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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中,很少还有人类行为能像五千年前中华文明初露曙光时那样有研究价值了。性却是一个例外。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便是以此为主题,欲解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床笫之欢乃至举国“性事”。理查德•伯格(Richard Burger)的处女作《红门背后:性在中国》(Behind the Red Door: Sex in China)上个月由Earnshaw Books出版。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由阴阳平衡传统理念孕育出的文化是如何遭遇后起的像毛泽东、互联网这样的强大力量的影响的。伯格发现,就像其他很多事一样,中国的“性事”与西方的“性事”也有些不同。
Earnshaw Books
调查中国“性事”需要很大的工作量,它涉及到传统文化(儒家学说、纱罗帐、小妾)与现代社会(中共审查制度、网上交友、离婚侦探)的交织。伯格写道,“没有哪个社会经历过像中国这样的性剧变,从极端开放到道貌岸然,再到如今的暧昧气氛。”
在调查约会、结婚、同性恋、乱交等问题时,伯格征求了性学家和性服务提供者的意见。但《红门背后》并不是一本窥探隐私的书,它引用了大量文学资料,例如《红楼梦》(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同时也引用了一些关键时点的新闻报道,例如1993年北京首家性用品商店开业,2003年木子美开出忏悔博客,2010年薄熙来责令重庆希尔顿酒店停业(薄熙来上个月因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等问题被开除党籍)。
在这本书中,性和欺骗是不变的主题,从300美元的处女膜修复手术,到大量男同性恋因为面子而与女人结婚,以及七种不同层次的卖淫──从二奶到小工棚。
伯格与《华尔街日报》记者聊了中国社会的性革命以及政府的反应等话题。以下是对话的节选。
Richard Burger
理查德•伯格
伯格:这与我以前做的事完全不同。我以前作为观察者,一直对中国的诸如卖淫、同性恋等现象非常感兴趣,就我所见,这里的性文化与西方截然不同。
如果去找中国从古至今关于性的书,你会发现能找到的尽是些白皮书、教科书之类的学术资料,所以我有了填补这个空白的想法。
《华尔街日报》:中国的性革命与西方有何不同?
伯格:西方的性革命包含在更广泛的人身自由革命的范围内,它形成了“做自己想做的事”和“造反有理”的氛围。中国的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仍由政府说了算,只能局限于此。它与人身自由、个人自由不太相关,只是对毛泽东时代及更早以前对性文化过度禁忌的一种放松。
《华尔街日报》:政府是如何影响性文化的?
伯格:我在引言中提到的热线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提供性问题咨询的热线电话兴起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你的反应可能是,“哦,有人打进这些热线电话来聊自己的性和感情生活。”据此,你也许会认为这是一种解放。但实际上,在电话那头的顾问都是政府工作人员,节目也是由政府发起的……其目的只是为了强化家庭观念。
《华尔街日报》:欺骗是整本书的一个重要话题吗?
伯格:是的,确实是这样,因为中国正处在对传统价值观(例如女子必须守身如玉直到洞房那一天)的纠结和挣扎之中。一边是保守的传统观念,一边是像西方一样的性开放观念,二者正相持不下。
女性与求爱的男性发生关系的情况更加普遍,但要结婚时,她们仍然需要证明自己还是处女。因此,她们不得不说谎,有的甚至离谱到去做处女膜修复手术。
《华尔街日报》:对于网上色情内容的审查有多严?
伯格:我认为有关方面对网上色情内容的处理就像“打鼹鼠”游戏一样。政府经常宣布严打,几年前宣称关掉了六万家色情网站,逮捕了5000名涉案人员,其中一人甚至被判无期徒刑。
《华尔街日报》:在性教育方面你有什么发现?
伯格:八十年代初期,性教育首次被纳入中学阶段的必修内容。但大部分老师(通常是生物老师)都过于拘谨了,在教的时候对这部分内容要么一带而过,要么完全跳过。
就算是教,他们也只会教些关于解剖学和生物学的知识。这样的教学完全不像性道德教育,只是在教生殖原理而已。
虽然有了很大进步,在性方面中国仍然很保守。我敢说,大多数中国父母根本不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有的父母甚至哄骗孩子说,他们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或者是在大街上捡来的。要讨论这个话题显得那么难。
《华尔街日报》:书中有一章叫做“大转变”(Shifting Landscape),什么在转变?
伯格:我从2003年广为人知的木子美的故事讲起,木子美在博客上发布性爱日记,以白描的记叙手法公开她的性爱细节以及性爱对象的姓名。她是因描写性受关注的第一人,为了性而性,为了享受而性爱,没有其他任何附加条件。事实上,她的博客很快就被封杀了。但她已经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
她引起了关于女性角色的新讨论……女人不该对性行为有负罪感,而是应该尽情享受。
中国的性解放将迎来重大转变,但与西方所经历过的性革命相比,我想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就像我说过的,旧观念和传统价值观对中国还很有影响。
《华尔街日报》: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性用品商店?
伯格:性用品商店无关下流也无关色情。它事关健康。
开设性用品商店的考虑与开通热线电话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和谐。民众越“性”福,越有满足感,国家就越太平。要是很多人都过得不“性”福,公权力就更容易受到质疑。
James T. Are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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