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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年五月的汶川地震夺去了近七万条生命，也改变了当时在四川大学就读国贸专业的母子健的人生轨迹。六年后，他拍摄的地震题材纪录片《独•生》(One Child)入围了2015年奥斯卡学院奖最佳纪录短片的候选名单。最终提名将在1月15日公布，母子健有望成为获得这个单元提名的第一位中国大陆籍导演。不同于大多数描写地震惨痛的纪录片，《独•生》讲述的是三个失去了唯一孩子的家庭在震后修复伤疤的不同方式。“独生”两字既寓意着独生子女，也暗示着失独父母们下半辈子面临的孤独人生。
母子健
2014年6月，母子健出席学生奥斯卡(Student Academy Awards)颁奖典礼。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编辑黄梦琳近期采访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工作的母子健，重温那场灾难带给当地的改变。以下为经过编辑的采访内容摘录：
黄梦琳：为什么要拍一部关于汶川地震的纪录片？
母子健：北川作为当年地震的中心，有很多后来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国家和政府在灾后重建上花了很多心血，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地方是政府帮不上忙的。同时，因为当地人缺少途径和条件，我们在震后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都是外地人过来了解我们的故事，把我们的诉求、愿望、希望和绝望讲给外界。我们一直是被解释的，没有自己发出声音的渠道，而外界的报道毕竟是有限的。当他们撤出震区后，大家的关注和热情都会转移。所以我觉得到最后还是得我们当地人自己向自己解释，我们从地震中学到了什么，这个事情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说白了，还是得自救。
同时，我还有一个很强的夙愿：我是北川受到了最好教育的那拨人，所以我决定学新闻，把这里的故事讲出来。我是那儿的人，我能接触到当地最原始的情感，这些都是我的优势。
黄梦琳：是什么让你选择了“失独”这样一个视角？
母子健：我是2012年暑假回到北川拍摄这部片子的，那时地震已经结束三年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拍到大家都还在创伤中试图恢复的那个状态。特别是北川，之前的老县城已经被遗弃了，大家都搬到了新县城，躲在由政府补贴的单元房里。我当时走在街上，感受最强烈的就是，满大街都是抱着新生儿的妈妈，很高兴的样子。对地震后失去了独生子女的父母来说，能够再生出小孩的人看起来会有点炫耀的样子，而生不出小孩的基本就躲在家里不出来了。
这个感受非常的明显，这样的对比也让北川显得极富戏剧性。因此我当时就决定寻找两种人，一种是地震之后重新再生育的家庭，另一种是暂时还未再生育，但是一直在试图寻找机会。我通过家人的介绍找到了13到15个家庭，最后才锁定了我片中的这三个。（作者注：《独•生》中的三个家庭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状态──成功再育新生儿的青年父母，寄希望于领养的中年父母，以及一名同时失去丈夫孩子只能将人生寄托于宗教的寡妇。）
我也是独生子，所以我对这个题材的感受很强烈。我拍的是地震，是受到地震影响的人，但这个影响的核心本质是关于中国人对家庭的观念，是关于家长和小孩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比起拍摄地震本身，这是一个更有时间价值的题材。
母子健
《独•生》剧照
黄梦琳：你觉得孩子对中国和外国家庭的意义有何不同？
母子健：在国外生活学习，在和外国朋友交往的圈子里，我能明显地感受到我作为一个独生子跟她们不一样的地方。这不是因为语言或文化的背景，而是我们处理欲望的方式，我们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方式。因为我们中国大部分的小孩都是独生子女，所以整个社会渐渐地就有了一种不同的秩序，在家庭内部，家长与孩子的关系也显得非常的极端与微妙。
极端是说中国父母会把所有资源都投注在孩子身上，包括物质和情感，因此这样的关系就变得很脆弱。一旦失去了孩子，父母的生命就失去自己的意义了，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有了孩子之后，生命的意义基本是延续在孩子身上的。
《独•生》其实也是在反思计划生育的政策对我们家庭造成的影响。说实话，我们从来就是个没有太多安全感的民族，这一点也体现在爱存款上。因为一直以来国家都很强势，而人民很弱势，所以整个社会是没有安全感的。同时我们又只能有一个小孩，这是加剧家庭脆弱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不像其它政策能造成类似环境污染、示威游行这样显而易见的后果，但是它根深蒂固地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
黄梦琳：你的作品是如何一步步进入奥斯卡学院奖候选名单的？
母子健：纪录短片单元(Documentary Short)是奥斯卡为数不多的几个短片单元之一，其余的都是绝对的大制作。要获得这个单元的送片资格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之一：一是要么拿到奥斯卡官方认证的大约20个纪录片电影节的最佳影片；二是要么有强大的商业背景，要在一些主流报纸上有广告和影评；最后一个就是拿学生奥斯卡。我运气非常好，相当于是拿外卡参赛的。目前候选名单中共有八支影片，据往年的经验，一般会有大约五支影片杀入最终提名名单。
黄梦琳：中国本土纪录片怎样才能引起全球关注？
母子健：我在参加学生奥斯卡评选时做了个放映，来了很多组委会的人(Academy members)，他们看完后的印象是，很少看到中国人自己拍的关于中国的片子。他们之前看到的大多数关于中国的东西都是外国人拍的，但不论这些导演怎么保持客观中立，他们的视角是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的。而中国人拍的东西呢，很难在离开中国的文化土壤后还能保持鲜活，会在翻译过程中遗失掉很多精华(lost in translation)。
国内有很多很优秀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但他们拍的很多题材在外国人看来是缺乏文化背景的。这些作品能让关注它们的人看懂，让当地人看懂，但是一旦脱离了环境，他们讲故事的能力是很弱的。我觉得纪录片讲究的是它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参与，但我们中国导演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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