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ZEEN SALLY
此外，亚洲也面临着才智方面的挑战。在亚洲许多国家，曾经效果显著的传统的投资导向型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政策正迅速失去推动力。与此同时，对西方国家金融危机起因的普遍看法（虽然不一定总是准确）也让自由市场经济失去了大家的信任。许多亚洲人开始重新思考关于是什么刺激了之前发展的分析以及如何实现更大的繁荣。
对于亚洲人而言，谨记其近期发展进程中的几个关键点非常重要。他们必须要意识到，该地区真正成功的核心原因是经济自由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在政府避开干预性政策、转而放松对普通人冲劲的束缚时，亚洲各经济体才获得了最大的发展。
中国最大的发展发生于政府在农村施行产权制度、放开国内贸易并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之时，但是对工业的扶持也导致经济出现严重和不可持续的失衡现象。日本及其他“亚洲四小龙”成员国之所以蓬勃发展，是因为它们保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实行低价格管制、发放补贴、建设基础设施并且向国际竞争对手开放市场。然而，干预性的工业和金融政策孕育了裙带资本主义，成为了未来发展的拖累。与此同时，得益于其自由的经济，按人均计算香港与新加坡成为了亚洲最富裕的一批国家。
尽管如此，未完成的事业还有不少，因为整个亚洲的经济自由仍然遭到严重压制。如今对三个领域进行有关经济自由的反思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一个领域是金融市场。在亚洲大部分地区，计划经济控制依然限制所有人获得资本，但与政界关系良好的方面除外，因此它们在将储蓄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方面做得很糟糕。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中国。中国政府的金融压制──压低储蓄利率以使借款人获得低息贷款──是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核心问题。家庭储蓄获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回报，从而抑制了消费。低息贷款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所获得，滋生了不良投资。
这种模式在许多亚洲国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阻碍了他们从依赖于动用最大财力和人力投入的“追赶式”模式转型为以提高生产率为基础的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以生产率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市场将资本分配给有创造力的企业，而将资本分配给那些模仿其他地方所开发技术的企业的政客和官僚对此造成了障碍。
若要建立一个真正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必须解除利率控制，向新的进入者（包括国外的投资者）开放银行体系，开放债券和股票市场以扩大资本金基础，最终解除资本控制。
自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金融自由化已经声名扫地，不过亚洲人不应向欧洲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那样错误地判断这一问题。深层次的问题不是监管太少，而是政府在市场干预得太多，比如实施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为被认为“大而不倒”的银行发放大量补贴以及在美国鼓励民众过多抵押贷款。
此外，亚洲的贸易政策和海外投资政策也需要进行审视。早前几轮自由化举措，不论是亚洲的还是全球范围的，对该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刺激作用要比干预性的工业政策有效得多。不过，近期出口放缓表明依赖于对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出口求发展存在局限。
现在，亚洲的领导人需开放双边贸易和海外投资来建立更为成熟的制造业供应链、新的服务供应链以及促进国内消费。关税壁垒仍是一个问题，不过更严重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非关税壁垒。这些壁垒大多存在于国内对产权、合同、执照手续、税赋、开业及关业、劳工法律以及海关程序方面的复杂规定，这些都使亚洲的投资环境受到抑制。
亚洲的经济制度比较薄弱，这使得企业的营业成本较高。公共管理薄弱和产权制度执行不力抑制了创业精神、创新和消费，这也导致区域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低，距欧洲及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北美的开放程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最后，这些领导人也需在能源政策领域实行经济自由原则。日益发展的亚洲的能源消耗量在未来20年预计将翻番，这意味着对矿物燃料的需求也会增加很多。此外，亚洲也可利用水力压裂技术从页岩气获得巨大利益。
事实却是，能源市场受到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的阻碍。价格管制、补贴、出口限制和对外来投资的限制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中国和印度正试图通过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手段来获得能源供应。它们派出获高额补贴的国有石油企业去收购海外企业和资产，与外国政府签署长期协议，并承诺为石油业务提供有补贴的贷款。这些举措使能源市场的价格提高并且更加波动，而且还使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加剧。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使能源政策更稳定、更安全且更划算并维持和平的国际关系，能源市场应有更大的自由度。这表示政府要解除价格管制、取消补贴、鼓励国内和海外私人投资、放松饱受限制的公用事业企业的约束以及放开国际贸易。
扩大经济自由度的改革也提出了进行政治改革以扩大公民和政治自由这一问题。“追赶式”发展模式与多种政治体制相容，但是未经改革的、以不受制衡的特权阶层为其核心的专制统治却极不适于用来促进以生产率为主导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改革和体制改革。
由于政府的干预减少和市场放开，自由与繁荣得以在亚洲这片土地上兴盛。亚洲奇迹并不是制定产业政策来促进某些目标行业发展的技术型政治人物一流的头脑所想出来的产物。实际上，此类社会管理方法行得通的证据也寥寥无几。
小政府──一个良好地发挥其核心作用的虽“小”却强大的国家──以及国内的自由市场与国外的自由贸易才是一个新的亚洲世纪的重要因素。
（本文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的客座副教授。）
亚
洲每天都面临新的经济挑战。最近一段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其传统出口市场──西方国家──需求的萎缩以及来自西方投资者的时断时续的大规模资本流动，这些都在整个亚洲创造了新动力。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跟上这些形势是每天都要面临的一个难题。此外，亚洲也面临着才智方面的挑战。在亚洲许多国家，曾经效果显著的传统的投资导向型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政策正迅速失去推动力。与此同时，对西方国家金融危机起因的普遍看法（虽然不一定总是准确）也让自由市场经济失去了大家的信任。许多亚洲人开始重新思考关于是什么刺激了之前发展的分析以及如何实现更大的繁荣。
对于亚洲人而言，谨记其近期发展进程中的几个关键点非常重要。他们必须要意识到，该地区真正成功的核心原因是经济自由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在政府避开干预性政策、转而放松对普通人冲劲的束缚时，亚洲各经济体才获得了最大的发展。
中国最大的发展发生于政府在农村施行产权制度、放开国内贸易并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之时，但是对工业的扶持也导致经济出现严重和不可持续的失衡现象。日本及其他“亚洲四小龙”成员国之所以蓬勃发展，是因为它们保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实行低价格管制、发放补贴、建设基础设施并且向国际竞争对手开放市场。然而，干预性的工业和金融政策孕育了裙带资本主义，成为了未来发展的拖累。与此同时，得益于其自由的经济，按人均计算香港与新加坡成为了亚洲最富裕的一批国家。
尽管如此，未完成的事业还有不少，因为整个亚洲的经济自由仍然遭到严重压制。如今对三个领域进行有关经济自由的反思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一个领域是金融市场。在亚洲大部分地区，计划经济控制依然限制所有人获得资本，但与政界关系良好的方面除外，因此它们在将储蓄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方面做得很糟糕。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中国。中国政府的金融压制──压低储蓄利率以使借款人获得低息贷款──是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核心问题。家庭储蓄获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回报，从而抑制了消费。低息贷款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所获得，滋生了不良投资。
Corbis
亚当•斯密
若要建立一个真正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必须解除利率控制，向新的进入者（包括国外的投资者）开放银行体系，开放债券和股票市场以扩大资本金基础，最终解除资本控制。
自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金融自由化已经声名扫地，不过亚洲人不应向欧洲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那样错误地判断这一问题。深层次的问题不是监管太少，而是政府在市场干预得太多，比如实施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为被认为“大而不倒”的银行发放大量补贴以及在美国鼓励民众过多抵押贷款。
此外，亚洲的贸易政策和海外投资政策也需要进行审视。早前几轮自由化举措，不论是亚洲的还是全球范围的，对该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刺激作用要比干预性的工业政策有效得多。不过，近期出口放缓表明依赖于对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出口求发展存在局限。
现在，亚洲的领导人需开放双边贸易和海外投资来建立更为成熟的制造业供应链、新的服务供应链以及促进国内消费。关税壁垒仍是一个问题，不过更严重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非关税壁垒。这些壁垒大多存在于国内对产权、合同、执照手续、税赋、开业及关业、劳工法律以及海关程序方面的复杂规定，这些都使亚洲的投资环境受到抑制。
亚洲的经济制度比较薄弱，这使得企业的营业成本较高。公共管理薄弱和产权制度执行不力抑制了创业精神、创新和消费，这也导致区域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低，距欧洲及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北美的开放程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最后，这些领导人也需在能源政策领域实行经济自由原则。日益发展的亚洲的能源消耗量在未来20年预计将翻番，这意味着对矿物燃料的需求也会增加很多。此外，亚洲也可利用水力压裂技术从页岩气获得巨大利益。
事实却是，能源市场受到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的阻碍。价格管制、补贴、出口限制和对外来投资的限制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中国和印度正试图通过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手段来获得能源供应。它们派出获高额补贴的国有石油企业去收购海外企业和资产，与外国政府签署长期协议，并承诺为石油业务提供有补贴的贷款。这些举措使能源市场的价格提高并且更加波动，而且还使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加剧。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使能源政策更稳定、更安全且更划算并维持和平的国际关系，能源市场应有更大的自由度。这表示政府要解除价格管制、取消补贴、鼓励国内和海外私人投资、放松饱受限制的公用事业企业的约束以及放开国际贸易。
扩大经济自由度的改革也提出了进行政治改革以扩大公民和政治自由这一问题。“追赶式”发展模式与多种政治体制相容，但是未经改革的、以不受制衡的特权阶层为其核心的专制统治却极不适于用来促进以生产率为主导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改革和体制改革。
由于政府的干预减少和市场放开，自由与繁荣得以在亚洲这片土地上兴盛。亚洲奇迹并不是制定产业政策来促进某些目标行业发展的技术型政治人物一流的头脑所想出来的产物。实际上，此类社会管理方法行得通的证据也寥寥无几。
小政府──一个良好地发挥其核心作用的虽“小”却强大的国家──以及国内的自由市场与国外的自由贸易才是一个新的亚洲世纪的重要因素。
（本文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的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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