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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做生意就意味着与中国政府做生意。关注中国政府调查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一事的人非常清楚，对那些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而言，这一基本事实可能会带来严重影响。如何轻松应对中西方商业文化之间的重大（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差异？这是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研究商业道德的教授费尔德曼(Steven Feldman)在新书《关系》(Trouble in the Middle)中探讨的重点，这本书的上市恰是时候。作为中美商业关系领域的专家，费尔德曼说，中国的商业环境常常被美国高管误解为毫无限制的“狂野西部”，而事实上它是一个有着自己一套规则的系统，这些规则扎根于将政府、企业和个人连在一起的庞大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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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时报”栏目最近采访了费尔德曼，并请他回答了八个问题。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内容。
《华尔街日报》：中间人在中美商业文化之间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
费尔德曼：在2007年和2010年，我采访过很多中间人。许多人不愿谈论贿赂的问题。但我在中国期间发现了大量贿赂和其他腐败行为的证据。有些美国人行贿，但如果他们找到办法让中间人代其行贿，则会更加安全。某《财富》500强企业的一位美国高管说，他的公司是将产品卖给中间人，进而将产品的法律责任转移给中间人。接下来中间人的所作所为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这家美国公司认为，如果它们没有法律责任，那么就可以说自己对行贿的事一无所知。在某些情况下，中间人最高会把自己所得利润的30%用于行贿。
《华尔街日报》：中国政府近来一直在调查葛兰素史克等涉嫌行贿该国政府人员的外商，对此您有何看法？
费尔德曼：这是个他们正在努力应对的问题。不过纵观历史，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对反腐的关注便时断时续。我以此为背景来看待这个问题。35年过去了，我认为没有出现持续改善。某些时期内，中国政府在反腐方面措词强硬，并且会起诉更多位高权重者或一大批人。有些人会入狱。我不知道这说明官方对此有多严肃。2009年，中国扩大了反腐法律的内容，但现在还是有一些根本性问题：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的法治。只要有人游离于法律之外，就会滋生腐败。
《华尔街日报》：您将中国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的关系比作是龟兔赛跑，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费尔德曼：中国以前的领导人讲过改革，现任领导人也在讲改革，不光是经济改革，也有政治改革。但你必须看他们采取的行动，而不是嘴上说了什么。我对中国新一届政府持观望态度。或许，他们会进一步开放经济，让整个体系更加透明。但在看到明显变化迹象之前，我会假设中国的基本结构不会出现变化。中国目前属于专政，我不认为他们会轻易放弃这一点。我不会因为他们说了什么而被打动，我会更加耐心，看看他们采取怎样的行动。
《华尔街日报》：您认为中国商业文化看起来很无序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没有真正的公民社会。
费尔德曼：从历史角度看，2,000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威权国家，从某些程度上讲，中共只是最新的一个朝代。中国政府对于权力一直非常嫉妒。他们想掌握权力，并且不想让其他人拥有权力。在中国，威权的国和家是两个核心制度，而公民社会处于国和家之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是把权力给社团中的人。中共目前对于可成立什么社团显得十分谨慎……我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随着该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公民社会也将得到发展。但在中国历史上，一旦人们大力关注其私人关系就会产生紧张态势，而这又会限制更广泛社团关系的发展。
《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是“狂野西部”这种想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费尔德曼：这是美国人曾使用的说法。我看到很多美国人并不是很懂中国。他们称中国是“狂野西部”，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没有规则。但中国是有规则的；这些规则只是与美国人习惯的规则不同而已。在中国，关系比法律制度更重要。相比地球上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美国都更多地用法律制度来界定关系和解决冲突。
《华尔街日报》：一些外国人还用“淘金热”来形容中国人对财富的追求。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费尔德曼：文革对当今中国商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整整一代人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失去了职业，或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职业。毛泽东去世后，他们开放经济，给了这一代人第二次机会。“淘金热”从一定程度上是这个年龄群体努力弥补他们在文革期间失去的东西。“淘金热”的出现还因为中国人不相信局势是稳定的。我采访过的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中国将保持开放，继续发展经济。但我采访过的很多中国人似乎一心想着尽可能多地赚钱，尽可能快地赚钱。很多人对未来感到恐惧。一扇窗户突然打开，他们就急着往外跳，因为他们担心窗户可能会突然关上。
《华尔街日报》：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似乎在上升。您认为这可能对美中企业之间的力量对比带来怎样的影响？
费尔德曼：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是在上升，但我认为大家不能离开中国。中国不仅有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还有生产效率非常高的工人。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这样人数庞大、工作努力、容易训练的劳动力。中国有着相当规模的基础设施体系。中国还有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可以购买产品。如果中国的企业从低级制造业转向更高水平、附加值更高、需要更先进技术的制造业，结果将是工人的工资上升，消费增强。因此，我不确定外国企业是否会轻易地离开中国。
《华尔街日报》：一些跨国公司已经说，计划把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比如越南。您希望对这样的企业说些什么呢？
费尔德曼：如果你离开中国，你也将离开未来的竞争者。如果你不在中国与它们竞争，几年后它们可能会来到你的本土市场，而且它们会更大更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外国公司最好参与进这个充满活力的市场，学习它们新的竞争者正在学习的技能。
Qi Liyan / Josh Chin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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