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o Cheng/Zuma Press
上周,与会者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开幕会议上。

Andrew Browne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面前的是一个巨大挑战:修复中国破败的产业模式,同时彻底改造国内金融体系。

在应对这一挑战的同时,还要处理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和长期困扰中国的污染问题,这两个问题正在破坏人们对执政党的信心。

如果能够成功应对上述挑战,习近平必将作为现代史上的一位伟大改革家拥有与邓小平等同的历史地位。但首先,习近平必须争取到国内私营领域的支持。

如果没有企业家对推动创新和创造就业的支持,习近平的改革将举步维艰。他需要这些企业家撼动国有企业在能源、银行业和电信等领域自鸣得意的垄断,就像他们通过电子商务在零售业掀起的变革。

但眼下,企业家们仍持观望态度。这是出席本届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的商界精英们传递出的信息。

在习近平宣布涵盖60项内容、范围广泛的经济改革蓝图四个月之后,企业家们表示,金融领域一些初步的放宽令人鼓舞,但仍在拭目以待,看习近平是否能完成摆在其面前的艰巨任务并实施真正庞大而大胆的改革。

他们预计,习近平领导下的本届政府将废除削弱经济且易于滋生腐败的投资审批体系,并开放游离于竞争之外的国有经济领域,特别是服务业。

一位出席博鳌论坛的中国顶级私人投资者表示,如果中国实施改革,未来是光明的。

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这位投资者把当前的投资情绪与在1989年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后的黑暗时期相比。那时候,私营企业各个胆战心惊,海外投资者纷纷撤离,国内最有才华的一些年轻人都到西方寻求庇护。

这位投资者认为,现在人们纷纷寻求外国护照以及私人资本撤离的状况与那时有几分相似。他说,相关数字高得惊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撤资是为了对冲风险,万一改革出了问题,富人们需要给自己留出余地。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前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当有关主权移交的噩梦没有成为现实时,移居海外的人很快又带着自己的资金从加拿大和其他避险地回到香港。

可以肯定的是,过去几周政府确实接连一点一点地宣布了一些改革计划。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论坛上宣布的试点方案是最新改革动向,试点计划允许大陆投资者投资部分香港上市公司的股票,香港投资者也可以投资指定的在上海上市的股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因为它代表中国正在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外汇管制干扰了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行,并直接导致产能过剩和房地产泡沫等问题。

近期公布的其他措施还包括: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向铁路运输领域引进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机制。

在博鳌论坛上,乐观的投资者把这些措施称为“绿芽”,因为它们体现了改革的积极迹象,但政府还没有尽全力推进改革。

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李克强强调,今年7.5%的经济增长目标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他的表态暗示未来可能还会有经济增长相关的坏消息传来),但认为经济会崩盘的人并不多。这就是西方的悲观主义者和中国的悲观主义者之间的一个不同之处。总的来说,中国的企业家相信政府有能力通过行政手段和金融工具化解危机。

举例来说,如果房地产价格下跌速度过快,他们相信政府可以通过放松目前实施的限购打击投机行为的政策,从而为市场提供支撑。

他们也相信,中国国有银行有能力抵挡“影子银行”崩溃的溢出效应,尽管华尔街对此倍加警惕。

几乎每个人都相信中国高层领导人(包括习近平)对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私募股权领军企业弘毅投资(Hony Capital)的首席执行长赵令欢(John Zhao)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国家能继续前进。

但中国领导人能否克服反对势力的阻挠、以足够快的速度推进彻底的改革?人们对此意见不一。

这也是北京上演的一场政治大戏在今年博鳌论坛上引发众多议论的原因所在。目前,一场反腐败调查似乎将矛头无情地指向了原公安部部长、国有石油行业的教父级人物——周永康。

周永康曾扮演国有经济和中共维稳力量守护者的令人生畏的角色。他尚未受到任何指控,但他的政治和商业伙伴却纷纷被带走,其中一些人正接受“纪律检查”。他的家人(包括儿子和美国籍的儿媳)杳无音讯。扳倒周永康将给中国私营部门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游戏规则正在改变。

在出席博鳌论坛的多数商界人士眼中,周永康(套用一位中国知名基金经理的话)代表着中国体制“最差的一面”。

如果这一体制全面瓦解会,中共自己也会陷入绝境,经济也将受到重创。但习近平若想让中国的私营企业参与他的改革计划,就必须向他们证明,彻底改造之后的体制对他们有益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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