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过
去很长一个阶段中，中国在经济领域学习的都是苏联模式，实行工农业“剪刀差”，即人为抬高工业品价格，降低农产品价格，用农业产品的低价变相补贴工业部门，并采取农产品“统购统销”，防止高价卖粮，来进行社会主义的初步资本积累。这意味着不得不牢牢地把农民锁在土地上，充分利用劳动力尽量多地生产粮食，并将生产的粮食完全控制在国家手里。为了避免劳动力从农村流出, 同时保障城市居民实现充分就业以及其他福利, 国家要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在隔离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安排中, 最重要的是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户口登记制度。总体看，中国户籍政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8年“迁徙自由”期。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但在清末以后，这项制度被逐渐淡化，人口的迁徙自由使国内形成了诸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其实，在建国之初，中国新政府也并未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1949─1958年为人口的“迁徙自由”期，是历史上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大家被非农工作吸引，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城市户籍人口（也是常住人口）迅速增长。此时外地人进城很容易，3天内到公安部门登记暂住户口，居住期超3个月，就可申报常住户口。
第二阶段：1958─1978年严格监管期。连续几年的人口流动，尤其是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与国家重工业化发展路线产生了矛盾。“一五”期间确立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目标,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此被推广开来。当时资本严重匮乏，而与轻工业相比，重工业的资本密集程度高, 劳动吸纳能力较弱，随后在1958至1978年，户籍政策进入严格监管期，城乡二元结构由此形成，农民和市民的身份标签被人为地固化。
第三阶段：1978年后政策的改革阶段。1978年后，经济的发展使城市制造业、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出现大幅增长，这也促使政府对于人口流动的管理逐渐转向宽松，“城市──夹心层──乡村”三元结构开始出现，“农民工”这一词汇也由此而来。农民工的准确定义为从事非农活动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分为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两大类别， 2012年这两类人群分别为1.63亿和0.99亿。近年来，政策总体上对农民工进城的态度已转向正面，从允许农民工进城逐渐转变到有限支持农民工进城，再到现在开始重视保护农民工权益与促进城乡融合，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也提出了新一轮城镇化的目标是城乡一体化，这预示着包含更多城乡权力公平和平等化的户籍改革将再次启动。
我们将城乡人口分为三类人：“城里人”，即居住在城镇并具有非农业户籍的人，“乡村人”，即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其绝大部分人都是农村户籍，以及“夹心层人群”。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统计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也扩大了城市常住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间的差异。
首先，现在的城市常住人口是一个统计上的广义指标，所谓常住人口就是城里面居住6个月以上的这部分人群，包括一次性居住6个月，或者是一年之内居住过6个月以上，这都被统计为常住人口。其次，统计的地域概念与直观感受也不太相同。统计上城镇的定义为：“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连接”的概念也大大拓展了城市的范围，增加了城镇人口。连接是指城市（镇）可观察到（已建成或在建）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和其他设施所延伸到的地域，且中间未被非建设用地所隔开，也就是说某个村如果被水电道路等公共设施连接到城市或集镇，而且村子与城镇间没有完整的农田，那么这个村也可以算作中心城镇的一部分，这个村的人口也能计入城市或集镇人口。
我们注意到，夹心人群体量巨大，城镇居民的特殊统计方式造成的主要是农民工被计入到城市居民中，第二个统计方式造成部分在城乡结合部从事农业生产的就业人员也被统计入城市人口，另外还有部分夹心人群的亲属也被统计入城市人口。
国家统计局及相关部门就“夹心层人群”进行了很多专项调查，我们也使用了相关数据对各类型夹心层人群的数量进行了测算。从分类看，夹心人群主要包含三大类人群，外出农民工和很小一部分本地农民工，城镇本地农业就业人员及家属，流动儿童和随迁老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底城镇（城市加集镇）常住人口为6.7亿，农村常住人口为6.63亿，含港澳和军队人口后全国总人口13.4亿。城市常住人口中包含了多元的夹心层人群，包括：2010年外出农民工1.53亿，在城镇中工作的本地农民工约0.08亿，流动儿童0.29亿，城镇就业人口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口约0.52亿（主要在城乡结合部），与其相关的老人和儿童有约0.17亿。
经过分析，可以看到，夹心人群中的主要非农劳动人口就是外出农民工，而这部分人群未来的劳动力储备面临大幅下降的局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来看，农民工总数从2008年的2.25亿上升至2012年的2.62亿，平均每年增加的人数约有744万，其中增加的大部分为外出农民工，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增长到2020年农民工总数量可能会达到近3.2亿人，但从我们的分析来看，农民工的增长速度未来可能会下一个台阶，主要因素在于劳动力储备的下降。从总劳动供给未来变化的情况看，2009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后备力量明显已经进入下降状态，农村10岁以下儿童数量已经远远低于20岁左右劳动力数量水平，可以推算出在2015年前后，农民工劳动力的供给将出现明显紧张，因此农民工数量增速缓慢下降可能性很大。
另外一个决定农民工供给的因素在于从事非农劳动的吸引力。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的数据，我们拟合出一条关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就业倾向曲线，整条曲线描绘了不同年龄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劳动的就业倾向。动态来看，影响曲线变化的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影响因素在于非农就业的整体吸引力，吸引力包括劳动报酬、福利等。如简单量化的话，就在于在同一段时间内非农就业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报酬差，这一点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难以明显缩小，我们预测随着劳动力供给增速的下降，差距甚至有可能会有所提升；第二个是年龄的变化，同一人群由于年龄的增长自身将变成为另一个年龄段的农民工，从整个就业倾向曲线看，2009年非农就业倾向最高的是16-34岁的人群，这类人群在2020年将变成27-35岁，将明显提升原来2009年的就业倾向曲线。
相对而言，户籍制度的改革将会带来更好的效果，变相带来人口红利。因为，从每年工作时间长度来看，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显示，一个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间为9.8个月，世行统计的数据则更短。如果农民工在城市定居落户，则每年在城市工作的时间将会延长至11.5个月。另外一个统计结论是，农民工终身平均在城市打工的时间为8年，如果落户以后则就业的时间将得到大幅延长，高达30年。同时由于有稳定居留和收入的预期，通过职业教育培训等方式，他们将明显加大在自身人力资源培育上的投入，而这也会显著提升有效劳动时间和生产效率。
这三点结合将会在短期内给中国增加3-4倍的有效劳动供给，这就再次带来巨大的新人口红利，户籍制度改革将使得“刘易斯拐点”在中国成为一个伪命题。
本文作者邵宇是金融学博士，牛津大学John SWIRE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教授。现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策略分析师和固定收益负责人，著有《危机三部曲：全球宏观经济、金融、地缘政治大图景》。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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