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洁林
9月13日，在全球媒体的聚焦下，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受美国国会邀请参与调查听证。焦点问题是：华为和中兴与中国政府是什么关系？如果美国政府和关键企业购买它们的电信设备是否会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对于华为和中兴，这似乎是一个与美国公众和国会交流的绝好公关机会，但结果并不理想。美国国会议员们对华为和中兴的疑虑丝毫未减，反而对这两家公司代表在回答一些具体问题时“打太极拳”的做法很恼火。美国媒体大多以华为和中兴如何被国会“烧烤”为主题来描述这个故事，而中国媒体则更多是老调重弹地描述一个“阴谋故事”：竞争对手如何隐藏在后面操纵政治人物，而政治人物又如何为了选票拿中国公司开刀以取悦选民。一切似乎只是绕了一个小圈又回到了原地。
华为和中兴在美国生意受阻的核心原因是被怀疑中国政府对它们有某种程度的参与（比如政府拥有股份、决策权等）。虽然华为屡次解释说公司由员工100%拥有，但由于股东情况以及其运作都不透明，仍然难以取信于人。而中兴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它的政府背景和目前政府的持股是众所周知的。也就是说，美国最怕的是中国政府以及代表其经济利益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美国商业活动更是频频受阻。
对于这种状况，有不少人认为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中国国企“妖魔化”，从而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其实竞争对手之间博弈所用的手段，古往今来五花八门，包括与权力结合、迎合公众喜好等，反复重述这个古老的故事意义不大。美国政治家行事必须符合国家的政治环境，无论是谁也不能操控他们违背这个原则，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了解美国为什么有排斥中国国企的政治环境。
我们知道，与中国所信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不同的是，美国信奉“资本主义”，这不仅仅是政府的选择，也是主流人民的选择。在这种意识形态下，美国偏好尊重和维护私有产权，自己本土的国企也被限制在一个很有限的活动范围。例如美国邮局是很少的国企之一，除了提供邮政服务，它不能从事别的商业活动，营运也不以盈利为目的，邮费涨价，需要国会批准。历史上美国主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曾做得很过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不认同到排挤，甚至迫害。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就是一场对认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人士的迫害运动。麦肯锡时代虽然已经远去，目前的主流意识更为温和和中性，但很少人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社会有益。
也许，“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陈旧的冷战对峙故事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另一个比较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现象是美国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厌恶。“国家资本主义”的老祖宗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它成立于1600年底，是一个特别的私营公司，集政治、军事、商业为一体，由皇家授权垄断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活动，主要经营的物品有香料、棉花、丝绸、茶叶和鸦片。到后期，除了贸易，该公司还被授予军事和行政权力代表英皇管理印度殖民地。让中国受尽屈辱和痛苦的鸦片战争（1840年）就是这家臭名昭著的公司所为。当时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片生产，它们的战船和英国皇家战船一起参与了鸦片战争。其结果我们都知道，中国被迫开放诸多贸易口岸，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很多中国人也因此在鸦片的毒害下生活悲惨。其实这个英国东印度公司与美国的渊源更深。由于东印度公司垄断大英帝国与亚洲之间的贸易活动，其他地方的殖民地（包括英属美洲殖民地──也即今天的美国）需要为购买亚洲产品向英皇缴纳很高的税，这也是1773年波士顿“茶党”抗税事件的原因，这个事件最终导致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的爆发，催生了美国诞生。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74年1月1日正式结束，但100多年之后它的幽灵仍然在纠缠着当年的两个受害国，这何尝不是历史的无奈。以欧洲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为起点的人类第一轮全球化浪潮，它带来令人惊喜的地理大发现，也创造了殖民地这么一个怪物，并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了很多痛苦，紧随其后的两次世界大战更给世界留下悲惨教训。1945年二战胜利之后，作为对这个过程反思的一部分，杜绝“国家资本主义”成为西方精英界的共识之一。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主义阵营，二战之后国营化运动则蓬勃开展。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让私企兴起，国企逐渐市场化。如今展现于世界的中国国企无论其产权结构、还是公司不透明的治理，以及与执政党和政府的特殊关系，在西方人的眼里都是一个奇怪的物种，混杂着“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子。这种怀疑的眼神，也让与政府关系说不清楚的其他中国企业连带受害。虽然华为和中兴都很坚决地撇清自己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但要证实自己的答案、让美国相信很不容易。
华为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榜样，创始人任正非先生显示出来的智慧和胸怀也很令人敬佩。熟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民营企业成长史的人会深切理解，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悠久的“官本位”传统中走出一条现代企业之路是多么艰难。在产品和服务方面，华为已经很好地向世界客户证实了自己。如果要进入美国电讯市场，改进其透明度是华为一道绕不过的砍。作为一个占据着战略行业顶端、世界数一数二的电讯设备商，东道国政府和人民要求中国公司的信息像其竞争公司一样透明不算过分。
“增加透明度”是美国政府管理公司的一个基本原则，例如，美国现在的法律规定，如果公司的股东数超过499，就必须上市，Facebook就是迫于这条法律而上市的。也就是说，如果有超过65,000名股东的华为是美国公司，早就被迫上市了。而一个上市公司和私人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透明度、它对社会信息披露的责任。当然，“公开透明”不是华为等中国民企打开美国市场的“灵丹妙药”，但这是中国企业与世界融合的必经之道。
客观地说，现阶段要快速破解这种承载了复杂历史元素、政治现实和利益博弈的局面，对于任何一家企业都是一个不容易的任务。来日方长，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之路刚刚开始，希望华为能够作为中国民企的榜样，阳光、健康地在美国成长。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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