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
一如既往，国内媒体基本没有人能够前往采访，即使有个别富于责任感的记者冒险前往，也很难将真实、及时的报道发表出来。宁波本地媒体偶尔有零星的间接言论，也是不着边际的大话、套话和空话。从网络上的零星消息来看，政府传统的维稳高压政策步步加码。
这一切，生活在中国的人们，如果对当代中国的言论与政治生态稍有了解，当不至觉得陌生，从厦门、大连、什邡和启东等地的环境抗争，到其他重大社会事务，这几乎是各地政府应对的基本模式。任何此类有关一方人民权利和安危的事件发生，各地方政府不是开放媒体，依赖法律，信赖人民和对话，寻求和谐的解决之道，而是立即封锁消息，关闭网络，武力弹压，然后在自己控制的媒体上用“敌对势力”操纵之类的文革式借口推卸自身施政不当、激怒民意的责任，把事件的基本责任推到民众头上。
宁波也正是在这样做，所以，我愿意，也必须站出来为宁波人民一辩。
事件的起因并不新鲜。大型化工企业有高污染危害，这是毋庸置疑的。有人声称：PX项目的毒害并没有担心的那么大，现代污染控制和处理技术足以将危害减小到可以接受的程度。这种论述或许是有科技根据的，但忽略了两点：第一，在政府对和平表达意愿的人民行使暴力之后，一切事后的论说都显得那么不诚实和不诚恳，而无力的自我辩解；第二，环保设备能确保按照设计标准配套吗？即使设计和设备达到了要求，能保证长期按规格运行吗？我宁愿相信宁波人民的直觉：那是不可能的，而一旦危害造成，对世代安宁生活于斯的本地人的生命威胁却是长期的。那时，谁来对此负责？谁又将承担永久难以弥补的后果？虚假许诺难以抵消人民对切身利害的关切。
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科学的问题应由科学去做权威的判断。真正的问题是：在一个人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是谁有权力对自己的生活做出判断？是通过自身的勤劳和汗水建立美好、富足家园的760万宁波人，还是那些凭一纸谁也没见到的文书来本地做呼风唤雨的官爷的人们？即使在现行制度之下，现有法条、执政党的党章也明确地书写着：权力属于人民、应为人民的利益而行使。那么，在引发重大民意关切的事务上，当初的决策中，本地人民的意见参与渠道、形式和影响在哪里？不能引发抗争了，就立即发誓要协商，要高高在上地听取意见。宁波人民有权利对他们不喜欢的事情说NO。这是权利的问题，不是什么经济的利害或科学的对错问题。任何讨论者，不能以对基本民权的忽略作为立论的前提。没有人可以用“人民的意愿和决定是错的”这种理由来替人民做出关于他们自身生活的决定。那不是现代政治的思维，而是皇权专制者为民做主的逻辑。
人们习惯于在讨论问题时区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议题，但这些理论的言说应该注意其基本的限定：我们不是在谈如何发展产业和经济，也不是在抽象地讨论什么社会或政治的规则，当宁波人在自己城市的大街上无助地呐喊、流泪甚至流血，我们是在谈一件有关真实的人的事情，在谈如何帮助和对待我们的同胞。
各地政府在此类事情上，尽管口头说尽协商和对话的好话，但实际的作为却犹如古代的野蛮外来征服者，全不顾父老手足之情，这是革命年代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维在追求和谐与民主的社会里的野蛮滥用。他们拒绝相信：在现代政治和社会的环境里，暴力根本不可能解决任何争议和问题，暴力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宁波人民，历来本分、守法、富于创造精神，也善于享受闲适和安宁的生活，当他们决定要站起来为切身利害说话，这本身就表明了，他们已忍无可忍，不惧怕暴力的威胁。而当人民不再接受威胁，政府还要行使暴力，那唯一的结果只能是火上浇油。
至于产业和经济的话题，即便不是经济专家，也知道最起码的中国当代经济史常识。政府从来是从事经济的当然主体，也是把经济搞死和搞乱的高手。像宁波这些地方，过去30年经济发展的历史本身就表明，当治理者把经济搞死搞残，是人民自行摸索出通往复苏和小康的繁荣之路，人民的经济活力不仅给自己以安乐生活的基础，也同时喂养着日益庞大的政府胃口。由政府来教导、甚至代替宁波人民去进行产业开发，这是荒诞的。捞钱，不能以人民的生命威胁和人民的意愿为代价。
说起宁波人民与暴力的关系，也许有些历史是值得在此予以回顾的。镇海在历史上是一座屡被外敌入侵，因此富于反抗精神的小城。从明代倭寇入侵到鸦片战争，再到现代史上的日本侵略，镇海人民在数百年中屹立于外敌的入侵狂潮，历经苦难而不屈。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不要忽略了城市优雅外壳下坚毅的灵魂，当人民刚烈的灵魂被唤醒，当人民被迫为保护家园挺身而出，其后果既是决定性的，也是极为严重的。正如一位当代律师所说：对于不公正和不合理的虐政，人们不会忍受太久。
这是我为抗争中的宁波人民所做的声辩，也是一个当代中国的见证者对宁波当局所做的终极劝告（编者注：10月28日晚，宁波市政府发表声明称“坚决不上PX项目”）。今天和以后，我们都是宁波人。
（本文作者赵楚是军事战略学者，独立政治观察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最
近几天，以市容整洁优美和生活悠闲舒适著称的宁波，正在严峻的风暴之中：该市市民因反对在宁波市镇海区引入高污染的PX项目而自发进行抗争。一如既往，国内媒体基本没有人能够前往采访，即使有个别富于责任感的记者冒险前往，也很难将真实、及时的报道发表出来。宁波本地媒体偶尔有零星的间接言论，也是不着边际的大话、套话和空话。从网络上的零星消息来看，政府传统的维稳高压政策步步加码。
Reuters
周日，宁波民众上街游行，抗议当地扩建一座石化工厂。
宁波也正是在这样做，所以，我愿意，也必须站出来为宁波人民一辩。
事件的起因并不新鲜。大型化工企业有高污染危害，这是毋庸置疑的。有人声称：PX项目的毒害并没有担心的那么大，现代污染控制和处理技术足以将危害减小到可以接受的程度。这种论述或许是有科技根据的，但忽略了两点：第一，在政府对和平表达意愿的人民行使暴力之后，一切事后的论说都显得那么不诚实和不诚恳，而无力的自我辩解；第二，环保设备能确保按照设计标准配套吗？即使设计和设备达到了要求，能保证长期按规格运行吗？我宁愿相信宁波人民的直觉：那是不可能的，而一旦危害造成，对世代安宁生活于斯的本地人的生命威胁却是长期的。那时，谁来对此负责？谁又将承担永久难以弥补的后果？虚假许诺难以抵消人民对切身利害的关切。
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科学的问题应由科学去做权威的判断。真正的问题是：在一个人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是谁有权力对自己的生活做出判断？是通过自身的勤劳和汗水建立美好、富足家园的760万宁波人，还是那些凭一纸谁也没见到的文书来本地做呼风唤雨的官爷的人们？即使在现行制度之下，现有法条、执政党的党章也明确地书写着：权力属于人民、应为人民的利益而行使。那么，在引发重大民意关切的事务上，当初的决策中，本地人民的意见参与渠道、形式和影响在哪里？不能引发抗争了，就立即发誓要协商，要高高在上地听取意见。宁波人民有权利对他们不喜欢的事情说NO。这是权利的问题，不是什么经济的利害或科学的对错问题。任何讨论者，不能以对基本民权的忽略作为立论的前提。没有人可以用“人民的意愿和决定是错的”这种理由来替人民做出关于他们自身生活的决定。那不是现代政治的思维，而是皇权专制者为民做主的逻辑。
人们习惯于在讨论问题时区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议题，但这些理论的言说应该注意其基本的限定：我们不是在谈如何发展产业和经济，也不是在抽象地讨论什么社会或政治的规则，当宁波人在自己城市的大街上无助地呐喊、流泪甚至流血，我们是在谈一件有关真实的人的事情，在谈如何帮助和对待我们的同胞。
各地政府在此类事情上，尽管口头说尽协商和对话的好话，但实际的作为却犹如古代的野蛮外来征服者，全不顾父老手足之情，这是革命年代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维在追求和谐与民主的社会里的野蛮滥用。他们拒绝相信：在现代政治和社会的环境里，暴力根本不可能解决任何争议和问题，暴力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宁波人民，历来本分、守法、富于创造精神，也善于享受闲适和安宁的生活，当他们决定要站起来为切身利害说话，这本身就表明了，他们已忍无可忍，不惧怕暴力的威胁。而当人民不再接受威胁，政府还要行使暴力，那唯一的结果只能是火上浇油。
至于产业和经济的话题，即便不是经济专家，也知道最起码的中国当代经济史常识。政府从来是从事经济的当然主体，也是把经济搞死和搞乱的高手。像宁波这些地方，过去30年经济发展的历史本身就表明，当治理者把经济搞死搞残，是人民自行摸索出通往复苏和小康的繁荣之路，人民的经济活力不仅给自己以安乐生活的基础，也同时喂养着日益庞大的政府胃口。由政府来教导、甚至代替宁波人民去进行产业开发，这是荒诞的。捞钱，不能以人民的生命威胁和人民的意愿为代价。
说起宁波人民与暴力的关系，也许有些历史是值得在此予以回顾的。镇海在历史上是一座屡被外敌入侵，因此富于反抗精神的小城。从明代倭寇入侵到鸦片战争，再到现代史上的日本侵略，镇海人民在数百年中屹立于外敌的入侵狂潮，历经苦难而不屈。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不要忽略了城市优雅外壳下坚毅的灵魂，当人民刚烈的灵魂被唤醒，当人民被迫为保护家园挺身而出，其后果既是决定性的，也是极为严重的。正如一位当代律师所说：对于不公正和不合理的虐政，人们不会忍受太久。
这是我为抗争中的宁波人民所做的声辩，也是一个当代中国的见证者对宁波当局所做的终极劝告（编者注：10月28日晚，宁波市政府发表声明称“坚决不上PX项目”）。今天和以后，我们都是宁波人。
（本文作者赵楚是军事战略学者，独立政治观察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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