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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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专栏讨论了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主要观点是两者的工资并不可比。还顺带提及了一个重要话题──读大学到底有没有用？这里将作细致讨论。撇开读书会不会让中华崛起这些宏观话题，也不去管读书本身所带来的人生满足感，我主要谈谈读书会不会增加一个人的工资或收入，多读一年书会增加多少收入，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教育回报率。大到政府，小到家庭都非常关心教育回报率，因为这极大地关系到他们的资源配置决策。如果读书不能增加收入，家庭会选择让孩子更早工作，政府也会缺乏投资教育的动力。在经济学理论中，教育回报率是在考虑了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和工作经验等因素后，每多读一年书，工资提高的比例。
中国的教育回报率从上世纪80年代起逐年递增，最近10年稳定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同事张俊森等人2005年的研究显示，中国城镇地区在职职工的年均教育回报率从1988年的4%猛增到了2001年的10%左右。也就是说，1988年的职工，多受一年教育，工资只能增加4%，2001年却能增加10%。我与合作者最新的研究也发现，21世纪以来，教育回报率的变动虽然相对平缓，但基本处于9%-10%水平，和全球9.7%的平均教育回报率相差无几。
利用教育年限衡量教育回报率有便利之处，但也有局限性，因为不同的教育程度可能有同样的教育年限。比如说，中专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教育年限相同，但回报可能并不一样。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可以按照不同的教育程度，也就是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来测算。例如，我们可以测算大学学历相对于高中文凭的回报率，看看大学生究竟能比高中生多赚多少。
上图直观反映了1988-2009年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与高中文凭相比的教育回报率。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的教育回报率增长迅速，从1988年的7%猛增到2009年的49%。也就是说，1988年，在相同性别、工作经验和省份的劳动力中，大学生的工资比高中生仅高出7%；而到了2009年，大学学历的职工年均工资为34654元，而高中毕业的职工年均工资为22310元，工资差在20年间扩大了近40倍。值得一提的是，和其他教育程度比，在中国读大学的回报率是最高的，而且接近50%的教育回报率也高于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40%的回报率。
中国教育回报率的不断增长，首先应归功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使工资逐渐由“计划制定”转变为“市场决定”。此外，全球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对高知识、高技能人才不断增长的需求，也是引起教育回报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即使自1999年中国实行大学扩招至今，大学毕业生数量增长了5.5倍，大学的教育回报率也并没有出现下降。
当然，大学生的平均工资比非大学生的平均工资要高，除了大学教育的回报率较高外，还可能与个人的能力和家庭背景有关。这种看不到摸不着的能力以及良好的家庭背景一方面使得大学生能够接受并完成高等教育，另一方面也使其能更快地晋升，从而获得更高的工资。
纵观全球，此次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重症之一就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很多传统制造业工人纷纷失业。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变迁，中国迟早也会出现传统制造业难以为继的局面，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终将被技术密集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所替代。企业的技术进步呼唤高技能人才，这给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大学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大学期间接受的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学习新技术的能力。即使面对产业转型所提出的挑战，平均而言，大学生也会比非大学生有更出色的表现。
因此，对家长而言，投资高等教育不仅在短期是一件非常有回报的事情，从长远看更能使子女从容面对未来的挑战。对国家而言，投资高等教育，进一步提高大学质量，能够给社会带来创新的活力，促使中国更好地完成产业转型，实现从劳动力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变。
（本文作者李宏彬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CV Starr经济学讲席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常务副主任。 2001年获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2012年获麦肯锡中国经济学家奖。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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