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伟建
在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相对发达的经济体，政府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支持企业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美国人讲什么是政治有句妇孺皆知的话：“傻瓜！就是经济！”（It is the economy, stupid!）。意思是搞政治归根结底就是要把经济搞好。这是连傻子都懂得的道理。
台湾人喜欢说民以食为天，也是说对于老百姓来讲经济是命根子。同理。
如何搞好经济？政府要支援企业，帮助企业排忧解难，给企业以优惠，鼓励他们多投资，帮助企业成长，制定并监督执行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如此而已。在一个民主体制中，政府所掌握的资源有限，除了政策上的支持，公平监管，还能有多少作为？要想市场发挥作用，政府就应该少干预市场，所谓无为而无不为。
台湾的经济曾经历过高速发展，傲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在90年代之前，台湾比韩国发达，到了1999年，台湾的平均人均GDP仍然超过韩国30%。但进入21世纪，台湾的经济就开始一蹶不振，近年来更是步履蹒跚，每况愈下。到了2009年，韩国的人均GDP就超过了台湾10%。到了去年年底，韩国的人均GDP已经是台湾的1.25倍！
经济的下滑，不是因为台湾经济的基础不实、潜质不好，不是因为台湾缺少精英，不是因为台湾没有世界一流的的企业，也不是台湾没有资本，更不是台湾的老百姓不能干。究其所以，应该要检讨近年来台湾政府对经济和企业的政策。
譬如，过去20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的开放，对于台湾应该是个巨大的机会。台湾对于大陆市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大陆的市场却被韩国占尽了先机。何以如此？台湾政府的政策使然。
大概10年前，我在伦敦《金融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提到台湾面临两个流失，一是资本的流失；二是人才的流失，都是政府的政策造成的。资本的流失是因为政策限制到大陆投资，但钱是没有色彩、会自己找出路的，结果台湾有超过一千亿美元的资金跑到大陆。但由于台湾的政策限制到大陆投资，所以出去的资金不敢回来，怕回来就出不去了。所以资金不回龙，在大陆的投资对台湾经济没有多少好处，仅只惠及大陆经济，对于台湾只是资本流失。这是愚不可及的政策。
第二个流失是人才。当时的政府不批准和大陆的直航，虽然从台北松山机场到上海，比香港到上海都要近，但香港没有像台湾有这么大量的人搬到上海居住。原因在于香港到上海很便捷，当天就可往返。但如果没有直航，从台湾通过香港、澳门再到上海去，时间和成本耗费非常大，所以台湾的白领就搬到上海去了。那时就有百万人之众。后来有了直航，但为时已晚，台湾产业空洞化已难招唤人才回流。
大陆过去三十年发展，很大程度上都得利于外资，包括技术、创新与资金等，对大陆经济成长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台湾企业对大陆的投资，对大陆经济增长不仅是推波助澜，在很多领域都是代表性的作用。从外资进入一个国家的程度，就知道这个国家是否具有成长的潜力，这是很重要的指标。
其实台湾在技术与金融领域，都是有很大优势的，完全有条件成为亚洲的技术和金融中心。而今天的台湾在这些领域中，以至于整个经济都被世界经济、甚至是亚洲经济边缘化了。十年前，台湾仍然是外资垂青的市场，而今天她几乎消失在国际资本的视野之外。
原因在于台湾的政府不支持企业，而且政策多变，言而无信，使台湾市场成了一个高政治风险的市场。这就难怪外资裹足不前。
我曾经担任美国新桥资本集团的执行合伙人。10多年前，我们在韩国收购和改造银行很成功，看到台湾的银行体制存在和韩国的银行相似的弊病，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所以对收购或投资台湾银行很有兴趣。我们看中了一家经营不良、坏账率很高的官办的银行，我就到台北和财政部谈判收购这家银行。
谈判的对象是当时的财政部长颜庆章，次长陈冲以及金管会银行局长曾国烈。我的感觉是财政部从部长以下都很专业，也很能干，尽责尽力。我们谈得很融洽也很接近，虽然最后没有谈成。
我当时看到台湾银行体制的问题是银行过多。一个不过2千万人的市场，竟然有50几家银行，多数没有规模，银行市场过于拥挤，而主导的都是官办银行。所以我问颜部长台湾的银行体制会不会逐步整合使之更有效率。他说会。我问他十年之后台湾市场还会剩下几家银行。他说10家左右。如今超过十年了，台湾的银行数字基本没有减少。外资银行渐渐地对台湾市场减少了兴趣。而外资几乎对台湾的银行完全丧失了信心。
我所率领的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在2007年投资台新金控。我们投资了8亿多美元，如果不是外资对台湾投资的最大一笔，也是最大之一。我们当初投资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银行非常有潜力。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们寄希望于台湾的政府更替。我们想新的政府一定会更为开放，而对于台湾的银行来讲，最大的潜力来自于中国大陆。对大陆的开发一定有利于台湾的银行。我们在大陆投资并控制的一家银行，投资额1.5亿美元，最后回收25亿美元，潜力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的判断，大陆对于台湾的银行一定会持开放政策的。
第二，台新金在我们投资的两三年前，曾竞标最终以超过竞争对手很高的溢价从政府手中收购了彰化银行的主导权。财政部承诺支持台新金整合彰化银行。这正是符合若干年前颜庆章部长所言的台湾银行市场整合的方向。我们对于政府的承诺从来没有产生过疑问，更何况财政部对台新金的承诺是白纸黑字。如果整合成功，两个银行之间有很大的协同效应，可以减少经营成本，可以提高客服品质，因此也可以增加整体的效益和利润。这个账很好算。
意料不到的是后来政府居然可以言而无信。财政部非但不履行承诺，而且对于台新主导彰化银行一事百般挚肘，和台新金明争暗斗，非要夺回控制权。官与民斗，无处讲理。
结果我们寄予希望的两个条件都没有实现。台湾市场对于大陆基本封闭，大陆市场因此对台湾银行也是同等对待，所以台湾的银行对于大陆的市场只能望洋兴叹。而台新金对于彰化银行的计划在政府的反对下也完全搁浅，对其一筹莫展，而且完全看不到前景。
台湾金管会主任曾铭宗在年初的一个立法研讨会上称，目前的金融整合主寄望于民营并民营，公股并公股两种，而泛公股银行市场占有率已经高达53%以上。台湾民间企业已经很有效率了，这是台湾的优势。但是台湾政府现在居然要推金融公公并，即公股并公股，这岂是不太高明的政策，简直是反市场的行为。由公股主导的银行，除增加规模外，其余乏善可陈。政府此种作法实属大开民营化的倒车，终使台湾银行业停滞不前。
任何企业，前景都来自于增长，公民并才让公股行库得以彻底转型。以台新金经营彰银来说，彰银在董事长、总经理都由台新金指派的2004年至2007年，不良债权比(NPL)从2004年(股权竞拍前)的7.7%大幅降到2007年的1.79%；ROA(资产回报率)从0.12%提升到0.64%；ROE(股东权益报酬率)从2.21%大增到10.35%；每位员工的报酬率也从28.4万元提升到190.9万元。2008年由官股指派总经理之后，ROA在一三年就降回0.5%；ROE仅有8.1%；每位员工的报酬率则降回164.3万元。以上数字，足以凸现公民营企业的效率。
我们之所以看好台新金，是因为它有规模、有市占率，以及可能增加规模的前景，最重要的是以为透过竞标，台新金已经可以购并彰银。没想到改朝换代后，政府翻脸不认人。
作为投资者，我们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最后很失望，只能选择撤资，一走了之。
从外资眼光来看，台湾政府完全没有金融政策，到底台湾要公营化，还是民营化?一个政策朝令夕改的政府，缺乏信赖保护及诚信原则的政府，如何搞的好经济？如何让企业发展？又如何可以吸引外资？
自掘根基，自伤手足，与民争利，这样的政府政策不是很愚蠢吗？
（本文作者是太盟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从
一个投资人的角度来看，台湾这个市场很令人困惑。在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相对发达的经济体，政府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支持企业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美国人讲什么是政治有句妇孺皆知的话：“傻瓜！就是经济！”（It is the economy, stupid!）。意思是搞政治归根结底就是要把经济搞好。这是连傻子都懂得的道理。
台湾人喜欢说民以食为天，也是说对于老百姓来讲经济是命根子。同理。
如何搞好经济？政府要支援企业，帮助企业排忧解难，给企业以优惠，鼓励他们多投资，帮助企业成长，制定并监督执行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如此而已。在一个民主体制中，政府所掌握的资源有限，除了政策上的支持，公平监管，还能有多少作为？要想市场发挥作用，政府就应该少干预市场，所谓无为而无不为。
台湾的经济曾经历过高速发展，傲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在90年代之前，台湾比韩国发达，到了1999年，台湾的平均人均GDP仍然超过韩国30%。但进入21世纪，台湾的经济就开始一蹶不振，近年来更是步履蹒跚，每况愈下。到了2009年，韩国的人均GDP就超过了台湾10%。到了去年年底，韩国的人均GDP已经是台湾的1.25倍！
经济的下滑，不是因为台湾经济的基础不实、潜质不好，不是因为台湾缺少精英，不是因为台湾没有世界一流的的企业，也不是台湾没有资本，更不是台湾的老百姓不能干。究其所以，应该要检讨近年来台湾政府对经济和企业的政策。
譬如，过去20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的开放，对于台湾应该是个巨大的机会。台湾对于大陆市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大陆的市场却被韩国占尽了先机。何以如此？台湾政府的政策使然。
大概10年前，我在伦敦《金融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提到台湾面临两个流失，一是资本的流失；二是人才的流失，都是政府的政策造成的。资本的流失是因为政策限制到大陆投资，但钱是没有色彩、会自己找出路的，结果台湾有超过一千亿美元的资金跑到大陆。但由于台湾的政策限制到大陆投资，所以出去的资金不敢回来，怕回来就出不去了。所以资金不回龙，在大陆的投资对台湾经济没有多少好处，仅只惠及大陆经济，对于台湾只是资本流失。这是愚不可及的政策。
第二个流失是人才。当时的政府不批准和大陆的直航，虽然从台北松山机场到上海，比香港到上海都要近，但香港没有像台湾有这么大量的人搬到上海居住。原因在于香港到上海很便捷，当天就可往返。但如果没有直航，从台湾通过香港、澳门再到上海去，时间和成本耗费非常大，所以台湾的白领就搬到上海去了。那时就有百万人之众。后来有了直航，但为时已晚，台湾产业空洞化已难招唤人才回流。
大陆过去三十年发展，很大程度上都得利于外资，包括技术、创新与资金等，对大陆经济成长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台湾企业对大陆的投资，对大陆经济增长不仅是推波助澜，在很多领域都是代表性的作用。从外资进入一个国家的程度，就知道这个国家是否具有成长的潜力，这是很重要的指标。
其实台湾在技术与金融领域，都是有很大优势的，完全有条件成为亚洲的技术和金融中心。而今天的台湾在这些领域中，以至于整个经济都被世界经济、甚至是亚洲经济边缘化了。十年前，台湾仍然是外资垂青的市场，而今天她几乎消失在国际资本的视野之外。
原因在于台湾的政府不支持企业，而且政策多变，言而无信，使台湾市场成了一个高政治风险的市场。这就难怪外资裹足不前。
我曾经担任美国新桥资本集团的执行合伙人。10多年前，我们在韩国收购和改造银行很成功，看到台湾的银行体制存在和韩国的银行相似的弊病，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所以对收购或投资台湾银行很有兴趣。我们看中了一家经营不良、坏账率很高的官办的银行，我就到台北和财政部谈判收购这家银行。
谈判的对象是当时的财政部长颜庆章，次长陈冲以及金管会银行局长曾国烈。我的感觉是财政部从部长以下都很专业，也很能干，尽责尽力。我们谈得很融洽也很接近，虽然最后没有谈成。
我当时看到台湾银行体制的问题是银行过多。一个不过2千万人的市场，竟然有50几家银行，多数没有规模，银行市场过于拥挤，而主导的都是官办银行。所以我问颜部长台湾的银行体制会不会逐步整合使之更有效率。他说会。我问他十年之后台湾市场还会剩下几家银行。他说10家左右。如今超过十年了，台湾的银行数字基本没有减少。外资银行渐渐地对台湾市场减少了兴趣。而外资几乎对台湾的银行完全丧失了信心。
我所率领的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在2007年投资台新金控。我们投资了8亿多美元，如果不是外资对台湾投资的最大一笔，也是最大之一。我们当初投资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银行非常有潜力。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们寄希望于台湾的政府更替。我们想新的政府一定会更为开放，而对于台湾的银行来讲，最大的潜力来自于中国大陆。对大陆的开发一定有利于台湾的银行。我们在大陆投资并控制的一家银行，投资额1.5亿美元，最后回收25亿美元，潜力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的判断，大陆对于台湾的银行一定会持开放政策的。
第二，台新金在我们投资的两三年前，曾竞标最终以超过竞争对手很高的溢价从政府手中收购了彰化银行的主导权。财政部承诺支持台新金整合彰化银行。这正是符合若干年前颜庆章部长所言的台湾银行市场整合的方向。我们对于政府的承诺从来没有产生过疑问，更何况财政部对台新金的承诺是白纸黑字。如果整合成功，两个银行之间有很大的协同效应，可以减少经营成本，可以提高客服品质，因此也可以增加整体的效益和利润。这个账很好算。
意料不到的是后来政府居然可以言而无信。财政部非但不履行承诺，而且对于台新主导彰化银行一事百般挚肘，和台新金明争暗斗，非要夺回控制权。官与民斗，无处讲理。
结果我们寄予希望的两个条件都没有实现。台湾市场对于大陆基本封闭，大陆市场因此对台湾银行也是同等对待，所以台湾的银行对于大陆的市场只能望洋兴叹。而台新金对于彰化银行的计划在政府的反对下也完全搁浅，对其一筹莫展，而且完全看不到前景。
台湾金管会主任曾铭宗在年初的一个立法研讨会上称，目前的金融整合主寄望于民营并民营，公股并公股两种，而泛公股银行市场占有率已经高达53%以上。台湾民间企业已经很有效率了，这是台湾的优势。但是台湾政府现在居然要推金融公公并，即公股并公股，这岂是不太高明的政策，简直是反市场的行为。由公股主导的银行，除增加规模外，其余乏善可陈。政府此种作法实属大开民营化的倒车，终使台湾银行业停滞不前。
任何企业，前景都来自于增长，公民并才让公股行库得以彻底转型。以台新金经营彰银来说，彰银在董事长、总经理都由台新金指派的2004年至2007年，不良债权比(NPL)从2004年(股权竞拍前)的7.7%大幅降到2007年的1.79%；ROA(资产回报率)从0.12%提升到0.64%；ROE(股东权益报酬率)从2.21%大增到10.35%；每位员工的报酬率也从28.4万元提升到190.9万元。2008年由官股指派总经理之后，ROA在一三年就降回0.5%；ROE仅有8.1%；每位员工的报酬率则降回164.3万元。以上数字，足以凸现公民营企业的效率。
我们之所以看好台新金，是因为它有规模、有市占率，以及可能增加规模的前景，最重要的是以为透过竞标，台新金已经可以购并彰银。没想到改朝换代后，政府翻脸不认人。
作为投资者，我们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最后很失望，只能选择撤资，一走了之。
从外资眼光来看，台湾政府完全没有金融政策，到底台湾要公营化，还是民营化?一个政策朝令夕改的政府，缺乏信赖保护及诚信原则的政府，如何搞的好经济？如何让企业发展？又如何可以吸引外资？
自掘根基，自伤手足，与民争利，这样的政府政策不是很愚蠢吗？
（本文作者是太盟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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