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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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年4月17日，中日讲和条约《马关条约》经过艰难谈判终于达成妥协。这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四大条约之一，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12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这个条约呢？甲午战争自1894年夏季正式开打，几个月下来，几十万清军不仅无法阻止日本军队在朝鲜的进攻，而且举三十年之国力营造的北洋海军竟然是银样口枪头，中看不中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
清军的一连串失败，彻底粉碎了清政府、清军以及统治阶层的信心、信念和勇气。相反，日本军队在一连串胜利激励下，长驱直入，直取大清腹地。
大清国一时间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与日本人继续拼杀，或许能够有个鱼死网破，留下一股正气；后退，像近代以来历次中外冲突一样，屈辱求和，虽然有失大清国的尊严，但谁又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呢？
平壤失陷、黄海海战大败后，清政府确实有了警觉。1894年9月27日，鉴于前敌指挥系统混乱情形，翁同龢、李鸿藻等重臣向朝廷建议，起用赋闲十年的恭亲王奕。
恭亲王奕是清廷中出名的主和人物，30多年前就以三寸不烂之舌智退英法联军，化解外交危机。恭亲王在与西方人交往中逐步建立比较客观的认识，看到西洋文明的价值与意义，不似那些盲目排外的人一味拒斥西洋文明，因而有“鬼子六”的雅号。十几年前，恭亲王被免去一切职务退出政治，现在有人吁请他重出江湖，显然是看重他的外交经验。换言之，这也意味着清廷开始转变，不再与日本人死磕，似乎在寻找和解的可能性。
1894年10月5日，恭亲王密函李鸿章，表示战守均不可恃，应该利用外交斡旋化解危机，看看俄国、英国等友邦能否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劝说日本，息兵止争，无伤国体。恭亲王还告诫李鸿章，不要介意舆论和清议，不要只顾爱惜羽毛，逃避嫌疑，要有担当，要负责任，要为“我大清”安危负责。
在恭亲王、李鸿章等人积极活动下，列强确实表示可以居间沟通，但日本认定一个死理，就是不愿让列强介入，只愿意和中国“单挑”。而且更厉害的是，日本利用在战场上的优势，一刻不停地进攻、进攻、再进攻，一点点粉碎中国寻求和解、寻求停战的希望。
日本政府的目的，中国政府当然很清楚，但中国政府还是要尽量选择中日双边接触，以免给国人造成单方面求和乃至投降的印象。中国政府的困境在于，既要尽早停止议和，又不能让人感到是中国政府求和、投降，否则大清的威严必将随着战争结束而丧失，其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然而，中国政府这些心思都被日本人识破。中国政府先是派遣德国雇员德璀琳，稍后派遣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前往日本，都被日本人轻而易举予以拒绝。日本的目的很明确，中国如果想议和，就派能够作主的重臣比如恭亲王、李鸿章前来。
恭亲王刚刚复职，身体似乎也不好，此行只好落在了李鸿章的头上。这确实是李鸿章的尴尬，李鸿章也知道此行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恶评。恭亲王反复告诫李鸿章要从朝廷立场想问题，不要听信那些风言风语爱惜羽毛。
李鸿章的尴尬在于，他在战前竭力主张不要轻启战端，不主张为了朝鲜未来与日本开战。结果朝廷顶不住开战压力，但朝廷并没有任命主战派主持战争，反而指派他这个不主张开战的人去主持。这或许是战争不顺的一个原因，但对李鸿章个人来说，肯定是一个莫名的尴尬。
战争不幸开始了，又不幸在事实上打败了。到了这个时候，朝野内外竟然又找不到一个对方可以接受的议和代表，朝野上下似乎又没有一个自告奋勇前去议和的大臣。这个使命又不幸落在了李鸿章头上。对李鸿章来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895年2月12日，朝廷同意由李鸿章去日本全权议和。2月19日，李鸿章交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2月21日，进京与朝廷及各位大臣共商议和底牌，并与各国公使交涉，争取同情和支持。经过与皇太后、皇上、各位大臣及各国公使连续数天密集会晤，在一些重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3月5日，李鸿章出京回津。3月14日，离开天津前往日本马关，一场艰难的谈判正在那里等着他。
1895年3月20日下午二时许，李鸿章在参议李经方，参赞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以及日文翻译卢永铭、罗庚龄等人陪同下，乘轮登岸，坐轿前往会谈地点春帆楼。
春帆楼位于马关红石山脚下一个小丘上，旁边是安德天皇的祠堂。春帆楼原本是座寺庙，大约在1862年由日本医生藤野玄洋在这座寺庙的废墟上重建了一家诊所。藤野去世后，其家人将诊所改造成了旅舍，由于其自然环境幽静开阔，因而生意还算不错。
在春帆楼不远处，李鸿章略事休息，大约也是为了平静一些难耐的心情，快到三点的时候，李鸿章在随员簇拥下，拾阶而上，步入春帆楼二楼会议室。
此次会议，中日双方各有七人出席。日本方面除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还有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已待治、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以及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口原陈政。
伊藤和李鸿章是多年前的老相识，李经方与陆奥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友情，所以他们见面后并不是剑拔弩张，而是轻松寒暄一段时间方才进入谈判正题。
第一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交验文书。这个环节很快完成，没有什么曲折。紧接着，李鸿章出其不意提出先停战后谈判。按理说，这也是议和的一般原则。然而，日军在战场上正处于顺风顺手的状态，伊藤博文当然不愿轻易答应。第一天的谈判就这样结束。
第二天（3月21日）下午，李鸿章、伊藤博文如约在春帆楼举行第二次会谈。伊藤博文就李鸿章昨天提出的停战问题给予答复。大要是，日本全权办理大臣认为在远离战地的此地约定休战，虽不能看作是妥议和谈所必需的要义，但若附有足以担保两国均等便利的条件时，即可允诺休战。根据现在的军事形势，并考虑到因停止彼此交战所发生的后果，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声明应附这样的条件：即允许日本军队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及在该处的城堡；在上述各处中国军队，须将一切武器、军备等一律移交给日本军队。天津、山海关间的铁路，由日本军务官支配管理。中国政府必须承担休战期间日本军队的全部费用。清国全权大臣如果对这些条件没有不同看法，那么日本方面就可提出实行休战的日期、期限、中日两军实际控制线等详细内容。
对于伊藤博文的停战条件，李鸿章不免大吃一惊，这些内容显然远远超出他预先估计和朝廷的预案。根据陆奥的观察，李鸿章此时似甚惊惶，面为改色，口中连呼“过苛、过苛”。
在当天的讨论中，李鸿章苦苦哀求，一遍又一遍陈说无法接受这些条件的理由，但始终无法打动伊藤的铁石心肠，伊藤不愿在这些条件上作任何让步。
3月24日下午，第三次会谈还在春帆楼举行。经向北京请示，李鸿章正式向伊藤博文提出撤销先前提出的停战要求，直接议和，李鸿章请伊藤博文尽快亮出谈判的全部条件，中方再估量能够接受多少。
由于日方以为本次会谈只是讨论停战问题，因此当天的会晤并没有在议和方案上作更多说明，更没有提交方案。正是这次会谈之后，李鸿章突遭枪击，遇刺事件又会给整个谈判带来怎样的转机？（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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