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 MILLER
相反，三中全会公报谈到了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性来推动经济发展。所以对本土和海外的企业来说，切身问题必定是：北京方面追求这一目标的效率如何。迄今为止，这个问题的答案令人沮丧。
一方面，领导人们似乎积极性很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烦透了这一事实：往往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值钱的知识产权却是在别处诞生。
所以他们采取了自己已知的最佳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北京方面正在推行一个所谓的中长期计划，以求在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彻底改革农业、制造业、运输业、信息业、医疗和采掘行业。领导人们还试图创造一个创新生态系统，让政府部门通过大学、智库、各种规模的企业、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和风险投资者来投入资金。
中国政府还打造了一个“千人计划”，希望通过专属实验室和诱人的经济条件来吸引海外研究人员。而且怀着对中国人才将很快创造出需要保护的知识产权的期望，北京方面终于增强了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从投入来看，这一努力是巨大的。如今的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要高于除美国之外的其他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产出也是显而易见的。每年大约有10,000名理科博士从中国的大学毕业，中国专利申请数量正在急剧上升，而且每年被杂志发表和援引的科技论文也有所增加。华为(Huawei)和百度(Baidu)等一些大型公司现在也在从事基础研究。
在其他方面，中国政府也在极力鼓励创新——尽管方式是通过模仿西方技术来培育创新。风险投资公司在中国的活跃度仅次于在美国。全中国上下有逾1,000家在初创公司雏形阶段介入的科技孵化公司，而且最好的一些中国大学也在效仿美国的大学，组建自己的“创新实验室”。希望在于，在像清华大学新建的X Lab，或者纽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的合作学校这类对创造力的保护非同一般的地方，学生和教师将更加勇于创新。
然而在一些重要方面，这种创新并不能满足中国经济的需求。比如，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企业都是建立在“非中国”的商业模式之上。几乎每一个成功的美国互联网公司都有一个“中国镜像”。谷歌(Google)的镜像是百度，Facebook的镜像是开心网，Ebay的镜像是淘宝，高朋(Groupon)的镜像是美团，亚马逊(Amazon)的镜像是当当，Youtube的镜像是优酷。中国的商业模式创新与其说是“全新创新”，不如说是“改造创新”。
与此同时，尽管给予了进行创新工作的个人大量投资，中国仍然很难将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留在本土。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今年10月发布的白皮书指出，越来越多的从西方归国的科学家准备离开中国。
其中原因相当复杂（白皮书提到了几个原因，比如薪酬差距，以及回到西方与家人团聚的意愿等），但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治环境。北京似乎认为，创新力强的专业人士能在一个不能上Facebook、不能就任何议题——不管是商业议题还是政治议题——自由发表意见的环境中大展身手。不过，领导人应该担心的，是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更别说在这个地方创造出卓有成效的新产品和新企业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三中全会存在明显的不足。尽管党内领导人释出信号，将进一步推进经济金融改革，但与此同时一些广受欢迎的博客作者被抓，还有一些大学已经被要求“七不讲”（不许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这对创新者来说是一个警告，表明完全不能涉及政治议题，因此，中国生活中的反创新因素仍将存在。
中国市场体量巨大，全球14%的手机和26%的汽车都卖到了这个市场，这对创新实践有着非常大的新引力。很有可能的是，在一个有13亿个大脑的国家，更为基本的创新终将出现。
但是，西方在互联网和其他方面的创新是在有着相当的自由、容忍失败的气候中开花结果的。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牛顿或爱因斯坦式人物，但眼下需要借用一些不受其欢迎的社会理念，来吸引并留住中国的比尔•盖茨和乔布斯。
（KEN MILLER是Ken Miller Capital, llc的总裁兼首席执行长，上海纽约大学(NYU Shanghai)创新与创造力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主席。）
中
共上个月召开的三中全会似乎表明北京方面打算尝试让经济和金融进一步自由化。领导人们现在承认，低投入的旧模式——廉价劳动力、国有企业的低成本资金、环境成本社会化——已经不灵了。相反，三中全会公报谈到了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性来推动经济发展。所以对本土和海外的企业来说，切身问题必定是：北京方面追求这一目标的效率如何。迄今为止，这个问题的答案令人沮丧。
一方面，领导人们似乎积极性很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烦透了这一事实：往往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值钱的知识产权却是在别处诞生。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2009年，在太阳能电池制造商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的制造中心里，一名身穿实验服戴着口罩的工人正在整理硅片。
中国政府还打造了一个“千人计划”，希望通过专属实验室和诱人的经济条件来吸引海外研究人员。而且怀着对中国人才将很快创造出需要保护的知识产权的期望，北京方面终于增强了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从投入来看，这一努力是巨大的。如今的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要高于除美国之外的其他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产出也是显而易见的。每年大约有10,000名理科博士从中国的大学毕业，中国专利申请数量正在急剧上升，而且每年被杂志发表和援引的科技论文也有所增加。华为(Huawei)和百度(Baidu)等一些大型公司现在也在从事基础研究。
在其他方面，中国政府也在极力鼓励创新——尽管方式是通过模仿西方技术来培育创新。风险投资公司在中国的活跃度仅次于在美国。全中国上下有逾1,000家在初创公司雏形阶段介入的科技孵化公司，而且最好的一些中国大学也在效仿美国的大学，组建自己的“创新实验室”。希望在于，在像清华大学新建的X Lab，或者纽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的合作学校这类对创造力的保护非同一般的地方，学生和教师将更加勇于创新。
然而在一些重要方面，这种创新并不能满足中国经济的需求。比如，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企业都是建立在“非中国”的商业模式之上。几乎每一个成功的美国互联网公司都有一个“中国镜像”。谷歌(Google)的镜像是百度，Facebook的镜像是开心网，Ebay的镜像是淘宝，高朋(Groupon)的镜像是美团，亚马逊(Amazon)的镜像是当当，Youtube的镜像是优酷。中国的商业模式创新与其说是“全新创新”，不如说是“改造创新”。
与此同时，尽管给予了进行创新工作的个人大量投资，中国仍然很难将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留在本土。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今年10月发布的白皮书指出，越来越多的从西方归国的科学家准备离开中国。
其中原因相当复杂（白皮书提到了几个原因，比如薪酬差距，以及回到西方与家人团聚的意愿等），但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治环境。北京似乎认为，创新力强的专业人士能在一个不能上Facebook、不能就任何议题——不管是商业议题还是政治议题——自由发表意见的环境中大展身手。不过，领导人应该担心的，是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更别说在这个地方创造出卓有成效的新产品和新企业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三中全会存在明显的不足。尽管党内领导人释出信号，将进一步推进经济金融改革，但与此同时一些广受欢迎的博客作者被抓，还有一些大学已经被要求“七不讲”（不许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这对创新者来说是一个警告，表明完全不能涉及政治议题，因此，中国生活中的反创新因素仍将存在。
中国市场体量巨大，全球14%的手机和26%的汽车都卖到了这个市场，这对创新实践有着非常大的新引力。很有可能的是，在一个有13亿个大脑的国家，更为基本的创新终将出现。
但是，西方在互联网和其他方面的创新是在有着相当的自由、容忍失败的气候中开花结果的。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牛顿或爱因斯坦式人物，但眼下需要借用一些不受其欢迎的社会理念，来吸引并留住中国的比尔•盖茨和乔布斯。
（KEN MILLER是Ken Miller Capital, llc的总裁兼首席执行长，上海纽约大学(NYU Shanghai)创新与创造力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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