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uma Press
2014年4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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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试过了西方的政府形式，但行不通。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College of Europe in Bruges)发表内容广泛的演讲时所传递的信息。演讲后，习近平结束了他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首次出访西欧的行程。
习近平在讲话中援引了中国古典文献中的词句，意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中国的国情不同于其他国家。习近平对现场听众说：“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
他接着在演讲中援引了《晏子春秋》中的句子。《晏子春秋》记载了中国春秋时期齐国丞相晏婴的言行活动。
习近平引用晏婴对楚王的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说政治体制像农产品一样因地而异，很少有人会争辩。拿德国和意大利来说，这两个议会制国家的政治体制各具特色，就像它们酿造的酒一样，各有各的风味。
但怎么看待习近平所说的中国已经尝试过议会制和多党制？
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中国历史学家鲁乐汉(John Delury)认为此说有些牵强。
在与资深中国观察家夏伟(Orville Schell)合着的一本名为《富强》(Wealth and Power)的书中，鲁乐汉描述了清帝国倒台后中国经历的政治试验历程。1911年清帝逊位后不久，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1915年，时任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复辟称帝，民国体制遂告瓦解。
鲁乐汉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到，中国唯一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选举发生在1913年，当时，只有21岁以上受过教育或拥有不动产的男性可以投票。他们通过投票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出两院议员。议员们后来重新选举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在这之前，孙中山已将临时大总统之职让给袁世凯。
据鲁乐汉称，尽管习近平可能夸大了中国的民主制经历，但他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变色龙性质”的描述是准确的。鲁乐汉表示，过去100年中的相当一部分时间中，中国一直在急切地变换“颜色”，以便找到一种“颜色”能够使其以一个强大、繁荣、受尊重的大国的身份融入到现代国家的大家庭里。
鲁乐汉和夏伟在他们的书中称，过去一个世纪，推动中国变革的与其说是对某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虔诚，不如说是对再现昔日辉煌（即富强）的渴望。
习近平对此似乎了然于胸。自上任以来，他一再寻求将中共的改革举措描绘为“民族复兴”计划的一部分。在本周的演讲中，习近平详细罗列了过去30年里中国在中共领导下重新取得的各种辉煌成果，称中共90多年的历史与中国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
但正如鲁乐汉和夏伟指出的，在复兴帝王时代最顶峰时期的强大国力之前，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目前仍不清楚中共是否有带领中国步入复兴之路下一阶段的政治意愿。
经济学家们表示，中国面临艰难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可能遭遇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与此同时，贪污腐败、政治运作的隐秘性以及法治的缺失都在损害中国赢得国际威望所需的软实力。
在布鲁日，习近平表示，任何试图将外国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土壤上的做法都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那么中共没能推动真正的改革也可能导致同样的后果：仅仅因为中国人过去曾试过多党制民主，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愿意再次尝试这种民主。
Josh 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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