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
这位企业家朋友最后没有签字，但我们都签了。三年过去，没听说哪位签字的老板因为不吃鱼翅而生意做不成了。姚明还给野生救援拍了广告片──“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现在几乎妇孺皆知。我看到网上还有人拿来恶搞。似乎姚明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丝毫不受影响。
一个认为自己的饮食偏好（不吃鱼翅，不喝酒）都会导致官员生气的企业家，首先就把自己定位得矮化了。更何况，这个心理假设的前提是，政府官员们心理上都是些长不大、被惯坏的孩子──稍有不如意就会迁怒。
万科从成立之初就有句口号，叫“不行贿”。当时也有人在说：不行贿怎么做房地产生意？结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行贿不仅做成了房地产生意，还做成了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个中辛酸，不足为道。
“中国企业家论坛”有一个持续的话题，就是企业家的社会地位问题。我讲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很多时候，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与企业家对自己的心理期许有关。想要获得社会的承认与尊重，首先要相信自己是应该获得社会承认和尊重的。
中国的现代化，肇始于19世纪中叶。这不仅包括人们日常所关注的器物和制度层面，也包括夹在这两层之间的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商业与商业文明，也开始于这一时期。第一代的中国“企业家”们，如胡雪岩、雷履泰等，都是出色的管理大师，但在面对公众时却面目模糊。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 “徽商”或者“晋商”，那么社会也就认为他们仅仅是商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荣德生、张謇为代表的新一代企业家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气度。他们都不仅仅是企业家，从创业之初就自认是社会的砥柱：除了投资实业以外，他们造桥铺路、建立公园、兴办教育、参与城市规划、区域经济规划甚至是社会保障规划的制定。他们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到处奔走。1922年，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联合举办民意测验，张謇当选“最受敬仰之人物”。如果荣德生和张謇们还是和他的前辈胡雪岩、雷履泰一样，仅仅以创办一家成功的商号为目标，我无法想象他们能获得社会如此的承认与尊重。
在中文中的“企业家精神”，被大大局限了。因为英文中的entrepreneurship的含义要比中文中的“企业家”广泛的多。
一个社会总是有一些传统、规范和模式，而认识到这些模式的问题，重新组织要素，并成功为社会创造价值，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人的天性保守：当人们已经熟悉了某种程序或方法，而这种程序和方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要鼓励人们采用新的、未经实践证明的方式就会受到心理上的抵制。有时候，客观上采取新的方式可能并不存在困难，但人们也会觉得难以接受──无论是说服人们跟随一次创业冒险，一次管理变革，还是不喝酒、不吃鱼翅、不行贿这些改变社交文化的努力。
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知识越来越完备，在任何领域的创新都需要团队合作。一个发明家在自家阁楼里鼓捣出来的东西，已经很难震撼世界了。
现代科学研究早就已经过了一个教授带着两三个助手就能完成发明和发现的时代。任何一个运转良好的实验室，对内需要大规模的合作与沟通，对外则要面对各利益相关方。科学研究的前途甚至比新产品、新服务的市场前途还要不确定。发现某个研究方向的价值，说服整个团队往这个方向前进，遇到问题及时调整，同时还要游说政府、企业等资金方提供持续支持。
社会领域的创新也是如此，一个慈善项目想要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参与，无论是公关、管理、游说，都需要企业家精神。
短短30年间，中国的民营企业从零开始，以40%的社会资源，完成了60%的GDP，承担着80%的就业。企业家们已经是这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砝码。建国后的前30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现代化的进程都被打断了；而后30年，城市化与现代化则被大大压缩。上一轮现代化中两代企业家完成的蜕变，现在几乎被压缩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问题是，中国的企业家们做好了在一定程度上领导这个社会的准备了吗？
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位朋友是真正的企业家。他创办的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里，从产品到技术到管理，都走在中国企业的最前沿。但在拒吃鱼翅这事儿上，他没有展现出自己的企业家才华。
企业家们最重要的能力是说服。说服人们相信你所画下的美好蓝图，说服人们自愿跟随你前进。企业家除了要相信自己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更需要以企业家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价值。七八十年前，我们的前辈们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他们更以实际行动说服人们相信这一理念，并获得了社会的尊重。现在，轮到我们思考，该如何实现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责任？
企业家精神是当下所稀缺的：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最需要企业家精神的课题。这不仅需要领导人发现体制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还需要他们能在目前价值如此多元的社会里，团结起足够多的共识，甚至在体制内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以推动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最大的企业家精神。他的“50年不变”、“不争论”，就是在妥协，在动员，在说服。
而这都是企业家们最擅长的领域：远见、规划、管理、组织、协调、说服、动员、妥协。以国情而言，如果不把我们这些才能贡献给社会，仅仅是拿出一些钱来做“慈善”，谈不上是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
所以，企业家对社会发挥影响力，真还不能向学者、向明星学习，仅仅是发言就算了。一个集团军司令没必要跟武林高手比武。企业家向这个社会输出的正能量，恐怕就是现代的管理制度、组织机构、沟通技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投身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以推动他们认为有价值却不太可能挣钱的事业。在这些事业中，企业家们能做的就是发挥我们在组织、动员、说服上的经验，为“社会资本”存款。
企业家做公益项目，在管理上就要以企业的标准衡量。企业家们自己相互组织，更要走出乡党的小圈子，从农业社会的地缘亲缘所维系的熟人关系，转变成以共同职业、理念和使命为纽带的组织──因为企业本身就是以理念和使命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而企业家组织本身，更应该明确这个组织绝不能仅仅是“搞关系”、“盘资源”的平台。
这也是我对“中国企业家论坛”这个组织的期待之一：从一个熟人网络走向共同理念的人的平台。比如，除了邀请经济学界的专家之外，我们是不是能邀请其他学术界，甚至政界的朋友？无论是带领实验室，还是带领改革，这些在其他领域工作的精英们，所展现的都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门前，有一个阿特拉斯的雕像。这座雕像落成于1937年，当时，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是刚提出不久。托起天堂的巨神阿特拉斯，是纽约企业家们的自我期许──我们就是承载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巨人。从安•兰德开始，美国社会建构起一套有关企业家的英雄叙事，这套思想的源头来自于熊彼得：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破坏才是创新的来源，而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因为这种英雄叙事和道德勇气，才使得美国的企业家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到各种公益事业中去，并赢得社会尊重。
有这样的自信,有这样的自我期许，企业家才能对社会形成更大的影响力：企业家们不仅仅为社会提供就业与财富，企业家精神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道德勇气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与努力，更意味着要在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领域发挥企业家精神，去促使那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改变发生。
（本文作者王石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2
009年，我和一些朋友们响应一个国际环保NGO野生救援（WildAid）的号召，一起发起倡议拒吃鱼翅。当时就有位被我们拉过来签字的企业家说：这个我不能签，比如我跟部长吃饭，部长要吃鱼翅，我能说我不吃吗？我的生意还要不要做了？这位企业家朋友最后没有签字，但我们都签了。三年过去，没听说哪位签字的老板因为不吃鱼翅而生意做不成了。姚明还给野生救援拍了广告片──“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现在几乎妇孺皆知。我看到网上还有人拿来恶搞。似乎姚明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丝毫不受影响。
一个认为自己的饮食偏好（不吃鱼翅，不喝酒）都会导致官员生气的企业家，首先就把自己定位得矮化了。更何况，这个心理假设的前提是，政府官员们心理上都是些长不大、被惯坏的孩子──稍有不如意就会迁怒。
万科从成立之初就有句口号，叫“不行贿”。当时也有人在说：不行贿怎么做房地产生意？结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行贿不仅做成了房地产生意，还做成了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个中辛酸，不足为道。
“中国企业家论坛”有一个持续的话题，就是企业家的社会地位问题。我讲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很多时候，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与企业家对自己的心理期许有关。想要获得社会的承认与尊重，首先要相信自己是应该获得社会承认和尊重的。
中国的现代化，肇始于19世纪中叶。这不仅包括人们日常所关注的器物和制度层面，也包括夹在这两层之间的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商业与商业文明，也开始于这一时期。第一代的中国“企业家”们，如胡雪岩、雷履泰等，都是出色的管理大师，但在面对公众时却面目模糊。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 “徽商”或者“晋商”，那么社会也就认为他们仅仅是商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荣德生、张謇为代表的新一代企业家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气度。他们都不仅仅是企业家，从创业之初就自认是社会的砥柱：除了投资实业以外，他们造桥铺路、建立公园、兴办教育、参与城市规划、区域经济规划甚至是社会保障规划的制定。他们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到处奔走。1922年，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联合举办民意测验，张謇当选“最受敬仰之人物”。如果荣德生和张謇们还是和他的前辈胡雪岩、雷履泰一样，仅仅以创办一家成功的商号为目标，我无法想象他们能获得社会如此的承认与尊重。
在中文中的“企业家精神”，被大大局限了。因为英文中的entrepreneurship的含义要比中文中的“企业家”广泛的多。
一个社会总是有一些传统、规范和模式，而认识到这些模式的问题，重新组织要素，并成功为社会创造价值，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人的天性保守：当人们已经熟悉了某种程序或方法，而这种程序和方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要鼓励人们采用新的、未经实践证明的方式就会受到心理上的抵制。有时候，客观上采取新的方式可能并不存在困难，但人们也会觉得难以接受──无论是说服人们跟随一次创业冒险，一次管理变革，还是不喝酒、不吃鱼翅、不行贿这些改变社交文化的努力。
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知识越来越完备，在任何领域的创新都需要团队合作。一个发明家在自家阁楼里鼓捣出来的东西，已经很难震撼世界了。
现代科学研究早就已经过了一个教授带着两三个助手就能完成发明和发现的时代。任何一个运转良好的实验室，对内需要大规模的合作与沟通，对外则要面对各利益相关方。科学研究的前途甚至比新产品、新服务的市场前途还要不确定。发现某个研究方向的价值，说服整个团队往这个方向前进，遇到问题及时调整，同时还要游说政府、企业等资金方提供持续支持。
社会领域的创新也是如此，一个慈善项目想要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参与，无论是公关、管理、游说，都需要企业家精神。
短短30年间，中国的民营企业从零开始，以40%的社会资源，完成了60%的GDP，承担着80%的就业。企业家们已经是这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砝码。建国后的前30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现代化的进程都被打断了；而后30年，城市化与现代化则被大大压缩。上一轮现代化中两代企业家完成的蜕变，现在几乎被压缩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问题是，中国的企业家们做好了在一定程度上领导这个社会的准备了吗？
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位朋友是真正的企业家。他创办的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里，从产品到技术到管理，都走在中国企业的最前沿。但在拒吃鱼翅这事儿上，他没有展现出自己的企业家才华。
企业家们最重要的能力是说服。说服人们相信你所画下的美好蓝图，说服人们自愿跟随你前进。企业家除了要相信自己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更需要以企业家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价值。七八十年前，我们的前辈们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他们更以实际行动说服人们相信这一理念，并获得了社会的尊重。现在，轮到我们思考，该如何实现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责任？
企业家精神是当下所稀缺的：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最需要企业家精神的课题。这不仅需要领导人发现体制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还需要他们能在目前价值如此多元的社会里，团结起足够多的共识，甚至在体制内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以推动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最大的企业家精神。他的“50年不变”、“不争论”，就是在妥协，在动员，在说服。
而这都是企业家们最擅长的领域：远见、规划、管理、组织、协调、说服、动员、妥协。以国情而言，如果不把我们这些才能贡献给社会，仅仅是拿出一些钱来做“慈善”，谈不上是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
所以，企业家对社会发挥影响力，真还不能向学者、向明星学习，仅仅是发言就算了。一个集团军司令没必要跟武林高手比武。企业家向这个社会输出的正能量，恐怕就是现代的管理制度、组织机构、沟通技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投身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以推动他们认为有价值却不太可能挣钱的事业。在这些事业中，企业家们能做的就是发挥我们在组织、动员、说服上的经验，为“社会资本”存款。
企业家做公益项目，在管理上就要以企业的标准衡量。企业家们自己相互组织，更要走出乡党的小圈子，从农业社会的地缘亲缘所维系的熟人关系，转变成以共同职业、理念和使命为纽带的组织──因为企业本身就是以理念和使命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而企业家组织本身，更应该明确这个组织绝不能仅仅是“搞关系”、“盘资源”的平台。
这也是我对“中国企业家论坛”这个组织的期待之一：从一个熟人网络走向共同理念的人的平台。比如，除了邀请经济学界的专家之外，我们是不是能邀请其他学术界，甚至政界的朋友？无论是带领实验室，还是带领改革，这些在其他领域工作的精英们，所展现的都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门前，有一个阿特拉斯的雕像。这座雕像落成于1937年，当时，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是刚提出不久。托起天堂的巨神阿特拉斯，是纽约企业家们的自我期许──我们就是承载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巨人。从安•兰德开始，美国社会建构起一套有关企业家的英雄叙事，这套思想的源头来自于熊彼得：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破坏才是创新的来源，而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因为这种英雄叙事和道德勇气，才使得美国的企业家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到各种公益事业中去，并赢得社会尊重。
有这样的自信,有这样的自我期许，企业家才能对社会形成更大的影响力：企业家们不仅仅为社会提供就业与财富，企业家精神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道德勇气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与努力，更意味着要在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领域发挥企业家精神，去促使那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改变发生。
（本文作者王石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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