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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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食品安全吗？这个原来属于小众的话题在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自费拍摄反转基因纪录片之后变成了大众话题，无论在公开网络上还是朋友微信群里，挺转派和反转派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参与舌战者有科学家而更多的则是不涉及科学的普通人。最近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和崔永元就转基因的隔空辩论，其盛况和收视率不亚于小崔在央视主持“实话实说”的鼎盛时期。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应该信谁：科学家还是主持人？就转基因问题，全球很多科学家已经相继工作了几十年，很多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对转基因食品上市前的安全性测试也有明确要求。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来自科学界证据显示已被政府容许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对人类有已知的危害。有些国家，如美国，已经在逐渐开放转基因食品的市场，而另一些国家如法国等则在这个问题上更为谨慎，还未容许转基因食品投放市场。
中国政府还未就此明确表态。与世界其他地区类似，相关行业的中国科学家大多是挺转基因的。一些研究转基因食品的科学家们面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迟迟不能商业化显示出一种焦虑的情绪。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教授，在“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期间说：“推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来，则商业发展不起来，反过来对科研影响也非常大。”据报道，相关行业的61名院士还于2013年联名上书中央支持转基因食物品种的商业化推广，但由于反转基因的民间情绪比较强烈，很多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在媒体面前也闪烁其词。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的公开发言是一次少见的科学家阵营的高调表态。
而以小崔为代表的民间反转基因人士却对转基因的推广疑虑重重。他们的疑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转基因不仅是个科学问题，转基因产品的推广有巨大的商业利益。那么，科学研究是否被商业利益所诱惑而失去其客观性？第二，转基因产品到目前为止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即使目前的研究显示没有明显害处，但对子孙后代就一定无害吗？第三，推广转基因的过程，应该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让大家自己做选择，而不是让转基因产品无管制地涌入市场。
我微信群里的朋友们无论立场是“反转”还是“挺转”，他们基本属于理性派，共同点是不否认科学家和主要大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严谨和认真，不轻信那些在微信里流传的转基因有害的传言，对诸多与转基因有关的“阴谋论”故事也是大多一笑置之。不同的是，支持转基因的朋友则认为科学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转基因产品和杂交农产品没有本质区别，厚此薄彼完全是非理性的, 当年照相机刚进入中国时，还有传言说这物件会把人的魂魄偷走呢；而坚持反转基因立场的朋友认为这是个关乎子孙后代的大事，他们这次不愿轻信有限科学研究的结论。
如往常一样，小崔和柯校长的辩论没有改变任何人“反转”或“挺转”的立场，反而让彼此阵营的人们立场更坚定。
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复，但有韵律。”回望科技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见很多曾经占据科技庙堂的显赫科学结论被一次又一次推翻。远的来说，公元二世纪托勒密基于地心说建立的宇宙运行系统，用均轮本轮数学模型很准确地解释了太阳系的运行规律，这个模型不仅被天文科学家们广泛接受，也成为统治者预测天象的工具，甚至被宗教团体利用成为神学的一部分。16世纪科学革命就是以哥白尼提出日心理论体系为起点的。当时，地心说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科学结论，而日心说出现后则受到了除了小部分科学家以外的全社会的抵制。最终，更多的科学观察逐步证实日心说的正确性，让占据科学庙堂一千多年的地心说退出了科学舞台。
近的来说，1939年瑞士科学家穆勒发现DDT具有杀虫功能，随即被大量用来杀虫，很好地控制了疟疾和斑疹伤寒的传播，穆勒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物医学奖。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Rachel Carson出版了著作“寂静的春天”，书中描述了DDT的大量使用给环境带来的伤害，从此民间的环保运动风起云涌。1972年，美国宣布禁止农业使用DDT，1995年联合国环保组织出台了一个倡议，禁止在全球的农业使用包括DDT在内的污染性农药，该倡议最后于2001年被全球主要国家接受和签署。
科学是一个发现真相和接近真理的过程，阶段性科学结论不是终极真理。转基因是人类的一项重大创新，如果无害，它将造福子孙千万年，因此社会多投资数年进行更充分的研究相对成本很小，这种投资有限而收益无穷的非对称效应是极为明显的。另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对称性就是转基因消费者是普通百姓，万一转基因有害，那么受害者就是他们，而受益者却是把转基因商业化的企业和个人。由于这些明显而又极端的非对称性，政府更应该秉持中立、甚至采用保护消费者的立场，为转基因的商业化设立更高的门槛。
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对重大创新的抵触情绪类似一种生理反应，犹如外来物侵袭人体时，人体免疫系统会立刻紧张起来，调动大量的能量阻击入侵者。对于社会来说，像转基因这样的重大创新也是一种“外来物”的入侵，社会的“免疫系统”会调集力量群而攻之，这种反应的源头是每一个个人对新事物的不理解、不信任、甚至恐惧的自然反应。人和社会的“免疫系统”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虽然有时会过度反应，成为对创新的阻碍力量，但很多时候它对人们是有益的。“新”并不意味着“好”，即使是“好”的创新一般也不会让所有人都受益，而是在取代“旧”的过程中伤害部分人的利益。
在这场辩论中，短期小崔不会赢也不会输，问题在于下一代，当携带旧观念的老一代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新一代将以崭新的目光来审视和接受新科技。那时，如果科研结果没有戏剧性的变化，小崔们的胜算并不大。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人类发展是个单向旅程，科技创新一旦降临人间，就收不回去了。所有怀古的感慨、呼吁和争斗，都只是人类送别过去的浪漫挽歌。正如微信群里的一个朋友所说：“科技制造的问题，也只能用更新的科技来解决”。
然而，科学家阵营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因为科研在继续，结果不能预设。因此，科学家和政府方面的精英阵营必须正视创新推广中的不对称性，对时间和历史有敬畏之心。即使科研结果一直支持转基因无害的结论，在这场关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辩论中，掌握了前沿知识的科学精英不应该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向“愚昧大众”单向“启蒙”，这是一场科学家和大众在科研过程中的双向互动和对话，科学家需要聆听普通民众的顾虑并从那里得到更多的研究问题而进行迭代研究，然后将研究结果向公众报告，毕竟公众既是科研结果的承受者，也是支付科研经费的纳税人。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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