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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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两年后，中日两国首脑借着APEC场合举行了会谈。其实，这是可以预期的，当11月7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双方达成处理中日分歧和发展中日关系的四项原则共识后，APEC上演习近平和安倍的会见也就水到渠成。从中国媒体的报道来看，习近平在会谈中主要强调了历史和军事安全问题，未直接提及钓鱼岛，习指日本只有信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和“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作出的承诺，多做有利于增进同邻国互信的事，才能同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安倍则表示，日方愿意落实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将继续坚持以往历届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并在会后对随行记者团透露，为避免偶发性冲突，建议应尽早建立日中海上联络机制，即海事热线，两国为此“将展开具体工作”。
某种程度上，习安会及之前确立的中日四项原则共识，是今年APEC会议取得的一项最重要成果，对中日两国而言，它甚至比APEC会议本身还重要。
中日四项原则共识的内容包括：一是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二是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三是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四是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它使得中日朝着改善关系方向迈出了脆弱但宝贵的一步。
中日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末建交后走过一段蜜月，但在共同的敌人苏联消失后，两国关系开始进入一个不稳定的发展期。随着中国崛起，中日关系注入了新的内涵，但也孕育着新的矛盾和冲突，并在2010年的撞船事件后急剧恶化。此后不久，两国都换了民族主义色彩更鲜明的领导人，致使双方的矛盾和对抗进一步升级，两国关系坠入冰点，双方领导人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未能正式见面，在国际场合也仅限于寒暄，这在和平时期是极为罕见的。
两国关系的恶化，虽然有许多偶发因素，但根源在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简单地说，双方都要成为“正常国家”。中国借着崛起态势，要恢复历史上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日本则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对于这种结构矛盾，双方都有一个调整和适应过程。不过，相对来说，日本可能更艰难一点。因为虽然中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领先于日本，但现实是，中国自近代以后就落后于日本，一度这个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在这100多年里，日本建立起了对中国巨大的心理优势，几乎涵盖所有方面。可是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突然间就超越了日本，并在短短四年间，中国的GDP就相当于日本的1.9倍。随着经济崛起而来的是军事的快速发展以及民族主义的复苏。昔日的“东亚病夫”眼看就要重新成为东亚霸主，日本国民是很难接受这一现实的。借着美国重返东亚，日本整体上也出现了右倾主义，要求突破和平宪法，重新武装日本以抗衡中国，这种国民心理和思潮在日本舆论和政坛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导致日本政府在钓鱼岛和历史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刺激中国民意反转。
现在两国政府达成四项原则共识，总算是在历史关键时刻，恢复了理性：意识到再这样对抗下去，将会两败俱伤，因而各退一步。但相对来说，应该是日本让步大一点。早前，日媒曾传出安倍为APEC中日首脑会晤定下三点主张，（1）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2）但已知晓中国有自己的主张；（3）力争花时间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从四项原则共识来看，核心问题还是关于钓鱼岛的。四项原则共识首次用了中方的“钓鱼岛”一词，并且认为钓鱼岛存在争议。虽然钓鱼岛存在争议似乎不等于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但在中方看来，它其实就是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的意思，只不过在文件中这样表述，可能是出于方便安倍政府对国民解释的考虑。
对比三点主张，安倍政府这次不但不再坚持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这个说法，而且也没使用“尖阁诸岛”这个日本称呼，在双方政治文件中承认存在争议，也打破了日本长期坚持的不存在主权争议的立场。如果按照日本的三点主张与中方会谈，不但中国不可能答应，根本反映日本毫无诚意。因此，四项原则共识的达成，可视为日本从原先的强硬立场后退，这个让步其实还是有些大的。
安倍政府之所以有这个后退，原因自然是日本有求于中国。一段时间来，安倍为谋求同习近平会晤，想了很多办法。从常理看，既然某人有求于人，当然在事关他们的问题上，求人者要先让步，这也符合逻辑。现在的问题是，安倍为什么急于同习近平会面。深层原因恐怕还在于两国长期的高强度对抗，对日本失要大于得。在中国崛起背景下，日中交恶一个直接后果是日本不可能继续分享中国崛起成果，而且长期为自己树立一个假想敌，对日本安全也是一大威胁，不利于日本的长远发展和整体国家利益。日本前不久借助日中对抗已经完成了自卫队的海外集体解禁权这一重要任务，没必要继续对抗下去。另一方面，背后也有美国因素。美国虽然希望中日适度紧张，但并不愿看到两国擦抢走火，否则，就会把美国拖下水。当然，在APEC会议上达成共识，也与安倍政府的民意下降有关。安倍近来遭遇到了其执政以来的最大信任危机，连续发生内阁高官辞职事件，这使得安倍急于在外交领域有所建树，而僵化的日中关系就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
但中日对抗并非只对日本不利，对中国也同样不利。中国学界一直在讨论日本是否会第三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这个命题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对中日对抗将会把中国拖入困境的忧虑。此外，中美矛盾是中国当前面对的一大隐患。无论中国是否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图并且是否做好了相应准备，持续的中日对抗只会使日本完全倒向美国，一旦中美矛盾恶化，或者日中发生战争冲突，中国面对的不是单个日本或美国，而是美日同盟，以中国现有力量，是很难同时跟美日同盟抗衡的。所以，中日对话与和解是双赢之举，不存在谁得谁失问题，同时，也有利东亚秩序的构建，避免东亚国家选边站，对维护东亚和平有重要意义。
2006年，刚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第一站出访选择了中国，提出了同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设想。2012年，安倍第二次当选日本首相，却在访问其他49个国家后才造访中国，时隔八年的再访从一个侧面反映中日关系的起伏和波折，正如安倍自己所说，“回到了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迈出了改善关系的第一步。”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这次习安会和四点原则共识的达成，在近年的中日关系中是一个重要突破，但不能因此幻想中日关系一夜之间就得到改善，这里最重要的是管控分歧，积累互信，相向而行，不挑起新的纷争，约束国内各自高涨的民族主义。否则，中日关系还会陷入麻烦。
（作者邓聿文，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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