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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中共精英齐聚一堂选举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时，七位属于中国最富有阶层的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各自占据了一个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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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中共精英齐聚一堂选举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时，七位属于中国最富有阶层的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各自占据了一个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座位。
多年来，中共总是在关键的党政机关里安排其忠实的追随者：无产阶级工人、易受感召的学者和军队官员。现在这扇大门则向另一个群体敞开：百万富豪和亿万富豪。
《华尔街日报》利用上海研究机构胡润百富(Hurun Report)的数据所作分析发现，在中国最富裕的1,024人中，有160位是中共党代会、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些富豪的家族财富净值总额达2,210亿美元。
中国立法机关全国人大的富豪代表数量可能比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类似机构都要多。在全国人大3,000位代表中，有75人出现在2012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共有1,024位富豪上榜）。胡润百富说，这份榜单是利用公开披露的数据以及对资产价值的估算编制出来的。这75位富豪人大代表的平均净值超过10亿美元。
相比之下，据响应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根据美国议员资产披露情况所做的最新分析表明，2010年美国国会535位议员的财富总和在18亿美元至65亿美元之间。
中国近来一直在努力应对因其不透明的决策过程和不断增长的贫富差距而产生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面。在今年的领导层换届期间，中共对“太子党”、国有企业领导人以及其他政治上有关系的人物所积聚财富的信息披露尤其敏感，中国政治领导人的后代被称作“太子党”。许多中国普通人将物价高涨、食品质量低劣以及污染问题归咎于官商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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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国际董事长郭广昌
进入2007年到2012年胡润百富榜的人士当中，有75人在这一时期在中国的立法机构任职。胡润报告显示，在此期间他们的财富平均增长81%。根据胡润公司为《华尔街日报》所做的分析，榜单上没有担任全国性政治职务的324人，同一时期的财富平均增长47%。
如果说担任政治职务增进了富人的商业利益，其具体过程也很难精确识别。他们可能是因为拥有政治职务而生意更好，反过来也有可能是他们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所以才获得政治职务。中国企业界与政界领导人关系甚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企业经常跟政府做生意，从国有银行借钱，甚至跟地方政府商量需要纳多少税的问题。
现年46岁的周海江是家族企业红豆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他的名片上印有10个政治职务。这位服装大亨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职务使他有机会跟各界精英──商人、政界人士和军方人士──打交道。
他说，这使他能够心安理得地加入这个一般人难以进入的群体。他说，一有机会他就劝国家领导人减税，还曾亲自请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针对打造品牌的企业延长技术税种的减免政策。不清楚这些减税政策有没有延长。
在毛泽东时代，资本家被视为政府的敌人。一些企业主遭到迫害，大多数企业成为了政府财产。
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早期发生了变化。据说当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曾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2002年的一条党章修正案明确，中共今后将承认民营经济的地位，因而要在党内为民营企业家留出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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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司登国际董事局主席高德康
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美国的国会完全不同。人大代表不是普选产生的，而是由共产党的机构任命的，这些机构有时会对候选人进行内部投票。几个由人大代表组成的小组与高层官员协商后制定法律，这些法律无一例外地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政治分析人士往往认为中国的人大代表身份只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公职赋予他们的权力非常有限。尽管如此，《华尔街日报》的姊妹出版物、为金融机构提供政府官员的全球数据库Dow Jones Watchlist发现，胡润百富榜上有超过150人按国际标准划分属于“政治敏感人士”。全球反洗钱法规呼吁跨国银行严格审查与这类个人及其家人和过从甚密人员的交易。
红豆集团周海江的父亲2008年从全国人大退休之后，周海江本人受邀进入党代会。在过去30年，他的家族曾利用无锡周围的耕地来扩张自己的公司。现在的设施包括红豆旗下的100多家工厂（含一座规模位居亚洲前列的西服厂）──和一个向中共领导人致敬的礼堂。
红豆是中国第一家获批成立财务公司的民营企业，党内高官曾支持它在柬埔寨的产业扩张。党的领导人还曾利用红豆集团旗下园林公司的树木装点中南海，支持了红豆声称这些树木具有疗效的说法。
在交谈中，周海江不时提到高级领导人的名字，如温家宝、即将担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以及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温家宝的一条语录装饰了红豆总部的一整面墙壁。周海江这样说他的政治活动：我只是想发挥民营企业家代表的作用。
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郭广昌花20年时间建成了中国最大的民营金融集团──上海复星集团。他的财富估计有20亿美元。
今年3月，郭广昌同上个月被任命为中国下任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会面。根据复星集团网站上的一份摘要，他当时呼吁加大对保险公司的司法保护，加大政府对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投入，扩大非银行机构的贷款范围。网站上说：郭广昌表示，希望在开放金融资源，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方面能够有更多实质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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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周海江
《华尔街日报》联系了郭广昌和另外十几位与政界有联系的商界领袖（包括本文提到的几位），他们要么是不评论自己的政府职务，要么是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华尔街日报》向全国人大和中国其他党政机关提出了有关富人政治活动的问题，没有得到回复。
从70年代给父亲当裁缝学徒起步，高德康打造了服装企业波司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个人净值估计有22亿美元。他在2003年进入全国人大。一年之后，波司登生产的羽绒服被中国外交部认证为“国家外交礼品”。俄罗斯的普京(Vladimir Putin)是获赠这一礼品的外宾之一。
根据高德康的授权传记，他曾在家中招待胡锦涛。波司登最新年报说，截至3月31日的一年，它获得大约390万美元的“无条件政府补贴”。波司登说，这反映了它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共和全国人大的一个顾问团体，拥有大约2,200名委员，旨在代表包括党外人士在内的全国人口。其实际功能则是辅助政府的各项行动。
全国政协越来越像是英国的上院(House of Lords)──实权不及上院，但比上院有钱。有74名全国政协委员出现在2012年的胡润百富榜上，他们的平均财富约为14.5亿美元。
最近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批评商界人士涌入政界的现象。她说自己曾亲眼目睹一些全国政协委员“无耻”地向即将成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提出请求。这位政协委员说，在今年3月的一个小型会议上，一位媒体大亨和一位基础设施开发商要求习近平用他的权力来解决他们在经营中碰到的问题。
政协委员陈四强（音）是新东方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New Oriental Energy & Chemical Corp.)的首席执行长(CEO)兼控股股东。新东方能源化工是一家总部设在河南的化肥生产企业。该公司在2010年末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一份备案文件显示，当时还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的新东方能源化工公司面临现金吃紧问题。陈四强在备案文件中称：我将运用自己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政治影响力来协调同政府机关和金融机构的关系，以获得政府支持。
大约三个月后，新东方能源化工宣布，河南省政府为其安排了一笔总额达330万美元的新贷款。在资本金跌破规定的最低水平之后，该公司在2011年被纳斯达克摘牌。
在中国，政治任命的过程并不透明。这一过程包括讨好更高级别的官员。近年来，中国的检察机关曾指控多名官员通过行贿进入政府任职，并以此为由判处部分官员入狱。本文中提到的富豪均未曾受到这样的指控。
一位常驻上海的顾问在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想要获得政治任命涉及非常复杂的运作。他说他曾经设计并执行一个“五年计划”，以试图为网游界的一位大亨获得政治头衔。这位顾问在谈到为了说服政府官员所付出的努力时说，大多数人认为你只需要贿赂他们就可以了，但实际上这一过程非常微妙。
2007年，这名顾问为他的客户准备了一份长达14页的政治入门材料，并勾勒了一份某些中央政府官员和省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图。这名顾问说，他在客户公司的网站上添加了证据，以表明该企业是一个纳税捐款的“好公民”。他说，为了拍照，他在该公司导演了一场党委开会的假戏。
这名顾问设宴款待了北京一位高级官员的助理。他说在做足底按摩时，这位官员秘书暗示说一幅价格适中的传统中国画可能是其老板会接受的礼物。这名顾问说，他花了大约3,000美元买了一幅画，并匿名寄给这位在北京的官员助理。这位顾问单独邮寄了真品证书以表明这份礼物是其客户送出的。
他的客户原先希望能被任命为中共党代会代表。最后其客户得到了级别较低的职位：省政协委员。但这位顾问说，在此过程中他得知了省政府计划筹建一个经济区并进行技术补贴等可能极具价值的信息。这名顾问声称这些信息的价值超过了上述运作所耗费的32万美元的成本。
服装业巨头周海江承认，部分人通过行贿获得权力，但说这些都是“个别现象”。他说他的企业家朋友所以从政是因为希望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步调一致。他说：如果我的经营内容同政府原则一致，那么每个政府官员都会支持我。
JAMES T. AREDDY发自上海 / JAMES V. GRIMALDI发自华盛顿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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