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洁林
微
博就像金庸的江湖，无论相隔多远，都可以一呼百应。时而高手过招，点到为止；时而各门派大战，高潮迭起。江湖上最近一件吊诡的事是对潘石屹和任志强“原罪”的清算。这两位都是中国地产界叱口风云的企业家，最近因为高调在微博上就公共事务发言而声名更盛。小潘热衷环保议题，而老任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更为关心。两位都是朝野关注的明星，正面和负面新闻一直此起彼伏。最近的风波始于有人发现一位有四个身份证的神秘人物龚爱爱买了SOHO中国的房子，这是小潘和太太张欣的公司。后来发现张欣是香港身份，而SOHO中国股份都在张欣的名下，而“中国人”小潘没有股份，尽管这些都是公开披露的信息，还是引发了一阵爱国、卖国的大辩论。
江湖上有“大炮”之称的任志强为朋友挺身而出，高调支持小潘，认为夫妻两人财产如何分配是私事。于是一些网民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任、潘的关系上，抖落出一串他们早期交易的“利益输送”疑点，对他们“原罪”的揭露和批判就开始了。然后，再由对他们个人操守的否定，延伸到质疑他们推动公共议题的动机和资格，甚至到对他们所推动的议题的否定。
读着微博上最近两大门派一条条唇枪齿剑的你来我往，我不能判断潘石屹和任志强是否有“原罪”，法庭应该是一个更好的确定“罪”与“罚”的地方。但这一波揭露和批判的背后，贯穿着一个似曾相识的逻辑：高尚的事必须由高尚的人来做；如果有瑕疵的人推动一些貌似高尚的公共事务，那一定别有用心；有瑕疵、动机不纯的人要么没资格推动高尚的事,要么这事不值得支持。
看着这场网络江湖狂欢，我老是想起一个不相干的故事。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1824 口 1893)是美国19世纪成功的企业家和政治家，一位有钱有势在美国西部呼风唤雨的人物。他穿梭于政商两界长袖善舞，被史学家戏称为“强盗贵族”（Robber baron）。他于1861年创立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Central Pacific Railroad），该公司是两家修筑第一条横跨美国铁路的公司之一，完成了从加州到犹他州路段。这家公司雇佣了12000名华工，占公司员工的90%。作为一个企业家，斯坦福名声不佳，对华裔劳工的无情剥削载入史册。斯坦福也于1861年当选加州州长，后来又于1885年当选了联邦参议员。作为政治家，斯坦福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他不仅不为那些在修铁路中功勋卓著的华工争取权益，反而成为迫害、排挤华人的推动者。
就在斯坦福如日中天之际，一场灾难降临了。1884年斯坦福带着全家去意大利旅行，他年仅16岁的儿子小斯坦福在途中染上了伤寒病，不治而亡。这对老来得子的斯坦福是致命打击。回到美国后，悲痛的斯坦福告诉太太，别悲伤，加州所有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然后他们把自家资产的80%捐献出来，在1885年底创立了斯坦福大学，于1891年10月开始招生，据说第一位注册的学生叫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他于1928年被选为美国总统。
如果说斯坦福有“原罪”，那么斯坦福大学就是他自己建造的“雷峰塔”，把“原罪”永远压在下面。一百多年过去了，斯坦福大学已经成为世界著名大学，为人类的信息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培养了很多华裔人才，例如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曾经是斯坦福的学生，功成名就之后大手笔捐助母校。如今，这座“雷峰塔”历经几代学子添砖加瓦愈发流光溢彩，而塔下埋葬的“原罪”也让斯坦福的故事真切生动并发人深省。
事实上，19世纪的美国是一个“强盗贵族”盛行的时代，其中有两位与我有些许渊源，一位是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另一位是银行家安德鲁•梅隆，都是19世纪美国中部城市匹兹堡的大亨。早期的卡内基是一位贪婪、对工人刻薄的老板，用不光彩的手段垂直垄断了与钢铁有关行业,一度被人们称为“卑鄙的卡内基”。银行家梅隆双栖于政界和商界，利用权力获取利益,商业王国横跨金融、钢铁、建筑和石油等行业。梅隆曾做过美国财政部长，差点让美国国会弹劾。
这两位“强盗”在晚年华丽转身,把精力和金钱投入慈善事业。卡内基在全世界捐建了3000多座免费图书馆，并在匹兹堡建造了卡内基技术学院。他仅为自己的女儿留了些能过日子的钱，其余全部捐献给各种慈善项目。梅隆捐建了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著名国家艺术馆，同时也在匹兹堡创建了梅隆工业研究院。据说这两位大亨生前争斗不断，然而他们在匹兹堡创立的两家高等学府最后合并为“卡内基-梅隆大学”- 一座他们共同的“雷峰塔”，我的母校。
这种有缺陷的枭雄在美国短暂的历史上比比皆是，人们很少会因为他们的贡献而故意修改他们不光彩的过去，也很少会因为他们的原罪而否定其贡献，更不会剥夺他们为自己建造“雷峰塔”的权利。正是认识到人性的不完美，因此那里的人们在不断地完善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系统，期望这个系统能成为保护神去限制人类过分的贪欲和危害社会的能量。
然而中国这个东方古老大国有很不一样的传统，我们数千年寻求完美的人，一个道德高尚、脱离了低级趣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能战胜自然创造财富、能给我们带来公平正义、幸福安康的人。有道德洁癖的人们不容许有人“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快乐地互相揭露着彼此的伤疤。然而无数次我们以为找到了真伟人，转眼却发现只是一个伪君子。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让我们意识到这个游戏叫“水中捞月”,一代又一代却沉迷其中乐此不疲。
在真实的世界中，被公认“高尚”的人很少，完美的人根本不存在，很多高尚的事都是由不那么高尚的人在“动机不纯”的前提下完成的。有利于大家的公共事务必须由所有与此利益相关的人一起来推动。“利己主义”是推动公共事务的正当理由，正是由于每个公民“自私地”捍卫自己的权利，社会才得以平衡，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我们决定支持一个议题时，只需理性分析该议题对自己和公众是否有利，如何推动、和谁一起推动成功的可能性更高。至于谁在倡导和参与这件事，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远远没有这件事本身的价值那么重要。因此，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不要再寻求完人，让我们这样一群平庸、有瑕疵甚至有原罪的人一起，一点一滴地完善一座制度的大厦？
卡内基曾说，人一生前三分之一需要努力学习，接下来的三分之一得玩命赚钱，最后的三分之一生命再把所赚的钱花在值得的使命上。很多像比尔•盖茨一样的美国富人在实践着这种三段式人生。中国过去几十年快速的政治和经济变革中，也有大批的企业家现在已经功成名就，无论是否有“原罪”，一些人的心境已经从赚钱转向了“花钱”，在环保、慈善、社会的公平正义等多方面发力。我很好奇他们会建造什么样的“雷峰塔”？这些“雷峰塔”是会在中国大地上屹立不倒,还是被当成“婊子的牌坊”被人们的口水摧毁？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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