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不过,若我们不带情绪而是冷静地审视和分析日本对集体自卫权的解禁,或许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令人忧虑。对日益右倾化的日本来说,解禁集体自卫权是迟早之事,因为这被日本视为国家走向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战后由美国主导拟定的日本宪法明定放弃战斗,不能卷入国际纷争。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期望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军事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和平宪法使日本享受了长达60多年的和平红利,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从而迅速在战争废墟的基础上崛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直到2010年这一桂冠才让位于中国。
当然,和平宪法也使日本成为一个主权残缺的不正常的国家,其外交和安保受制于美国。今天的日本,在经济上是个强国的同时,在政治上则是小国,尽管其军事力量公认很强,但国际话语权有限。日本右翼认为,这都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战胜国将不公平的战后国际体制加诸日本的结果,而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和平宪法。故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首当其冲必须改变和平宪法,尤其是宪法第九条。
二战已经过去了近70年,世界形势和国际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大的历史框架看,苏联帝国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中国的持续崛起以及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而来的单极格局的解体,都将影响历史走势。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世界主要大国在经历一个再正常化的过程。例如,中国要恢复其在历史上的东亚地位(不是秩序),俄罗斯要求与西方平等,印度也要复兴其古老文明。日本自然谋求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日本右翼认为,这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不正确”认知是两个问题,不应将它们混淆。
客观来看,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要求有其合理的一面,中韩若以历史问题为由杯葛日本,很难站住脚,换言之,日本歪曲历史不是其不能成为正常国家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要求日本正视其侵略亚洲国家的历史认知,但不能反对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合理诉求,这里面虽有联系,但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所以,面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中方这次并未表达坚定反对之意,只是敦促日本要慎重其事,不得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以及区域和平稳定。
对中国来说,目前最担心的是,一旦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在中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存在东海、南海争端的情况下,是否会诱发日本的军事冒险,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这种可能性不能讲没有。因为解禁决议允许日本即使没有直接遭攻击,也可参与针对他国的战争。而且该决议还特别针对“离岛”问题指出,在岛屿未受侵占时,日本政府可在判断警察力量无法应对时,以及防止受害为理由,下令自卫队展开武力行动。这都有明显的针对中国之意,可见,解禁集体自卫权赋予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权力。
不过,也不要高估此种可能性。尽管日本日益右倾,但毕竟经过了60多年的民主化改造,和平而非战争仍是日本的主流民意,和平力量仍然在日本国内非常强大。所以,安倍在面对国内近年来针对解禁集体自卫权而发起的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时才会说,认为日本将参与保卫外国的战争是个“误解”,并明确表示日本不会参与像1990年的波斯湾战争或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安倍政府也不得不为放宽自卫权设置了一个“武力行使三条件”,强调只是“有限地”行使集体自卫权。
退一步说,即使日本没有放宽集体自卫权,它在中日发生岛屿冲突时发动先发制人打击,或者武力支持同中国对抗的国家,也是可以找到办法的。所以,解禁集体自卫权并非是问题的关键,而在于,在行使解禁后的集体自卫权时,能否受到国会和民意的约束。而从主流民意反战来看,日本政府不大可能在出兵国外的问题上一意孤行。
既然中国阻止不了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成为正常国家,就要接受这个现实,好比日本阻止不了中国崛起,最终也必须接受现实一样。当然,在外交上进行抗议还是要做的,但这只是外交姿态。对中国而言,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包括强军,推进军事现代化,这是保卫自己安全的最好办法,而非寄予在外部力量对中国的善意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此举实是帮了中国一个大忙,它为中国扩军备战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理由。
根本上说,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不是为了要同中国发生战争,而是对中国形成一种战略威慑,就像安倍宣称的,“做好万全的准备反而能打消日本参与战争的企图,拥有强大的实力,这才是威慑力”。中国完全可以借力使力,用危机意识激发军队的战斗力,加强军事斗争准备。因此,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对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未必是件坏事。
(本文作者邓聿文系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安
倍内阁刻意选在日本自卫队成立60周年的7月1日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即允许军队出国参战,其放出的信号十分清楚。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中韩两国对此表示了不安,而曾缔造日本和平宪法,给日本军国主义套上紧箍咒的美国及西方国家,则表示支持和欢迎。不过,若我们不带情绪而是冷静地审视和分析日本对集体自卫权的解禁,或许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令人忧虑。对日益右倾化的日本来说,解禁集体自卫权是迟早之事,因为这被日本视为国家走向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战后由美国主导拟定的日本宪法明定放弃战斗,不能卷入国际纷争。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期望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军事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和平宪法使日本享受了长达60多年的和平红利,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从而迅速在战争废墟的基础上崛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直到2010年这一桂冠才让位于中国。
当然,和平宪法也使日本成为一个主权残缺的不正常的国家,其外交和安保受制于美国。今天的日本,在经济上是个强国的同时,在政治上则是小国,尽管其军事力量公认很强,但国际话语权有限。日本右翼认为,这都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战胜国将不公平的战后国际体制加诸日本的结果,而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和平宪法。故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首当其冲必须改变和平宪法,尤其是宪法第九条。
二战已经过去了近70年,世界形势和国际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大的历史框架看,苏联帝国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中国的持续崛起以及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而来的单极格局的解体,都将影响历史走势。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世界主要大国在经历一个再正常化的过程。例如,中国要恢复其在历史上的东亚地位(不是秩序),俄罗斯要求与西方平等,印度也要复兴其古老文明。日本自然谋求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日本右翼认为,这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不正确”认知是两个问题,不应将它们混淆。
客观来看,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要求有其合理的一面,中韩若以历史问题为由杯葛日本,很难站住脚,换言之,日本歪曲历史不是其不能成为正常国家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要求日本正视其侵略亚洲国家的历史认知,但不能反对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合理诉求,这里面虽有联系,但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所以,面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中方这次并未表达坚定反对之意,只是敦促日本要慎重其事,不得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以及区域和平稳定。
对中国来说,目前最担心的是,一旦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在中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存在东海、南海争端的情况下,是否会诱发日本的军事冒险,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这种可能性不能讲没有。因为解禁决议允许日本即使没有直接遭攻击,也可参与针对他国的战争。而且该决议还特别针对“离岛”问题指出,在岛屿未受侵占时,日本政府可在判断警察力量无法应对时,以及防止受害为理由,下令自卫队展开武力行动。这都有明显的针对中国之意,可见,解禁集体自卫权赋予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权力。
不过,也不要高估此种可能性。尽管日本日益右倾,但毕竟经过了60多年的民主化改造,和平而非战争仍是日本的主流民意,和平力量仍然在日本国内非常强大。所以,安倍在面对国内近年来针对解禁集体自卫权而发起的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时才会说,认为日本将参与保卫外国的战争是个“误解”,并明确表示日本不会参与像1990年的波斯湾战争或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安倍政府也不得不为放宽自卫权设置了一个“武力行使三条件”,强调只是“有限地”行使集体自卫权。
退一步说,即使日本没有放宽集体自卫权,它在中日发生岛屿冲突时发动先发制人打击,或者武力支持同中国对抗的国家,也是可以找到办法的。所以,解禁集体自卫权并非是问题的关键,而在于,在行使解禁后的集体自卫权时,能否受到国会和民意的约束。而从主流民意反战来看,日本政府不大可能在出兵国外的问题上一意孤行。
既然中国阻止不了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成为正常国家,就要接受这个现实,好比日本阻止不了中国崛起,最终也必须接受现实一样。当然,在外交上进行抗议还是要做的,但这只是外交姿态。对中国而言,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包括强军,推进军事现代化,这是保卫自己安全的最好办法,而非寄予在外部力量对中国的善意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此举实是帮了中国一个大忙,它为中国扩军备战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理由。
根本上说,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不是为了要同中国发生战争,而是对中国形成一种战略威慑,就像安倍宣称的,“做好万全的准备反而能打消日本参与战争的企图,拥有强大的实力,这才是威慑力”。中国完全可以借力使力,用危机意识激发军队的战斗力,加强军事斗争准备。因此,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对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未必是件坏事。
(本文作者邓聿文系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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