在立宪党人看来，还是放不下那点权力。
第二，在铁路干线国有化问题上，立宪党人并不反对干线国有，更不反对铁路干线统一施工、统一标准，他们反对的是朝廷在铁路国有或民有问题上出尔反尔，完全以朝廷利益为利益，根本不顾及资本的投入、盈利及损失。清廷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朝廷在执行这个政策时缺乏诚意，没有检讨自己的责任，更没有考虑到怎样补偿，怎样最大限度不让人民吃亏。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到了关键时刻集体抛弃摄政王的最直接原因。
摄政王是慈禧太后、光绪帝突然去世后非常时期的非常领导人。他原本可以有一番作为，引领中国往前走出一大步，开创一个新时代。但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辜负了慈禧太后，也辜负了他的哥哥，辜负了时代。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还是他的知识、训练，还有朋友、眼界。
历史抛弃了摄政王，历史继续往前走。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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