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近
年来，中国经济崩溃论的信众群体似乎在不断壮大，对未来持有悲观色彩的判断，俨然变成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从地产崩溃论、国际阴谋论、到人口红利或制度红利结束论，对中国将跌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林林总总。事实上，过度悲观或过度乐观的判断都是有失偏颇的。为更加清晰地勾画出中国经济形势的全图景，本文尝试以大家广为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切入，以相对中性的视角，为读者提供参考。按照发展阶段的不同，世界银行将各国划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四类，通常以人均国民收入作为衡量标准。现实中，由于价格因素的影响，四大组划分的阀值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变化而动态调整的。按照世行2009年的标准，低收入与中低收入、中低收入与中高收入、中高收入与高收入之间区分的阀值分别为人均国民收入995美元，3945美元、12195美元。
中国在1997年前后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低收入国家（1997年人均国民收入约800美元），在2010年前后进入中高收入国家（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约4400美元），随后的时间里继续赶超。从2012年的数据来看，全球人均国民收入大致在略高于一万美元的水平，中国大致略高于6000美元，动态调整后中低收入国家与中高收入国家的分水岭阀值，我们预测大致在4600美元左右，中高收入国家与高收入的分界线预测大致在14000美元左右（低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分界线预计在1150美元附近）。由此来看，2012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出中高等收入门槛30%，但连高收入国家门槛的一半都没达到。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描述的是后发国家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模式不可为续，学习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方式技术进步又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潜力空间消失、增速大幅波动或长期陷入停滞，早期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不断增加并集中爆发。这使得整个国家如同陷入了一个漩涡，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无法真正意义实现转型或者因为各种原因而转型陷入失败。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阿根廷、巴西、智力等拉美国家，以及亚洲国家中的马来西亚等国。拉美国家的案例大家探讨的比较多，这也是为何大家经常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理解为经济拉美化风险的缘故。
两次世界大战带给全球的不仅是破坏，还有新的全球经济格局。随着美国的崛起，全球经济逐渐演化的故事变成，只有加入了美国主导的“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的全球产业链条中，才有机会分到全球化大生产的一杯羹。但是，后起国家在享受全球化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的同时，如果没有培育起国内的核心竞争力，国内产业链过于单一，就会导致在享受全球化盛宴的同时国内经济的脆弱性不断增强，在谋求升级的时候又经常会遇到先发国家的技术垄断、国际规则的制定与修正、国内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以及先发国家经济短周期回落的拖累等种种掣肘。最终导致这些国家挣扎在中等收入阶段，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只能陷入低附加值、高污染的低端产品或服务生产环节。从这种意义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更多阐释的是经济转型失败的风险，或者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上无法实现升级或升级失败的风险。
从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区间向中低速增长区间的下台阶是必然，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区别在于，经济增速的回落是由于转型失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的下台阶，还是在成功步入高收入群体之后、随经济驱动因素转向技术创新而出现的“自然”回落。有学者将后发国家发展的三阶段归结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认为，第一个阶段的驱动力在于低廉的要素价格、第二阶段在于通过购买先发国家的技术或产业链，最快速度地形成产业规模与效率提升，第三阶段实现与先发国家发展水平的趋同。“中等收入陷阱”往往发生在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或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过程中。
我们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越加深入的背景下，很多国家仍处于被边缘化或半边缘化的境况，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区的低收入国家等陷入贫困问题的地区，这些国家因为贫困而衍生出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等，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的发生，导致长期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中无法解脱，学界又将其称为“低收入陷阱”。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全球化分工体系日渐成熟，后发国家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充分利用初始禀赋优势，可以实现较快经济增长。除中东等典型资源国之外，多数生产国特征更明显的区域，其经济发展的历程更多意义就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上演变的历程。
进入全球化分工体系的早期，低廉的要素成本使得他们在早期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充分利用国外技术实现早期“追赶”。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进出口贸易对国内经济的贡献不断提升，国内经济实现了较快速度的增长，由早期初级产品加工为主，逐步形成较完备的加工贸易产业链。但总体来看仍处于全球产业链上相对低端的位置，贸易结构也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而且，随着要素成本的不断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会逐步下降，前期积累的社会、环境等各种问题会集中爆发。若要在全球分工链条上实现更进一步的升级，进一步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附加值，则必须向技术开拓、创新驱动逐步转型。后发国家中由于制度设计、贫富差距等方面的天然缺陷，使得他们在这个跨越期往往会陷入较长一段时间的纠结、倒退、甚至可能一蹶不振，像步入进入全球化分工体系之前的“低收入陷阱”一样进入另外一个“漩涡”，即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角度讲，“中等收入陷阱”与“低收入陷阱”都可以认为是反映了在全球价值分工链条上升级不成功的结果。
事实上， “中等收入陷阱“更多提示的是一个或然的风险，而非必然的结果。人均GDP进入风险高发区间，不必然就会陷入经济增长长期滞缓的“泥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由早期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加工贸易为主，逐步向技术与创新驱动的生产性活动、金融等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转型，都在较短时间内就比较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群体。其中，新加坡和香港分别在1960年前后步入中高收入群体，1980年前后分别进入或接近高收入群体，但在高收入门槛上下停留了有5年以上时光，随后伴随着政治制度层面由专制或威权逐步转向民主、经济体制层面由传统加工制造转向商贸与金融服务等高端服务贸易，在这一阶段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与此同时两个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上的地位也出现了明显抬升。
与香港和新加坡有所不同，台湾和韩国的发展略微滞后一些，台湾和韩国分别在1976年至1978年前后进入中高收入群体，分别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就跨入了高收入群体，但是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二者发展速度有所放缓，1997年金融危机时韩国曾一度再次掉回中高收入群体。相比香港和新加坡，台湾和韩国在进入高收入群体之后人均GDP进一步抬升的空间要小很多，这或许与两个经济体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的定位有关。两个经济体都属于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生产者”的角色，从早期依托国外技术主导下的初级产品加工逐步升级，经过数十年发展掌握了一定技术与管理能力并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但一直无法成为创新与研发驱动的全球领先者。这使得他们在全球价值分工进一步晋升受阻，能够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只能停留在高收入群体中相对低的水平，这一点台湾表现的相比而言更为明显。
事实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更多是近些年才逐渐突出出来的问题，先发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比较少有类似问题。美国、加拿大、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1960年以前就进入了高收入群体，而且人均GDP一直处于全球主要国家的最前列；二战之后的德国发展迅速，也于1960年之前进入高收入国家；意大利在1961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国家。后起之秀的日本在1960年之前进入中高收入群体，1968年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多发生在一些后发国家中，拉美国家和部分东盟国家尤其典型。最有趣的莫过于阿根廷，在1960年之前已步入高收入群体，1963年前后重新掉回中高收入群体，并在债务危机发生后一度回落至中低收入群体，出现了类似“逆成长”的发展。巴西、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和泰国及南非等国也都出现过类似“逆成长”的发展经历，这种逆成长出现的时点也比较有趣，多发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
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角度来看，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美国主导的“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三元格局的全球产业链条逐渐成型，全球经济由早年的殖民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度，经济与贸易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后发国家在加入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早期，根据初始禀赋的优势合理定位，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属于早一批受益于全球“三元格局”中生产国地位带来发展机遇的经济体，没有遇到“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在继续强化的全球“三元格局”中实现了产业升级或找对了自身定位，培养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陷阱”问题主要集中在过度依赖传统增长模式、国内经济结构相对脆弱、产业结构升级无望或升级失败、战略政策失误、社会问题频发的拉美国家及部分东南亚国家。从全球产业链升级的角度来看，“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事实上是传统模式枯竭与产业升级失败的故事。
本文作者邵宇是金融学博士，牛津大学John SWIRE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教授。现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策略分析师和固定收益负责人，著有《危机三部曲：全球宏观经济、金融、地缘政治大图景》。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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