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桥
官方对网络实名制的解释依然是诸如保护隐私泄漏、防止商业欺诈、制止网络谣言等，但这与公共舆论的关注焦点偏差过大。公众所注重的，是在这个独立媒体极其匮乏的国度里，网络作为大众对权力的重要监督平台，是否会受到压制。政府既然要求公民放弃自己匿名发言的公民权利，用立法方式确定和拓展公权力的边界，自然应当解释其正当性。然而，官方这些脱离公众焦点的说法，很难得到后者的理解与支持。
而民间亦有不少误解，不少评论认为，该法案的出台，与近期接连通过网络舆论扳倒雷政富等低层官员有关，“网络反腐”引发“过度监管”。这套说法，实乃高估网民作用所致。虽然网上时常爆出一些令监管部门不快的消息或事件，但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且并无恶性增长趋势，并不足以诱发应激反应。
网络实名制，并非灵机一动，而是监管部门的长期既定路线。早在2003年以前，笔者在与新闻办等部门开会交流时，网络实名制、先审后发等等理念就已常被提起，其立法可行性调研应当更早。在这10多年里，几乎每年都会提出类似实名监管的严控要求，虽然无法律规定，但也制定了相当数量的法规，下发了诸多文件，包括对大型门户言论越界的扣分处罚，网络聊天信息备案和关键词监控，禁止法院受理网络言论、帐号被删相关案件，关闭一些拒绝合作的站点等。对给监管造成麻烦的发言者，会采用喝茶、警告、甚至劳教等措施。这些措施的震慑力，并不比立法实名注册更小。虽说立法似乎层次更高，但在中国，法律是否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依然看监管部门和利益受损者的博弈。
法案若通过，严格实行实名在技术上并无太大问题──身份证号码验证，已先期应用在很多网络游戏上。但在用户贡献内容的论坛和网站上使用，会比较严重地影响用户体验，令这些站点的利益大幅受损。它们会使用各种方法反对或绕过监管。而监管者并不能从用户实名中受益，没有执行政策的动力。现有的各种监管手段完全可以准确定位到网络发言者，强制后台实名对监管机构来说，完全是多此一举。这也是前几年类似规定无法真正执行下去的原因。维稳体制下的执行机构，当然希望对社会控制得更加牢固与深入。然而，这个社会已经到了连菜刀都要实名的程度，还能在何处再进一步？即便真能再进一步，除了招致嫌恶，又有何意义？
在后台实名这类更加严格的监管下，普通用户的行为，确实会发生变化。首先可以明确预测的后果，是更多的自我审查。虽然在目前的制度下，用户早已全部纳入监控，无论是否实名，都不影响有关部门直接定位到人，但若是用户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会有更多的自我设限。一部分发言将被阻止，有些可能是不负责任的传谣，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合法的监督言论，仅因用户担心被报复和麻烦，而无法释放。这种妨害用户表达的措施，固然是让监管者省了一点心，但同时人们的不满与仇视将与日俱增，属于懒政思维。
而对坚定的政治反对者，这套监控体制会影响“转世党”的存在，当他们被打入另册后，不但可能被删掉帐号，而且会面临无法用“黑户”身份证注册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声音会很快消失在视线可及的地方──但那和现在又有什么区别呢？由于不停地被删号，在微博这种需要积累关注者的地方，被压制的反对者也许并不在乎招惹麻烦，但他们无法在这种机制下获得话语权，其言论只能在很小的范围进行传播，丧失了受到公共舆论关注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后台实名这类监管手段，仅仅是对早已被剥夺了话语权的这些人的进一步剥夺，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发言在被阻止后，这些试图发言的人们不会消失，也不会停止交流，而会去寻找监控者视线之外的地方继续传播，那些信息将如同地下的河流一样，在监管者和普通用户完全看不到的地方流淌。他们会使用更隐蔽的手段，比如翻墙到国外的网站，或者使用更新颍的网络信息服务，甚至通过线下聚会来进行交流。相反，这类政策更容易伤及的是普通用户，令他们反感。同时，愿意服从，被纳入监管体系的大型网站，反而会大幅度地减少收入。
另一方面，在微博这一形式崛起后，我们可以发现，真正能够影响公共舆论的群体──名人、大V、意见领袖们，正式浮出水面，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他们通过自己的社会地位或长期公共发言的名声积累，天生就能获得无数的关注者，攫取话语权。而这些能够掀起风浪，发动舆论传播，给监管者造成真正麻烦的各界名流，反而个个都是实名，难以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
总而言之，网络实名制推行的最大困难，依然是缺乏合理的论证，罔顾民意。对监管者来说，实施的好处不大，动力不足，却招致仇视。而对民众来说，一方面正常的用户因受限而不满，另一方面，纳入监管的商业站点，由于严厉的监管措施，利益大幅受损。这些困难决定了即便立法通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政策也会因为受到严重阻力而无法执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利益受损的大型站点，它们会在公共舆论中保持沉默，将由此产生的矛盾冲突放到台面下解决。十几年来通过不断博弈而成的现行网络监管模式，充分考虑到了各方利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惰性。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整体网络的状况，并不会因此事有太大变化。
（本文作者断桥，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问学者，目前在硅谷从事IT业工作。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与其联系。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近
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议案，而代表中央权力机构的几大媒体，连续多日发布评论抨击所谓“网络乱象”，要求网络不能做“法外之地”，各界开始揣测是否会立法强制要求用户后台实名发言，并分析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官方对网络实名制的解释依然是诸如保护隐私泄漏、防止商业欺诈、制止网络谣言等，但这与公共舆论的关注焦点偏差过大。公众所注重的，是在这个独立媒体极其匮乏的国度里，网络作为大众对权力的重要监督平台，是否会受到压制。政府既然要求公民放弃自己匿名发言的公民权利，用立法方式确定和拓展公权力的边界，自然应当解释其正当性。然而，官方这些脱离公众焦点的说法，很难得到后者的理解与支持。
而民间亦有不少误解，不少评论认为，该法案的出台，与近期接连通过网络舆论扳倒雷政富等低层官员有关，“网络反腐”引发“过度监管”。这套说法，实乃高估网民作用所致。虽然网上时常爆出一些令监管部门不快的消息或事件，但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且并无恶性增长趋势，并不足以诱发应激反应。
网络实名制，并非灵机一动，而是监管部门的长期既定路线。早在2003年以前，笔者在与新闻办等部门开会交流时，网络实名制、先审后发等等理念就已常被提起，其立法可行性调研应当更早。在这10多年里，几乎每年都会提出类似实名监管的严控要求，虽然无法律规定，但也制定了相当数量的法规，下发了诸多文件，包括对大型门户言论越界的扣分处罚，网络聊天信息备案和关键词监控，禁止法院受理网络言论、帐号被删相关案件，关闭一些拒绝合作的站点等。对给监管造成麻烦的发言者，会采用喝茶、警告、甚至劳教等措施。这些措施的震慑力，并不比立法实名注册更小。虽说立法似乎层次更高，但在中国，法律是否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依然看监管部门和利益受损者的博弈。
法案若通过，严格实行实名在技术上并无太大问题──身份证号码验证，已先期应用在很多网络游戏上。但在用户贡献内容的论坛和网站上使用，会比较严重地影响用户体验，令这些站点的利益大幅受损。它们会使用各种方法反对或绕过监管。而监管者并不能从用户实名中受益，没有执行政策的动力。现有的各种监管手段完全可以准确定位到网络发言者，强制后台实名对监管机构来说，完全是多此一举。这也是前几年类似规定无法真正执行下去的原因。维稳体制下的执行机构，当然希望对社会控制得更加牢固与深入。然而，这个社会已经到了连菜刀都要实名的程度，还能在何处再进一步？即便真能再进一步，除了招致嫌恶，又有何意义？
在后台实名这类更加严格的监管下，普通用户的行为，确实会发生变化。首先可以明确预测的后果，是更多的自我审查。虽然在目前的制度下，用户早已全部纳入监控，无论是否实名，都不影响有关部门直接定位到人，但若是用户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会有更多的自我设限。一部分发言将被阻止，有些可能是不负责任的传谣，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合法的监督言论，仅因用户担心被报复和麻烦，而无法释放。这种妨害用户表达的措施，固然是让监管者省了一点心，但同时人们的不满与仇视将与日俱增，属于懒政思维。
而对坚定的政治反对者，这套监控体制会影响“转世党”的存在，当他们被打入另册后，不但可能被删掉帐号，而且会面临无法用“黑户”身份证注册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声音会很快消失在视线可及的地方──但那和现在又有什么区别呢？由于不停地被删号，在微博这种需要积累关注者的地方，被压制的反对者也许并不在乎招惹麻烦，但他们无法在这种机制下获得话语权，其言论只能在很小的范围进行传播，丧失了受到公共舆论关注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后台实名这类监管手段，仅仅是对早已被剥夺了话语权的这些人的进一步剥夺，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发言在被阻止后，这些试图发言的人们不会消失，也不会停止交流，而会去寻找监控者视线之外的地方继续传播，那些信息将如同地下的河流一样，在监管者和普通用户完全看不到的地方流淌。他们会使用更隐蔽的手段，比如翻墙到国外的网站，或者使用更新颍的网络信息服务，甚至通过线下聚会来进行交流。相反，这类政策更容易伤及的是普通用户，令他们反感。同时，愿意服从，被纳入监管体系的大型网站，反而会大幅度地减少收入。
另一方面，在微博这一形式崛起后，我们可以发现，真正能够影响公共舆论的群体──名人、大V、意见领袖们，正式浮出水面，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他们通过自己的社会地位或长期公共发言的名声积累，天生就能获得无数的关注者，攫取话语权。而这些能够掀起风浪，发动舆论传播，给监管者造成真正麻烦的各界名流，反而个个都是实名，难以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
总而言之，网络实名制推行的最大困难，依然是缺乏合理的论证，罔顾民意。对监管者来说，实施的好处不大，动力不足，却招致仇视。而对民众来说，一方面正常的用户因受限而不满，另一方面，纳入监管的商业站点，由于严厉的监管措施，利益大幅受损。这些困难决定了即便立法通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政策也会因为受到严重阻力而无法执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利益受损的大型站点，它们会在公共舆论中保持沉默，将由此产生的矛盾冲突放到台面下解决。十几年来通过不断博弈而成的现行网络监管模式，充分考虑到了各方利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惰性。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整体网络的状况，并不会因此事有太大变化。
（本文作者断桥，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问学者，目前在硅谷从事IT业工作。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与其联系。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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