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a Choi
我
曾问过一位朋友，10年前她是如何把女儿送进一所上海最好的高中之一的。她坦白道：“我一个月花3000元租下了一个老师的在学校附近的公寓。”我懒得再追问这个租金是不是市场价以及她是不是得一次性付清全部房租。重要的是，她的女儿被那所学校录取了，这对她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由于这已经是将近10年前的事情了，我推测，同样一套公寓现在的租金可能已经涨了两三倍了。朋友随后轻轻地对我说道，这扇门现在已经关上了。如此一来，也意味着我不能请她帮我引荐了。我不断听到发生在各个地方的这样的故事。有一名女士曾告诉我，她的朋友给一位老师送了一次日本游；另一名女士说，她的妹妹没能得到一份老师的工作，因为“没有给校长送上足够好的礼物”；另一个来自安徽的熟人，不得不回老家一个星期，因为她的女儿要转学，她需要准备好昂贵的礼物。
每当我听说这样的事情，我就会对自己呆在上海这些年还不需要送礼感到幸运，当然出于礼貌和习俗上的送礼除外。我依然记得上海的朋友建议我在孩子开学时给老师送月饼。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与在美国给老师送圣诞节礼物以表谢意没什么两样。但是，当我第一次提着两盒月饼（非常普通的月饼）送给小儿子在幼儿园的两名老师时，她们呆住了。她们盯着月饼盒，拒绝收下。我并不理解她们当时的反应，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在上海当老师总要面临艰难的处境，他们必须在行为得体、尽职尽责与不得罪家长之间权衡。收下一份贵重的礼物不大合适，但是我估计要想退回礼物甚至会更难。怎么能做得到既退回礼物又不让送礼的人丢面子呢？要知道，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甚至会被人理解为嫌礼物不够贵重。
几年前，我们收到了一份别人送来的但我们不能收下的礼物。我们知道局面会变得尴尬，于是便咨询上海的朋友退回礼物时该说些什么。她告诉我们：“就告诉他你们没有接受礼物的习俗。”我们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不断运用她的这个建议。它差不多就像是在说：“我们是外国人，我们不懂这些事。”
这些年我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所遇见的老师大多数都让人尊敬，他们关心学生，在乎他们的职业尊严。但是，我也注意到他们身处的环境让他们对每一次交流都非常谨慎。他们不想得罪那些可能身居高位的有权势的学生家长，也不想得罪其他那些对收礼持不同标准的人。至于那些礼物，老师们常常就像对待一枚未引爆的炸弹那样处理它，小心翼翼而且高度警惕。
我曾听说，有一位老师收到了一位学生家长送的礼物，她觉得礼物过于贵重。她确定无法把礼物退回，所以她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买了一个同样价值的礼物送给那名学生。当我听到这件事时，我的想法是──这也太累人了！
但是，我也遇见过一些中国教育系统里的人，他们对送一两件昂贵的礼物或许能获得其帮助的事实并不掩饰。有一次，我坐在一所知名中学的领导旁，当我和他谈起我的儿子时，他一边只是说：“哦，是的，进这所学校非常非常难。”一边把他的名片递给我。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在我看来，很明显我要带着一份非常贵重的礼物（甚至可能是现金）上门去，以确定儿子能够进入这所学校。
每天我总能听到关于老师收礼的事情，比如说一个LV的手袋、一部崭新的手机或是一张价值数千元的礼品卡，但是批评声常常总是一边倒。其实，有老师收礼，就总是会有家长送礼，而且数量还更多。在这些家长看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为他们的孩子获得一些好处总是值得的。
有许多家长抱怨说，他们别无选择，体制就是这么设计的，如果不参与送礼，就会损害孩子的机会。他们称，如果其他所有人都送礼，他们怎么能不送？他们或许是对的，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在他们积极地参与送礼时，他们只是使情况更糟糕。
我的孩子得以在中国上学而竟然无需送礼，对于这一点我感到很幸运。我和丈夫都同意，如果到了不送礼就不再可能继续下去时，那么也就到了该离开中国之时。
对于我的孩子们来说，我希望不论是送出还是收到的礼物，它永远都会保留它的本真──它是发自内心送出的东西，不附带任何获得回报或补偿的期望。
（Mina Choi是韩裔美国作家，现居上海。移居中国前，在洛杉矶从事剧本创作。她已婚，有两个孩子。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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