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2.重新评估当然不意味着反智，也不意味着该特别迁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是求真的必经之路，然而，如所周知，不只是知识分子，任何人任何群体的自我批判都不容易。于是，像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这种挑破知识分子的虚荣脓包，辛辣讽刺、尖锐批判知识分子无知的书，就尤其扎眼。
3.与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等批判知识分子的名著不同，索维尔批判的是知识分子的智识，知识分子的道德并非索维尔特别关注的，通常，奥派思想家并不那么确信谁的道德一定就那么高或那么低，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维尔所要批判的，可能恰恰就是像班达这类道德感爆棚，而智识却未必过关的知识分子。
4.我一直认为，针对公共事务，闭嘴比开口重要，不知在哪里闭嘴就不知道该在哪里开口。本书再次印证了我的这一看法。书中列举了著名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讨论时大量胡说八道的惊人案例──这不是最让人吃惊的，最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可以永远胡说八道无需道歉，并且依然拥有持续而广泛的听众。
5.哈耶克曾在《知识分子与社会至上主义》里认为，带来世界性灾难的社会主义思潮，是经过大量知识分子的聒噪才落实为真实灾难的。这一符合实际的评价确实足够让人沮丧。如刘瑜在关于此书书评中的看法，是那些掌权者才将左祸带给人民，但左倾知识分子难道没有道义责任吗？
6.布罗茨基在其著名的诺奖演说《美学是伦理学之母》里以他惯有的略带嘲讽的口吻谈及20世纪的极权独裁者，他说：“一个受过教育的文人，在读了这种那种政治论文或小册子以后，当然有足够的能力去杀害他的同类，而且会充满坚信的狂喜去杀戮。列宁是文人，斯大林是文人，希特勒也是文人，至于毛泽东，他甚至还写诗。然而，这些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镇压名单比书单要长。”
7.布罗茨基的这段话既从事实上，也从道理上印证了左倾知识分子祸害世界的论断。作为当代奥地利学派的重要知识分子，索维尔和他的奥派前辈们一样，更多是从认识论和知识论角度对左派知识分子提出批判：“你们凭什么那么确信自己会给世界带来福音而不是灾难？”残酷的是，事实证明这一批判是对的。
8.然而正如索维尔在书中所引用的霍弗的犀利批判，知识分子的最大特权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胡说八道。奥派的学术方法论中，有个坚不可摧的根基，就是始终以一种个人主义的分析路径来解释这个世界，这种摒弃集体主义思维的方法论，极少会尝试就群体性和集体性命题得出过于武断的建构性结论。
9.如索维尔所展示的，左派知识分子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是基于“圣化构想”（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这是与强调经验和审慎的“悲观构想”相对的完美化构想方式，它比设定乌托邦图景批判现实做得更多，即自以为能提供完美的出路和解决方案，甚至以为自己或某种制度、领袖神圣得足以引领社会摆脱蒙昧步入天堂。
10.索维尔特别提到美国制定联邦宪法的国父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如此奇迹，就因为他们是基于“悲观构想”而非“圣化构想”，麦迪逊会议记录中的诸多内容都印证了这一评价。
11.1787年9月17日，费城，美国制宪会议最后一天，富兰克林动员代表们放弃成见在联邦宪法上签字，说了一段典型“悲观构想”的话：“（我）年纪越大，越倾向于怀疑自己的判断，更尊重别人的判断。的确，大多数的人，也和宗教里的大多数教派一样，以为他们自己拥有全部真理，凡是别人的观点与他们不同，就认定是谬误。”
12.富兰克林又说：“我进而相信，这一次可能治理得好若干年，不过最后还是会以专制收场，和以前的一些共和形式结局一样，人们一旦过于腐化，就需要专制政府，没有能力建成其他形式。我也怀疑，不论再开多少制宪会议，未必就能制定一部更好的宪法。”华盛顿甚至更悲观，他认为这部宪法能顶20年就算不错了。
13.这个世界的可悲之处在于，那些真正具备预言能力的人类先知，通常让人讨厌，因为他们预言的内容通常是悲观的，但他们比绝大部分人更诚实，更不在乎真话可能带给自己的灾难。布罗茨基讽刺地说，人们宁可匍匐于党的第一书记或元首脚下，却亟不可待地攻击一位先知，是因为“被人告知你是一个奴隶，要比被人告知在道德上你是零更好消受些。”如西方神话里的卡桑德拉，太阳神阿波罗诅咒她预言永远正确，但没人信她。且看历史上的这些卡桑德拉们如何预言。
14.托克维尔以精确预言著称，早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20年他就预言道：“在我看来，不久即将导致十分可怕的内战…”托克维尔也在德克萨斯州并入美国之前近十五年就预言这件事即将发生，他还早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前13年就预言俄国将走上极权奴役之路，并预言美俄将统治地球，1848年1月27日，托克维尔在法国众议院发表演讲说：“……它迟早会在这个国家中引发最为重大的革命：请坚信此点。”不到一个月后的2月22日，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菲利普退位。
15.托克维尔对中国了解不多，但他却依然能够精准预言亚洲国家不顾具体情形瞎折腾的惨烈后果，法国大众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也在1913年就精确地预言了晚清新政和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此前1905年1月6日，孙中山在伦敦拜访严复时，严复也警告过孙中山，认为以中国之民品民智革命很危险，只有依靠教育来更新民俗；1917年，俄国发生建立极权帝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军暴乱，当时中国人中大多知识人如一切伪先知视之为喜讯奔走相告，唯有孤寂的文化守墓人王国维忧心忡忡，他预计：“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共和指国民党）10年后，几乎精确预言了未来中国的王国维自沉昆明湖，32年后神州陆沉。
16.人们通常认为“吃一堑长一智”，其实不是这样的，哪怕有那么多杰出的社会理论家如米塞斯、韦伯、丘吉尔等都预言过共产主义必所导致的狂暴极权，哪怕已有事实证明了共产主义是个邪恶的极权怪兽，那些以良心自居的左派知识分子依然视若无睹，你依然可以惊愕地看到罗曼罗兰把《莫斯科日记》锁进保险柜里，说50年后再出版；你也依然可以看到萨特为了效忠苏联攻击不够坚定的左派，到街上散发《毛主席语录》；你还可以看到乔姆斯基公然为波尔布特的柬埔寨背书……
17.这些所谓的时代“良心”们，很难说他们存心撒谎，正如哈耶克和索维尔指出的，为乌托邦鼓与呼的人们，并不是他们有什么道德上的恶意，甚至他们比一般人还可能更具有同情心，问题是出在智识上的谬误，而更大的问题是，当他人指出这种智识谬误之后，他们并不认真对待，最多只是用道德激情去攻击性回应。
18.而比这种情况更糟糕的，是即使被事实和理论双重证明的错误，那些宣说这些错误并从中获得名利的知识分子们，依然可以继续罔顾事实和道理地胡说八道，如诺齐克所发现的，这是学校教育被具有这些左倾知识分子们垄断的恶果。
19.李普曼在《幻影公众》里指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就是针对公共问题发言的人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是局内人，而是旁观者，因此，外行瞎指挥内行的情况就会比比皆是，索维尔在书中也提出同样问题，对那些冒充内行的外行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辛辣的嘲讽。
20.由此，作为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言论自由，该如何行使才是恰如其分的就成了很大问题。李普曼认为，作为局外人的公众，倘若要真正发挥言论自由的正面价值，应该根据公共问题所应当遵循的规则来发言，即公共议论的内容应当是针对问题的程序而非实体，我在十多年的公共议论中，尤其是刑事案件，通常不讨论实体问题（少数几次触及实体问题，就有出错的），而只讨论诉讼程序问题，便是“李普曼法则”的一种表现形式。
21.知识分子需要自省的方面相当多，无论是索维尔提出的内行外行知识自律问题，还是李普曼提出的局内人局外人角色自律问题，再就是奥派总体上个人主义方法论所昭示的基本洞见：没有人能设计社会，因为没有哪个天才所拥有的智识可以跟千千万万人在无数对个体互动中形成历史性的巨量智识之一毫相提并论。因此，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时刻提醒自己可能发生的失误。
22.很大程度上说，知识分子的真正价值之一是预警性的，即发现什么可能是错的──尤其是自身容易发生的错误，不要轻易与错误的知识为伍，哪怕那知识看上去光艳照人。发现真理虽然重要，但因其程序复杂，需要他人的大量私人或社会活动协助才能完成其验证（例如口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这样被证实的），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智识常常与特定的经验积累和地域性知识相关，不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适性和绝对性，因此难以被验证，常常是一旦验证为时已晚──人们已经因此而吃足了苦头。
23.于是，一种试错性或索维尔所提示的“悲观构想”型的认识论，或许可以帮助知识分子不至于犯下过于愚蠢的错误，只要一个人有基本的诚实，至少明白何为错误比明白何为正确要容易一些。正如奥派经济学和社会理论所揭示的，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一些基本智慧，其实仅仅是教会了人们什么是错的，而只要足够重视这些关于何为错误的知识，足以避免那些因为轻率而带来的灾难。
24.然而，正如欧洲左派知识分子迄今没有为他们在20世纪的不堪记录道过歉，在盛产左冷残知识分子的法国尤其如此，萨特、波伏娃、罗曼罗兰、阿拉贡等这些当年的极权帮凶，即使在他们死后依然是欧洲知识圣坛上的祭司，当代全球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左派，既缺乏对真正知识下功夫，也缺乏就可能存在的智识性错误进行反思，更不会听取他人的批评意见，但他们依然就一切他们可能不懂的问题侃侃而谈。
25.好像是黑格尔说的，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什么也没学到。今日的知识分子再要大张旗鼓地为共产主义鼓吹，实在得有巨厚的脸皮才行，毕竟因为苏联解体、东欧转型、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被审判、朝鲜金氏王朝奄奄待毙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基本事实，但他们还是会像当年萧伯纳、布莱希特们一样，为独裁暴君涂脂抹粉，他们也依然会像索维尔所痛斥的罗素一样，对根本不懂的国际军事的实体性而非程序性问题大放厥词。
26.通常，这差不多依然是主流知识分子的全部，被历史记忆的通常是罗素那样的著名知识分子，他的糗事被选择性遗忘的同时，那些在自己所知范围内谨慎对待问题的知识分子，则会被排斥于主流之外，就像米塞斯，就像哈耶克──他在西方依然是位让主流知识分子们讨厌的人物，虽然乔姆斯基也好，皮凯蒂也罢，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打算移民朝鲜。
附：本书的一大遗憾是翻译质量不够好，冗词赘字俯拾即是，我少数几个核对的地方，似乎与原文的原意也未必完全吻合，不过，依然要感谢译者，毕竟翻译向来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本文作者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1.
自从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以来，知识分子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发挥的舆论与观念影响力的权重似乎越来越重，但自从1917年共产主义在俄国获得政权之后，尤其是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实验，发生在多个共产国家无数惨酷的极权恐怖事实，使得重新评估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变得异常必要甚至紧迫。中信出版社
《知识分子与社会》， [美] 托马斯•索维尔 著， 张亚月 / 梁兴国 译。
3.与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等批判知识分子的名著不同，索维尔批判的是知识分子的智识，知识分子的道德并非索维尔特别关注的，通常，奥派思想家并不那么确信谁的道德一定就那么高或那么低，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维尔所要批判的，可能恰恰就是像班达这类道德感爆棚，而智识却未必过关的知识分子。
4.我一直认为，针对公共事务，闭嘴比开口重要，不知在哪里闭嘴就不知道该在哪里开口。本书再次印证了我的这一看法。书中列举了著名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讨论时大量胡说八道的惊人案例──这不是最让人吃惊的，最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可以永远胡说八道无需道歉，并且依然拥有持续而广泛的听众。
5.哈耶克曾在《知识分子与社会至上主义》里认为，带来世界性灾难的社会主义思潮，是经过大量知识分子的聒噪才落实为真实灾难的。这一符合实际的评价确实足够让人沮丧。如刘瑜在关于此书书评中的看法，是那些掌权者才将左祸带给人民，但左倾知识分子难道没有道义责任吗？
6.布罗茨基在其著名的诺奖演说《美学是伦理学之母》里以他惯有的略带嘲讽的口吻谈及20世纪的极权独裁者，他说：“一个受过教育的文人，在读了这种那种政治论文或小册子以后，当然有足够的能力去杀害他的同类，而且会充满坚信的狂喜去杀戮。列宁是文人，斯大林是文人，希特勒也是文人，至于毛泽东，他甚至还写诗。然而，这些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镇压名单比书单要长。”
7.布罗茨基的这段话既从事实上，也从道理上印证了左倾知识分子祸害世界的论断。作为当代奥地利学派的重要知识分子，索维尔和他的奥派前辈们一样，更多是从认识论和知识论角度对左派知识分子提出批判：“你们凭什么那么确信自己会给世界带来福音而不是灾难？”残酷的是，事实证明这一批判是对的。
8.然而正如索维尔在书中所引用的霍弗的犀利批判，知识分子的最大特权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胡说八道。奥派的学术方法论中，有个坚不可摧的根基，就是始终以一种个人主义的分析路径来解释这个世界，这种摒弃集体主义思维的方法论，极少会尝试就群体性和集体性命题得出过于武断的建构性结论。
9.如索维尔所展示的，左派知识分子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是基于“圣化构想”（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这是与强调经验和审慎的“悲观构想”相对的完美化构想方式，它比设定乌托邦图景批判现实做得更多，即自以为能提供完美的出路和解决方案，甚至以为自己或某种制度、领袖神圣得足以引领社会摆脱蒙昧步入天堂。
10.索维尔特别提到美国制定联邦宪法的国父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如此奇迹，就因为他们是基于“悲观构想”而非“圣化构想”，麦迪逊会议记录中的诸多内容都印证了这一评价。
11.1787年9月17日，费城，美国制宪会议最后一天，富兰克林动员代表们放弃成见在联邦宪法上签字，说了一段典型“悲观构想”的话：“（我）年纪越大，越倾向于怀疑自己的判断，更尊重别人的判断。的确，大多数的人，也和宗教里的大多数教派一样，以为他们自己拥有全部真理，凡是别人的观点与他们不同，就认定是谬误。”
12.富兰克林又说：“我进而相信，这一次可能治理得好若干年，不过最后还是会以专制收场，和以前的一些共和形式结局一样，人们一旦过于腐化，就需要专制政府，没有能力建成其他形式。我也怀疑，不论再开多少制宪会议，未必就能制定一部更好的宪法。”华盛顿甚至更悲观，他认为这部宪法能顶20年就算不错了。
13.这个世界的可悲之处在于，那些真正具备预言能力的人类先知，通常让人讨厌，因为他们预言的内容通常是悲观的，但他们比绝大部分人更诚实，更不在乎真话可能带给自己的灾难。布罗茨基讽刺地说，人们宁可匍匐于党的第一书记或元首脚下，却亟不可待地攻击一位先知，是因为“被人告知你是一个奴隶，要比被人告知在道德上你是零更好消受些。”如西方神话里的卡桑德拉，太阳神阿波罗诅咒她预言永远正确，但没人信她。且看历史上的这些卡桑德拉们如何预言。
14.托克维尔以精确预言著称，早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20年他就预言道：“在我看来，不久即将导致十分可怕的内战…”托克维尔也在德克萨斯州并入美国之前近十五年就预言这件事即将发生，他还早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前13年就预言俄国将走上极权奴役之路，并预言美俄将统治地球，1848年1月27日，托克维尔在法国众议院发表演讲说：“……它迟早会在这个国家中引发最为重大的革命：请坚信此点。”不到一个月后的2月22日，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菲利普退位。
15.托克维尔对中国了解不多，但他却依然能够精准预言亚洲国家不顾具体情形瞎折腾的惨烈后果，法国大众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也在1913年就精确地预言了晚清新政和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此前1905年1月6日，孙中山在伦敦拜访严复时，严复也警告过孙中山，认为以中国之民品民智革命很危险，只有依靠教育来更新民俗；1917年，俄国发生建立极权帝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军暴乱，当时中国人中大多知识人如一切伪先知视之为喜讯奔走相告，唯有孤寂的文化守墓人王国维忧心忡忡，他预计：“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共和指国民党）10年后，几乎精确预言了未来中国的王国维自沉昆明湖，32年后神州陆沉。
16.人们通常认为“吃一堑长一智”，其实不是这样的，哪怕有那么多杰出的社会理论家如米塞斯、韦伯、丘吉尔等都预言过共产主义必所导致的狂暴极权，哪怕已有事实证明了共产主义是个邪恶的极权怪兽，那些以良心自居的左派知识分子依然视若无睹，你依然可以惊愕地看到罗曼罗兰把《莫斯科日记》锁进保险柜里，说50年后再出版；你也依然可以看到萨特为了效忠苏联攻击不够坚定的左派，到街上散发《毛主席语录》；你还可以看到乔姆斯基公然为波尔布特的柬埔寨背书……
17.这些所谓的时代“良心”们，很难说他们存心撒谎，正如哈耶克和索维尔指出的，为乌托邦鼓与呼的人们，并不是他们有什么道德上的恶意，甚至他们比一般人还可能更具有同情心，问题是出在智识上的谬误，而更大的问题是，当他人指出这种智识谬误之后，他们并不认真对待，最多只是用道德激情去攻击性回应。
18.而比这种情况更糟糕的，是即使被事实和理论双重证明的错误，那些宣说这些错误并从中获得名利的知识分子们，依然可以继续罔顾事实和道理地胡说八道，如诺齐克所发现的，这是学校教育被具有这些左倾知识分子们垄断的恶果。
19.李普曼在《幻影公众》里指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就是针对公共问题发言的人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是局内人，而是旁观者，因此，外行瞎指挥内行的情况就会比比皆是，索维尔在书中也提出同样问题，对那些冒充内行的外行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辛辣的嘲讽。
20.由此，作为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言论自由，该如何行使才是恰如其分的就成了很大问题。李普曼认为，作为局外人的公众，倘若要真正发挥言论自由的正面价值，应该根据公共问题所应当遵循的规则来发言，即公共议论的内容应当是针对问题的程序而非实体，我在十多年的公共议论中，尤其是刑事案件，通常不讨论实体问题（少数几次触及实体问题，就有出错的），而只讨论诉讼程序问题，便是“李普曼法则”的一种表现形式。
21.知识分子需要自省的方面相当多，无论是索维尔提出的内行外行知识自律问题，还是李普曼提出的局内人局外人角色自律问题，再就是奥派总体上个人主义方法论所昭示的基本洞见：没有人能设计社会，因为没有哪个天才所拥有的智识可以跟千千万万人在无数对个体互动中形成历史性的巨量智识之一毫相提并论。因此，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时刻提醒自己可能发生的失误。
22.很大程度上说，知识分子的真正价值之一是预警性的，即发现什么可能是错的──尤其是自身容易发生的错误，不要轻易与错误的知识为伍，哪怕那知识看上去光艳照人。发现真理虽然重要，但因其程序复杂，需要他人的大量私人或社会活动协助才能完成其验证（例如口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这样被证实的），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智识常常与特定的经验积累和地域性知识相关，不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适性和绝对性，因此难以被验证，常常是一旦验证为时已晚──人们已经因此而吃足了苦头。
23.于是，一种试错性或索维尔所提示的“悲观构想”型的认识论，或许可以帮助知识分子不至于犯下过于愚蠢的错误，只要一个人有基本的诚实，至少明白何为错误比明白何为正确要容易一些。正如奥派经济学和社会理论所揭示的，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一些基本智慧，其实仅仅是教会了人们什么是错的，而只要足够重视这些关于何为错误的知识，足以避免那些因为轻率而带来的灾难。
24.然而，正如欧洲左派知识分子迄今没有为他们在20世纪的不堪记录道过歉，在盛产左冷残知识分子的法国尤其如此，萨特、波伏娃、罗曼罗兰、阿拉贡等这些当年的极权帮凶，即使在他们死后依然是欧洲知识圣坛上的祭司，当代全球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左派，既缺乏对真正知识下功夫，也缺乏就可能存在的智识性错误进行反思，更不会听取他人的批评意见，但他们依然就一切他们可能不懂的问题侃侃而谈。
25.好像是黑格尔说的，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什么也没学到。今日的知识分子再要大张旗鼓地为共产主义鼓吹，实在得有巨厚的脸皮才行，毕竟因为苏联解体、东欧转型、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被审判、朝鲜金氏王朝奄奄待毙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基本事实，但他们还是会像当年萧伯纳、布莱希特们一样，为独裁暴君涂脂抹粉，他们也依然会像索维尔所痛斥的罗素一样，对根本不懂的国际军事的实体性而非程序性问题大放厥词。
26.通常，这差不多依然是主流知识分子的全部，被历史记忆的通常是罗素那样的著名知识分子，他的糗事被选择性遗忘的同时，那些在自己所知范围内谨慎对待问题的知识分子，则会被排斥于主流之外，就像米塞斯，就像哈耶克──他在西方依然是位让主流知识分子们讨厌的人物，虽然乔姆斯基也好，皮凯蒂也罢，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打算移民朝鲜。
2014年10月27日于追远堂
附：本书的一大遗憾是翻译质量不够好，冗词赘字俯拾即是，我少数几个核对的地方，似乎与原文的原意也未必完全吻合，不过，依然要感谢译者，毕竟翻译向来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本文作者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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