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在我看来，宪政不过是一种限权的制度安排，宪政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或者说，既姓资也姓社。中国要继续发展，并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进一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就必须对阻碍发展的深层次体制因素进行改革。天下没有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经济改到最后，必然是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种集权体制下。
事实上，中国亟需政治改革的理由非常多，从人性和价值追求来看，最根本的理由是自由。自由乃人之天性，即使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也不否认自由的价值，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人类需要各种各样的自由，可归根到底，是选择的自由，一个人如果不能自由自主地选择国家领导人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谈不上自由，而如何保证这种自由的选择，就是政治体制需要考量的事情。
从人类历史看，迄今为止，民主宪政是最好的或最不坏的能够保障自由选择的制度。中共其实也不天然地排斥民主和宪政，看看中共在执政前骂蒋介石独裁专政的话，也曾是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政党。中共执政后，虽然并未兑现自己的承诺，但至少从理念上并不完全否定自由民主的价值。邓小平就曾设想：“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很多学者把邓小平的普选，解释成为包括“高层搞直接选举”在内的“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普选制度，即目前西方式的普选。
虽然我对此表示怀疑，认为邓的“高层搞直接选举”仅仅指的是全民直选党的领导人，而非真正放开党禁，让其他党派自由参选。然而，邓小平毕竟提出了一个普选目标，我们可借着这个目标──不管它的真实内涵如何──推进民主化。
中共虽对西式民主不感冒，但并不反对搞民主，它只是要在自己的主导下搞民主。换言之，无论实行何种形式的民主，只要能够保证中共的领导地位，它都会愿意去试一试，就好比邓小平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最关键的一项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从此角度说，尽管官媒现在来势汹汹，密集发表反对宪改的文章，似乎给人一种意识形态全面左转的感觉，但我对习李任期内推行民主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这无关他们的意愿，而是客观形势所然。具体来说，由经济下滑而引发的财政赤字会迫使中共向民众让渡权力，与民众达成一种类似契约的关系，以寻求新的合法性，而从政治角度说，契约关系就是宪政民主的起点。
中共改革前是以意识形态中的不断革命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所谓打天下坐天下；改革后，则是以经济绩效作为自己的合法性，由改革开启的高增长多少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但金融危机后，特别从今年开始，中国经济正式告别高增长，进入中速甚至低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的下滑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减少。可另一方面，这几年搞的福利刚性只会高不会低，从而，中间形成的财政缺口会越来越大。
要削减财政赤字，方法无非是增税、多印钞票即通胀、政府减支三种。增税会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造成企业大面积倒闭和人员大量失业；多印钞票，使货币贬值，也会严重侵蚀人们的财富。对中共来说，这两种方式都不好，会进一步损害中共执政之合法性。那么，剩下的途径就是政府减支。政府减支虽然会影响到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但一来很多政府工作人员享受的福利待遇本来就是不合规的；二来相对人民的不满，政府工作人员的不满至少对党而言不会有倾覆政权的风险。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习李最后势必以削减政府开支来应对财政危机。八项规定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次预演。
在最高层的督促下，削减政府开支会起到一定效果，但在政府主导体制下，要完全遏制政府大手大脚的办事习惯和官员不合理的福利支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做到这点，只有借助于外部的监督力量，这就需要启动政改，真正建立起公共财政和预算民主体制，也即与民众达成一种类似契约关系，作为自己新的合法性来源。
那么，预算民主改革会不会像某些体制内学者说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应该不会。将于今年秋季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改革方面可能会有大动作，但只限于经济改革，会对经济改革制定一个时间表和路线图，最有可能突破的是，改变延续30多年唯GDP是举的政绩考核体制，再往前一点，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可能也会比目前放松。然而，不大可能在预算民主方面有所突破，更不会就政治体制改革做出决议，因为，经济形势还没坏到中共的既得利益者感到需要妥协的时候。
我的判断是，中共真正推行政改只能等到一场大的社会危机发生，直接威胁到中共统治后，此前，都是小修小补。这场社会危机有可能是由经济引起，被某次群体事件点燃，然后变成一场社会运动，波及的面会比较大，时间会比较长，只有到那个时候，中共觉得再不改革政权会有危险，才会真正启动实质性的政改。
然而，对于学者来说，不能坐等到那个时候。因为由社会危机推动的政改，是否具有可控性，民众会不会因为等得太久从而怀疑中共政改的诚意，进而不给中共政改机会，都不好确定。所以，从应然出发，需要敦促中共制定一个还权于民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做一个政治改革的长远规划，否则，无论是一味“摸石头”，还是让民众画饼充饥，结果都不会太好。
在政改的设想方面，大陆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比较赞赏王占阳提出的“低度民主”论。他认为，从世界民主的发展看，存在一个从低度民主向高度民主也即普选发展的过程，中国也应该有这么一个过程。在“低度民主”理论下，王占阳勾画了一个“政改路线图”：未来十年，前五年以充分实现新权威主义政改为重点，后五年以全面展开和实现县级民主改革为重点。民主化进程又可分为两大阶段：先用20年时间（2017-2037年）实现初步的民主化即低度民主，再用10年时间（2042-2052年）达到以全面直选为基础的高度民主。在上述政改路线图中，人大改革首先是新权威主义政改的重要内容，进而又是民主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县、市、省、中央民主化每隔五年一个台阶逐步推进，最终实现邓小平设想的到本世纪中叶实现“高度民主”的目标。
不过，以中国目前的状况，直接推进低度民主改革，还有些困难，在低度民主前，应先经历一个宪政即法治阶段。民主是需要训练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和自治传统的国家，民众普遍没有契约观念和妥协精神，抱着一种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对立思维方式，一下子进入民主，很难讲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分裂、对抗和动乱，何况中国本身存在分裂的因素。而民主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法律和规则的尊重，形成一种契约观念，培育一种妥协文化，在法治框架下进行竞争。中国的民主化需要这样一个阶段，它其实是为奠定一个优质的民主打基础。如果全民中的多数没有形成对法治的信仰，贸然推进民主，代价将会太大，甚至可能会以民主的方式扼杀民主。
我设想的中国民主改革三步曲或三步走是：从现在开始，实行宪政（法治），这一阶段大概用时8-10年，然后进入低度民主阶段。低度民主也是一种可控民主，所谓可控，不是控制民众对民主的追求，而是指在这一阶段，民主尽量能够按照设置的方向推进，而不出现大的民主灾难，所以，它需要一个主导力量，这个主导力量只能是中共；也即，在低度民主阶段，通过制度设计，保持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一阶段大约20-25年。最后进入以普选为主的高度民主阶段。这一阶段也用10年左右的时间来完善。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需要用40-45年时间完成，这就跟邓小平设想的到本世纪中期实行高度民主的时间差不多。
（本文作者邓聿文系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最
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围绕着宪政和政改的争论已到了一种白热化程度。官媒接二连三发文，批判宪政，把宪政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为论证中国不需要宪政，甚至把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对宪政的鼓吹说成是共产党的一种策略。在我看来，宪政不过是一种限权的制度安排，宪政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或者说，既姓资也姓社。中国要继续发展，并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进一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就必须对阻碍发展的深层次体制因素进行改革。天下没有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经济改到最后，必然是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种集权体制下。
事实上，中国亟需政治改革的理由非常多，从人性和价值追求来看，最根本的理由是自由。自由乃人之天性，即使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也不否认自由的价值，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人类需要各种各样的自由，可归根到底，是选择的自由，一个人如果不能自由自主地选择国家领导人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谈不上自由，而如何保证这种自由的选择，就是政治体制需要考量的事情。
从人类历史看，迄今为止，民主宪政是最好的或最不坏的能够保障自由选择的制度。中共其实也不天然地排斥民主和宪政，看看中共在执政前骂蒋介石独裁专政的话，也曾是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政党。中共执政后，虽然并未兑现自己的承诺，但至少从理念上并不完全否定自由民主的价值。邓小平就曾设想：“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很多学者把邓小平的普选，解释成为包括“高层搞直接选举”在内的“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普选制度，即目前西方式的普选。
虽然我对此表示怀疑，认为邓的“高层搞直接选举”仅仅指的是全民直选党的领导人，而非真正放开党禁，让其他党派自由参选。然而，邓小平毕竟提出了一个普选目标，我们可借着这个目标──不管它的真实内涵如何──推进民主化。
中共虽对西式民主不感冒，但并不反对搞民主，它只是要在自己的主导下搞民主。换言之，无论实行何种形式的民主，只要能够保证中共的领导地位，它都会愿意去试一试，就好比邓小平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最关键的一项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从此角度说，尽管官媒现在来势汹汹，密集发表反对宪改的文章，似乎给人一种意识形态全面左转的感觉，但我对习李任期内推行民主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这无关他们的意愿，而是客观形势所然。具体来说，由经济下滑而引发的财政赤字会迫使中共向民众让渡权力，与民众达成一种类似契约的关系，以寻求新的合法性，而从政治角度说，契约关系就是宪政民主的起点。
中共改革前是以意识形态中的不断革命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所谓打天下坐天下；改革后，则是以经济绩效作为自己的合法性，由改革开启的高增长多少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但金融危机后，特别从今年开始，中国经济正式告别高增长，进入中速甚至低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的下滑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减少。可另一方面，这几年搞的福利刚性只会高不会低，从而，中间形成的财政缺口会越来越大。
要削减财政赤字，方法无非是增税、多印钞票即通胀、政府减支三种。增税会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造成企业大面积倒闭和人员大量失业；多印钞票，使货币贬值，也会严重侵蚀人们的财富。对中共来说，这两种方式都不好，会进一步损害中共执政之合法性。那么，剩下的途径就是政府减支。政府减支虽然会影响到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但一来很多政府工作人员享受的福利待遇本来就是不合规的；二来相对人民的不满，政府工作人员的不满至少对党而言不会有倾覆政权的风险。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习李最后势必以削减政府开支来应对财政危机。八项规定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次预演。
在最高层的督促下，削减政府开支会起到一定效果，但在政府主导体制下，要完全遏制政府大手大脚的办事习惯和官员不合理的福利支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做到这点，只有借助于外部的监督力量，这就需要启动政改，真正建立起公共财政和预算民主体制，也即与民众达成一种类似契约关系，作为自己新的合法性来源。
那么，预算民主改革会不会像某些体制内学者说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应该不会。将于今年秋季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改革方面可能会有大动作，但只限于经济改革，会对经济改革制定一个时间表和路线图，最有可能突破的是，改变延续30多年唯GDP是举的政绩考核体制，再往前一点，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可能也会比目前放松。然而，不大可能在预算民主方面有所突破，更不会就政治体制改革做出决议，因为，经济形势还没坏到中共的既得利益者感到需要妥协的时候。
我的判断是，中共真正推行政改只能等到一场大的社会危机发生，直接威胁到中共统治后，此前，都是小修小补。这场社会危机有可能是由经济引起，被某次群体事件点燃，然后变成一场社会运动，波及的面会比较大，时间会比较长，只有到那个时候，中共觉得再不改革政权会有危险，才会真正启动实质性的政改。
然而，对于学者来说，不能坐等到那个时候。因为由社会危机推动的政改，是否具有可控性，民众会不会因为等得太久从而怀疑中共政改的诚意，进而不给中共政改机会，都不好确定。所以，从应然出发，需要敦促中共制定一个还权于民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做一个政治改革的长远规划，否则，无论是一味“摸石头”，还是让民众画饼充饥，结果都不会太好。
在政改的设想方面，大陆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比较赞赏王占阳提出的“低度民主”论。他认为，从世界民主的发展看，存在一个从低度民主向高度民主也即普选发展的过程，中国也应该有这么一个过程。在“低度民主”理论下，王占阳勾画了一个“政改路线图”：未来十年，前五年以充分实现新权威主义政改为重点，后五年以全面展开和实现县级民主改革为重点。民主化进程又可分为两大阶段：先用20年时间（2017-2037年）实现初步的民主化即低度民主，再用10年时间（2042-2052年）达到以全面直选为基础的高度民主。在上述政改路线图中，人大改革首先是新权威主义政改的重要内容，进而又是民主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县、市、省、中央民主化每隔五年一个台阶逐步推进，最终实现邓小平设想的到本世纪中叶实现“高度民主”的目标。
不过，以中国目前的状况，直接推进低度民主改革，还有些困难，在低度民主前，应先经历一个宪政即法治阶段。民主是需要训练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和自治传统的国家，民众普遍没有契约观念和妥协精神，抱着一种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对立思维方式，一下子进入民主，很难讲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分裂、对抗和动乱，何况中国本身存在分裂的因素。而民主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法律和规则的尊重，形成一种契约观念，培育一种妥协文化，在法治框架下进行竞争。中国的民主化需要这样一个阶段，它其实是为奠定一个优质的民主打基础。如果全民中的多数没有形成对法治的信仰，贸然推进民主，代价将会太大，甚至可能会以民主的方式扼杀民主。
我设想的中国民主改革三步曲或三步走是：从现在开始，实行宪政（法治），这一阶段大概用时8-10年，然后进入低度民主阶段。低度民主也是一种可控民主，所谓可控，不是控制民众对民主的追求，而是指在这一阶段，民主尽量能够按照设置的方向推进，而不出现大的民主灾难，所以，它需要一个主导力量，这个主导力量只能是中共；也即，在低度民主阶段，通过制度设计，保持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一阶段大约20-25年。最后进入以普选为主的高度民主阶段。这一阶段也用10年左右的时间来完善。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需要用40-45年时间完成，这就跟邓小平设想的到本世纪中期实行高度民主的时间差不多。
（本文作者邓聿文系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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