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
年，在美国50个州的大部分地区，春天来得格外早。随之而来的──至少在政治领域上──和以往一样，是各种真实与谎言交织的产物，以及遍地丛生的谬误。让我们在杂草丛中拔起一棵来凑近看看：所谓的全美范围内正在掀起的一场的“向女性的宣战”。
© Charles Gatewood/The Image Works
人们显然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性革命的结果是帮人们得到了幸福。
误区之一：卷入“向女性的宣战”的一方是专横的男性，另一方则是受到压迫但勇于挺身而出，并团结起来抗争的女性。
首先，确切来说，女性──愿上帝保佑她们那颗不坚定的心──并没有取得一致而联合起来，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如此。
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女性群体中，对于如何看待流产这个问题，支持和反对的观点基本上是平分秋色。对于是否支持有关强制要求雇主为雇员的流产等避孕行为支付医疗费用的新联邦立法提案这个问题上，女性的看法同样分歧严重。
在一封写给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和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部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Kathleen Sebelius)的公开信中，有两万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共同署名表示反对这项联邦立法。这封由律师海伦•阿尔瓦罗(Helen Alvare)和金•丹尼尔斯(Kin Daniels)联合执笔的公开信本身就回答了该举措支持者们本用来讽刺对手的一个问题：“女性都哪儿去了？”答案是：在反对方阵营里有不少。
还有一些来自女性阵营的领袖人物也公开表示反对这项立法，这里面包括政治家、学者专家、教授、编辑和作者，这些人显然并没有认为她们是压迫的受害者。她们将这项出人意表的联邦法令视为对宗教自由和个人良知的侵犯，但她们并不认为这些侵犯与她们作为女性这个角色有任何关系。许多男性也这样认为。
误区之二：若不是天主教派人士，根本不会有人谈论避孕这件事。
除了一个接一个的主教之外，许多宗教界以外的著名思想家也都认为，避孕药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持此观点的人来自各种背景，从上一代的公共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到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等现代学者。正如许多学者在2010年避孕药发明50周年时通过各种场合所评价的那样，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东西能像避孕药这样，给那么多人的生活带来如此迅速、如此巨大的改变。
换言之，这不仅仅事关天主教。通过将性行为和生育分离开，人类开始了一个新的过程，迄今为止，这个新过程塑造并重塑了西方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家庭规模变小了，出生率下降了，离婚和非婚生子女的数量则出现激增。人口统计学如今甚至开始研究如何改变现代福利结构，因为随着孩子出生数量减少，父母辈日渐老迈，这个福利结构已经变得愈发难以为继了。
性革命改变了经济、文化和法律。看看最近在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吧，这个案件的焦点问题在于，一个人死亡后，在他死前数月因其精子受孕而成的孩子是否有权享受社保遗属抚恤金。
即便在宗教领域，这也不是一个仅仅属于天主教的问题。基督教教义对于人工避孕的反对，最早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早期神父们与罗马异教徒对质时期。基督教长期以来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一致看法，直到比较近的一个时间──准确地说，是1930年时──才有所改变，那一年圣公会(Anglican Communion)第一次小心翼翼地在一定范围内修改了这条规定。东正教犹太人、摩门教徒和一些因循守旧的新教徒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并最终在不同的环境下宣布禁止避孕行为或是对这种行为加以限制。
这把我们引入第三个误区：所谓“社会问题”是过去未开化的宗教思维带来的多余问题，而随着时间流逝这些问题最终将会消失。
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知道的很多“社会问题”，如堕胎、同性婚姻等等，至今仍然存在，而且未来几代人还将会继续面对这些问题。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些令人头疼的问题会比其他那些如今的热点争论话题持续的时间都要久。
这是因为，在西方思维中彻底解决性革命所遗留的问题（而这其中当然包括了性革命究竟是好是坏的问题）之前，这些社会问题是无法被解决的。以当前大多数评论的状态来看，我们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这又将我们带入第四个误区，这也许是最有趣的一个误区：性革命让女性变得更幸福。
诚然，幸福是一件属于个人的且无法衡量的事。不过如果性革命果真让女性变得如女权主义者声称的那样幸福，那么我恳求人们回答几个最基本的问题。
为什么那些流行杂志里充斥着各种令女性沮丧的文章？为什么那些女性制作的网站以及面向女性网友的网站上，总是有那么多关于长不大的男性的话题，总是弥漫着对两性关系的绝望情绪？
为什么当今有那么多单身女性放弃对另一半的寻觅，决定独自一人生育抚养孩子？她们中有些人宁愿选择使用匿名捐赠者的精子。这些女性的决定带来了世界上第一代并非意外降临的单亲无父孩子。为什么像不久前被大量媒体报道的那样，如今会有26%的美国女性因焦虑、抑郁和其他类似问题而在服用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
又怎么解释社会学所称的“女性幸福感减弱悖论”呢？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的两位经济学家贝特西•史蒂芬森(Betsey Stevenson)和贾斯汀•沃尔夫斯(Justin Wolfers)对来自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的涵盖了35年时间范畴的资料进行研究，并在2009年发表了研究结果：长期以来，尽管在就业和教育方面的状况有所改善，但女性的幸福感似乎是在减弱。
两位学者指出，在他们研究的这个阶段中，女性（以及男性）表现出的幸福感在减弱。尽管他们很谨慎地避免从这些资料中得出结论，但我们应该可以合理地推断，这不满中至少有一部分和一种得陇望蜀的情绪有关，而正是性革命给这种得陇望蜀的感觉提供了成为现实的机会。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局面，但显然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性革命的结果是帮人们得到了幸福。
天地之大，分清楚良莠总是一件难事。不过如果有人说性革命给女性带来了幸福，那么我们至少可以问他一个问题：女性不幸福时应该是什么样子？相对于针对所谓“向女性的宣战”这样的事情而进行短视的政治作秀而言，放开眼界提出问题或许可以带来一些值得思考的结果。
MARY EBERSTA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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