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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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和朋友们在饭桌上谈的热门话题是中国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管敏鑫教授被浙江大学非正常解除该校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职务的新闻。中国青年报对此事有过两篇详尽的报道，故事的梗概基本上是这样的：管敏鑫教授于2011年1月受聘为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任期四年，他是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也作为首席科学家成功获得国家“973”重大科研专项。归国之前，管教授是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根据管教授于2013年10月26发布的述职报告，他在浙大任期的近三年时间之中，在学科建设、引进高端人才、学院科研经费增长和科研成果产出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在2013年11月他被突然中止院长职务。据报道，他突然去职是由于学院部分人向上级递交了“举报信”并推动非正常程序，这部分人似乎在管教授担任院长的这几年有被边缘化的迹象。
从目前管教授的非正常去职，大家又谈到了2009年从美国西北大学回国、加入浙江大学任教的涂序新博士自杀的事件，在座“海归”“海鸥”们的不安全感显著升高。一位海归学者说：这种有明确聘书的国家级专家与学校的契约都不算数，那么一般人的权利就无法保障了。一位目前在中国和美国都任职的“海鸥”说：本来我还在考虑是不是全职回国，眼见发生这种事，我肯定不会回来了，准备回国的人要慎之又慎，回国前要把后路留好了，万一被耍了，还可以“归海”。还有一位与管教授熟悉的“千人计划”教授说，管教授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回国后在团队建设和科研方面做得很出色，浙江大学在这个事件中表现出的傲慢和不公正让人心寒。
我就此事打电话询问了新闻主角管敏鑫教授，他所陈述的该事件始末与中国青年报所报道的内容差不多。他还说，学校相关领导对他这几年的工作成果是肯定的，校方解释说这个去职决定是为了维持学院“稳定”，而无关“是非”。这种做法和逻辑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一方面他认为学校的正式聘书应该是一份法定合约，但居然一文不值；二是高校里居然有人靠“闹”就可以让一个机构瘫痪，而上级却被这些闹腾的人牵着鼻子走，把做实事的人无情地赶走。
一位归国超过十年、目前在高校担任行政职务的学者（他不认识管教授）认为，事情演化到这个局面与新海归水土不服也有关系，归国不久的人对中国复杂的人事关系缺少了解，如果立刻担任行政职务，大部分人都可能力不从心。他说，中国高校的院长、系主任权力比国外的高校要大，同时上级、下级和同事对他的期望也更高，再加上那些在这个交替过程中权力旁落或利益失去者的不断挑战，日子不好过。一些海归的误区是太注重硬指标，而忽略与同事的沟通，急于推动国际化而忽略原有规章制度背后各方的利益牵制以及人们的心里承受力。国内每个地方都是圈子里有圈子，错综复杂，要改变很难，一不小心就捅了马蜂窝。学校比较明智的办法应该是为新团队搭建新平台，而不应该让新老几拨人混在一起缠斗不休，耽误大事。
这个故事使得几个似乎不太相干的关键词在我的脑子里反复激荡：“契约”、“科学”、“革命”和“政变”。
契约是订约双方（或多方）在自由意志下约定的交易条款，也许是一份完整的合同，也许是一份简单的聘书，甚至可以是一个口头承诺。“契约精神”是西方现代社会运转的基石之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则和体制以保障契约的执行。如果发生违约的情况而双方协商不妥，在西方，当事人会迅速寻求法律系统的帮助，如果违约者是势力强大的机构，法律系统不仅不会姑息包庇他们，而且会让大机构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中国社会的信任基础是血缘和圈子，虽然也曾有“一诺千金”的美谈。现在契约也在逐渐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但违约成本很低。特别是大机构和个人之间的合约，双方实力极不对称，弱势一方从契约得到的保护很少，因此需要时时与对手机构搞好关系，以期合约得到顺利执行。
科学对于中国来说也是“西学东渐”之物，起点是17世纪初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问世之时。科学史学者库恩发现科学进步有其结构，他认为新旧科学范式交替的过程和社会政治革命有很多相似之处，旧的范式往往和权力、意识形态等融为一体，对新思维进行排挤、甚至迫害，他把这个过程称为“科学革命”。“革命”往往带有理想色彩和崭新的理念，尽管“革命”的过程也可能夹带着世俗的丑恶，但“革命”完成之后，人类文明会因此前进一大步。中国没有发生过内生的科学革命，也可以说，科学进入中国的整个过程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未完成的革命。
“政变”仅仅是权力斗争和易手，往往伴随着丑陋、暴力甚至血腥，其间没有新理念和新知识产生，也没有新体制创新，当然也不会推动社会进步。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政变频繁，各种阴谋故事世代流传、妇孺皆知，知识分子对这些故事和游戏规则精通的人自然也不少。最近发生在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故事，看着就像是一场微型“政变”。
“那您现在打算怎么办呢？”我问电话那头的管教授。“我从美国连根拔起回到中国，这事发生后让我对这些人的任何承诺都不敢再信，现在还没想好怎么办……”他的声音低沉得几乎听不见，透过短暂寂静的无线电波，我感受到一份茫然和沉重。管教授加入浙江大学不是单纯的职业聘用，是一位怀着报答母校之情的校友的回归。学子们对母校的情感类似“初恋”，带着纯情和冲动去爱校园、爱老师，爱曾经的小伙伴们以及已经逝去的青春岁月，而浑然不觉物是人非，因此这样的事发生也格外令他们震惊和受伤。
放下电话，我在想：中国能否从圈子社会过渡到契约社会？科学的幽灵已经来到中国几百年了，它会真正在中国扎根常驻吗？我们的科学家除了接着玩祖传的权力斗争游戏，能否也掀起一场真正的科学革命推动人类进步呢？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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