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NA CHOYLEVA
问题在于政府的政策。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北京推出一轮蔚为壮观的经济刺激，但错误地将刺激措施瞄准投资和出口。2004年，投资占经济产出的41%，已经过高；2011年又进一步升高至46%。相比之下，日本繁荣时代的最高投资率只有36%，韩国只有39%。
经济刺激以及所有其他投资或许帮助很多资本密集型企业启动了项目，但项目启动过后呢？在投入这么多资本的情况下，增加的投资恐怕是被浪费掉了。它让企业变得低效，于是产生亏损。
增加的投资关系到效率，因此也关系到经济增长，但看多中国的人士不会告诉你这一点。他们说，相比产值，中国的资本存量水平不高，相比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则更是如此。但中国的资本数额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关键在于资本的流动和流向。
中国经济的根本缺陷是它不为自己的消费者服务。高投资率的另一面是低消费，2011年消费率已经从10年前的45%下降到35%。让我们回到经济理论上来：生产是为了消费，投资是为了能够生产更多东西。一个国家不可能无休止地增加投资占产出的比例。
归根结底，中国的经济战略是一条死胡同，因为这些投资在一段时间过后会变得无利可图。到某个时候，企业通过增加投资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将卖不出去，从而导致利润大幅下降。今天的中国就是如此。
如果说这还不够严重的话，企业还必须面对其他一些不利变化。中国2008年之后的大规模货币刺激点燃通货膨胀，已经烧到了劳动力市场。2009年以来工资上涨43%，2007年以来按美元计算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加22%。这抹掉了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成本优势。另外，人民币兑美元也不再处于低估状态。
除了过度投资和工资快速上涨等问题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从2010年末开始，随着北京收紧货币政策以应对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实际利率水平也开始上升。全球经济艰难复苏也使得靠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失去了为实现增长所需要的市场。
在这样的环境中，民营企业已经重新评估了它们的投资需求，并有可能进一步削减资本开支。今年夏末北京稍稍放松了货币政策，但这只对大型国有企业有帮助，而大型国企并不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或许也对产业扩张稍稍有所助益－－正如本周数据所显示的那样。过去数月，韩国和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资本商品出口增速也在加快。
但是，如果北京大幅放宽融资条件，像2009年那样实行政府推动的大规模刺激计划，也仍旧不会有所帮助。如果算上国有银行的隐性负债，政府债务负担远高于官方数字揭示的情况。除非让债务负担变得过重，否则北京并没有多少实施刺激计划的空间。
此外，大量资金外流削弱了银行的流动性，从而更难以利用银行为经济扩张提供资金。如果政府推动投资增加，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活动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未来经济增长前景会受到更大冲击。
部分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人虽然承认中国存在投资浪费的现象，但他们仍然认为消费者将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确保中国经济仍有非常不错的增速。但如果企业削减投资，消费者收入会随着失业率上升、工资增速放缓而受到影响。这可能会导致需求不断萎缩，而需求萎缩注定又会增加债务负担、大幅拖累经济增速；此外，这还可能会令金融体系承受重负。
因此，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可能呈现的状况是消费率上升，但整体经济年增速随着投资率下降而降至最高5%的水平。但与看好中国的那些人所想象的不同，消费率上升不会带动经济强劲增长并让中国经济增速维持在接近前些年的水平。
从长远看，经济增速出现类似放缓可能对中国有益，因为经济政策将变得更加理性。如果北京能停止娇惯国有企业，推行改革以确保投资效率，提高家庭收入在产出中的占比，并减少繁文缛节，那么中国经济将在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实现增长。对于企业来说，它们需要重新调整以面向消费者。相比没有出路的发展模式，中国人民将更欢迎收入和消费的更快增长。
但这一切发生的前提是，北京能够认真推行改革，并大幅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但对中共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
（DIANA CHOYLEVA是位于伦敦的宏观经济预测咨询机构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董事）
对
于中国企业界来说，舞曲已经放完。今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可能会出现十多年以来的第一次下降，并可能造成失业，使经济增长迈向消费驱动的必要转型难以实现。投资过度、实际利率突然升高、全球经济增长减速，所有这些因素都让企业不堪重负。问题在于政府的政策。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北京推出一轮蔚为壮观的经济刺激，但错误地将刺激措施瞄准投资和出口。2004年，投资占经济产出的41%，已经过高；2011年又进一步升高至46%。相比之下，日本繁荣时代的最高投资率只有36%，韩国只有39%。
经济刺激以及所有其他投资或许帮助很多资本密集型企业启动了项目，但项目启动过后呢？在投入这么多资本的情况下，增加的投资恐怕是被浪费掉了。它让企业变得低效，于是产生亏损。
增加的投资关系到效率，因此也关系到经济增长，但看多中国的人士不会告诉你这一点。他们说，相比产值，中国的资本存量水平不高，相比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则更是如此。但中国的资本数额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关键在于资本的流动和流向。
中国经济的根本缺陷是它不为自己的消费者服务。高投资率的另一面是低消费，2011年消费率已经从10年前的45%下降到35%。让我们回到经济理论上来：生产是为了消费，投资是为了能够生产更多东西。一个国家不可能无休止地增加投资占产出的比例。
归根结底，中国的经济战略是一条死胡同，因为这些投资在一段时间过后会变得无利可图。到某个时候，企业通过增加投资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将卖不出去，从而导致利润大幅下降。今天的中国就是如此。
如果说这还不够严重的话，企业还必须面对其他一些不利变化。中国2008年之后的大规模货币刺激点燃通货膨胀，已经烧到了劳动力市场。2009年以来工资上涨43%，2007年以来按美元计算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加22%。这抹掉了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成本优势。另外，人民币兑美元也不再处于低估状态。
除了过度投资和工资快速上涨等问题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从2010年末开始，随着北京收紧货币政策以应对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实际利率水平也开始上升。全球经济艰难复苏也使得靠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失去了为实现增长所需要的市场。
在这样的环境中，民营企业已经重新评估了它们的投资需求，并有可能进一步削减资本开支。今年夏末北京稍稍放松了货币政策，但这只对大型国有企业有帮助，而大型国企并不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或许也对产业扩张稍稍有所助益－－正如本周数据所显示的那样。过去数月，韩国和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资本商品出口增速也在加快。
但是，如果北京大幅放宽融资条件，像2009年那样实行政府推动的大规模刺激计划，也仍旧不会有所帮助。如果算上国有银行的隐性负债，政府债务负担远高于官方数字揭示的情况。除非让债务负担变得过重，否则北京并没有多少实施刺激计划的空间。
此外，大量资金外流削弱了银行的流动性，从而更难以利用银行为经济扩张提供资金。如果政府推动投资增加，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活动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未来经济增长前景会受到更大冲击。
部分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人虽然承认中国存在投资浪费的现象，但他们仍然认为消费者将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确保中国经济仍有非常不错的增速。但如果企业削减投资，消费者收入会随着失业率上升、工资增速放缓而受到影响。这可能会导致需求不断萎缩，而需求萎缩注定又会增加债务负担、大幅拖累经济增速；此外，这还可能会令金融体系承受重负。
因此，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可能呈现的状况是消费率上升，但整体经济年增速随着投资率下降而降至最高5%的水平。但与看好中国的那些人所想象的不同，消费率上升不会带动经济强劲增长并让中国经济增速维持在接近前些年的水平。
从长远看，经济增速出现类似放缓可能对中国有益，因为经济政策将变得更加理性。如果北京能停止娇惯国有企业，推行改革以确保投资效率，提高家庭收入在产出中的占比，并减少繁文缛节，那么中国经济将在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实现增长。对于企业来说，它们需要重新调整以面向消费者。相比没有出路的发展模式，中国人民将更欢迎收入和消费的更快增长。
但这一切发生的前提是，北京能够认真推行改革，并大幅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但对中共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
（DIANA CHOYLEVA是位于伦敦的宏观经济预测咨询机构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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