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从平壤极权政权的本质来看，作为“二号人物”的张成泽被清洗是个大概率事件，但是，张以如此方式被处决，却也是许多人未曾料到的，这反映出极权政治反复无常和极端残暴的一面。用让人自我恐惧的方式施行统治是所有极权国家惯常的手段，平壤公开处决张成泽就是要达到这一效果。
不论平壤以什么理由清除张成泽，它都说明在文明彰显的21世纪，人类社会还容忍这种极端反人类的政权存在，是世界各国的耻辱。各国政府，尤其围绕朝鲜进行博弈的大国，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平壤的挑战，而不是各怀鬼胎，相互拆台，以致使平壤能够在大国的猜疑中“游刃有余”。
在这之中，中国尤其负有特殊责任。这不仅是因为，朝鲜走到今日这步，中国多少要负一定的历史之责，也是因为，只有北京，还能对平壤的决策有些影响。尽管北京否认中朝存在战略盟友关系，但外界对这种战略盟友性质的解读，并按这种解读去制定对朝政策，实际上是平壤政权能够存活到现在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负有更大的道义责任。
其实，解决朝鲜问题，也是为中国自身考虑。北京带领中国日益迈向现代化，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而朝鲜还处于前现代时期，平壤的极权和专制，与北京追求的价值理念格格不入，两者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行进，愈来愈远。在这种历史趋势面前，如果北京还庇护这样一个政权，只会使自己道义亏损，成为外交包袱，有损崛起大国的信誉，尚且不说北京每年给予平壤的巨额援助。
从目前来看，北京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朝鲜问题，大致有两个办法：一是向平壤承诺，给予朝鲜安全保护；二是联合美韩，推翻平壤政权。这两个办法，都能使朝鲜走向统一和现代化。
将朝鲜保护起来，不是保护平壤的专制政权，而是要消除平壤的戒心，推进朝鲜的改革和开放，其最终目的也是促使两韩统一。金氏政权从金正日到金正恩，不是不想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使人民生活富裕起来，但是，在一个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中，平壤必须首先考虑政权的安危，这既是由专制政权的本质所决定，也是因为客观上确有此可能。美韩对和平演变乃至武力推翻平壤政权是一刻也未放松的，平壤推进改革开放将为和平演变朝鲜提供极好机会。而以朝鲜的封闭日久、极度贫困以及国力衰弱，是无法抵御外界“恶意”颠覆活动的。此乃平壤自我封闭和孤立的根源。因为只有封闭，政权才会有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平壤即使想改革开放，也会小心翼翼，走两步退一步的。
所以，要帮助和推进朝鲜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就必须打消平壤这种政权被倾覆的顾虑，惟有如此，平壤才可能狠下一条心打开国门，引入世界文明，像当年中国做的那样。这就需要北京对平壤的安全关切有一个明确说法，并承诺保护。北京应该和平壤签署安保协议，向世界明确宣告，北京将保护朝鲜，就像华盛顿保护日本一样。
如果北京给予平壤安全保护，平壤就必须弃核。对此平壤应该会同意的，因为它发展核武器的目的不外乎是以核武来保障政权安全。平壤目前的方针是经济建设和发展核武“并进”，但在朝鲜资源有限，国力弱小，积弱多时，且存在外部安危的情况下，它不可能真正做到并进，最后资源分配的结果，必定是核武和先军政治蚕食民生。从这个角度看，若中国给予其安全保护，让朝鲜能够一心一意发展经济，改革开放，平壤是会乐意接受这种安排的。此中的关键，就是要消除平壤的猜忌，因为专制政权本质上是不自信的，不相信任何人，何况，北京在和韩国建交时，曾绕过平壤，平壤认为自己被中国“出卖”。
假如平壤不愿接受北京的安全保护，一定执意发展核武，走这条“不归路”，那北京应该联手美韩，共同“成全”平壤。北京保护平壤，意在推进朝鲜的改革，这实际假定平壤愿意通过改革来改变自己的极权统治，给平壤以保护，抵挡外界的各种威胁，其实是给它时间，让它以一种虽然缓慢但平稳的方式过渡，最后使政权软着陆。平壤若不愿软着陆，就只能是硬着陆。硬着陆的结果，一定是平壤独裁政权的崩溃。但后果是朝鲜民众将为此而承受很大代价，因为平壤很可能拿民众作人质。对外界来说，平壤政权执意自杀，只能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不过，从朝鲜民众以及周边国家来说，软着陆的方式最好，虽然这样时间长一点。
所以，北京必须把厉害关系和自己的意图向平壤传达清楚。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如果囿于意识形态和不干涉内政的考虑，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不敢下决断，朝鲜问题拖得愈久，对中国损害将愈大。
（本文作者邓聿文系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朝
鲜最近发生的张成泽被清洗事件，提醒世界尤其是中国领导人需要开始思考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朝鲜问题了。从平壤极权政权的本质来看，作为“二号人物”的张成泽被清洗是个大概率事件，但是，张以如此方式被处决，却也是许多人未曾料到的，这反映出极权政治反复无常和极端残暴的一面。用让人自我恐惧的方式施行统治是所有极权国家惯常的手段，平壤公开处决张成泽就是要达到这一效果。
不论平壤以什么理由清除张成泽，它都说明在文明彰显的21世纪，人类社会还容忍这种极端反人类的政权存在，是世界各国的耻辱。各国政府，尤其围绕朝鲜进行博弈的大国，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平壤的挑战，而不是各怀鬼胎，相互拆台，以致使平壤能够在大国的猜疑中“游刃有余”。
在这之中，中国尤其负有特殊责任。这不仅是因为，朝鲜走到今日这步，中国多少要负一定的历史之责，也是因为，只有北京，还能对平壤的决策有些影响。尽管北京否认中朝存在战略盟友关系，但外界对这种战略盟友性质的解读，并按这种解读去制定对朝政策，实际上是平壤政权能够存活到现在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负有更大的道义责任。
其实，解决朝鲜问题，也是为中国自身考虑。北京带领中国日益迈向现代化，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而朝鲜还处于前现代时期，平壤的极权和专制，与北京追求的价值理念格格不入，两者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行进，愈来愈远。在这种历史趋势面前，如果北京还庇护这样一个政权，只会使自己道义亏损，成为外交包袱，有损崛起大国的信誉，尚且不说北京每年给予平壤的巨额援助。
从目前来看，北京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朝鲜问题，大致有两个办法：一是向平壤承诺，给予朝鲜安全保护；二是联合美韩，推翻平壤政权。这两个办法，都能使朝鲜走向统一和现代化。
将朝鲜保护起来，不是保护平壤的专制政权，而是要消除平壤的戒心，推进朝鲜的改革和开放，其最终目的也是促使两韩统一。金氏政权从金正日到金正恩，不是不想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使人民生活富裕起来，但是，在一个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中，平壤必须首先考虑政权的安危，这既是由专制政权的本质所决定，也是因为客观上确有此可能。美韩对和平演变乃至武力推翻平壤政权是一刻也未放松的，平壤推进改革开放将为和平演变朝鲜提供极好机会。而以朝鲜的封闭日久、极度贫困以及国力衰弱，是无法抵御外界“恶意”颠覆活动的。此乃平壤自我封闭和孤立的根源。因为只有封闭，政权才会有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平壤即使想改革开放，也会小心翼翼，走两步退一步的。
所以，要帮助和推进朝鲜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就必须打消平壤这种政权被倾覆的顾虑，惟有如此，平壤才可能狠下一条心打开国门，引入世界文明，像当年中国做的那样。这就需要北京对平壤的安全关切有一个明确说法，并承诺保护。北京应该和平壤签署安保协议，向世界明确宣告，北京将保护朝鲜，就像华盛顿保护日本一样。
如果北京给予平壤安全保护，平壤就必须弃核。对此平壤应该会同意的，因为它发展核武器的目的不外乎是以核武来保障政权安全。平壤目前的方针是经济建设和发展核武“并进”，但在朝鲜资源有限，国力弱小，积弱多时，且存在外部安危的情况下，它不可能真正做到并进，最后资源分配的结果，必定是核武和先军政治蚕食民生。从这个角度看，若中国给予其安全保护，让朝鲜能够一心一意发展经济，改革开放，平壤是会乐意接受这种安排的。此中的关键，就是要消除平壤的猜忌，因为专制政权本质上是不自信的，不相信任何人，何况，北京在和韩国建交时，曾绕过平壤，平壤认为自己被中国“出卖”。
假如平壤不愿接受北京的安全保护，一定执意发展核武，走这条“不归路”，那北京应该联手美韩，共同“成全”平壤。北京保护平壤，意在推进朝鲜的改革，这实际假定平壤愿意通过改革来改变自己的极权统治，给平壤以保护，抵挡外界的各种威胁，其实是给它时间，让它以一种虽然缓慢但平稳的方式过渡，最后使政权软着陆。平壤若不愿软着陆，就只能是硬着陆。硬着陆的结果，一定是平壤独裁政权的崩溃。但后果是朝鲜民众将为此而承受很大代价，因为平壤很可能拿民众作人质。对外界来说，平壤政权执意自杀，只能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不过，从朝鲜民众以及周边国家来说，软着陆的方式最好，虽然这样时间长一点。
所以，北京必须把厉害关系和自己的意图向平壤传达清楚。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如果囿于意识形态和不干涉内政的考虑，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不敢下决断，朝鲜问题拖得愈久，对中国损害将愈大。
（本文作者邓聿文系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