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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他的新书《民进国退》(Markets Over Mao)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的影响被高估了，并且中国经济不应再被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但其他“中国通”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依然把控着经济命脉，这一点体现在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上。拉迪这本书势必会引发一场有关中国经济已发生多大变化的讨论。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在拉迪即将发布新书之际首先发声。拉迪定于周三在华盛顿特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一个午餐会上发布这本书。以下为史剑道的观点。
Courtesy of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他的观点缺乏说服力。拉迪将表现与重要性混为一谈，对混合实体的归类也显得武断和不恰当。恰如其分地讲，中国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过去十年是倾向市场还是国有并不分明。
拉迪详细记述了国有企业的低资产回报以及国有企业在工业增加值中所占比例的降低，以此证明国有企业的低效。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依靠的是“民进国退”。国有企业的表现及其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与35年前甚至20年前已大为不同。
但国有企业的低效并不意味着其重要性屈居次席。国有企业的低效使之变成一种沉重的负担，这一事实与中国经济是市场化经济的看法相冲突。拉迪试图淡化国有企业的角色，这也与他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观点相悖，因为他也强调政府金融管制造成个人消费减少，比如国有银行付给储户的利息微不足道。
有许多例子可以反映出国家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不妨思考一下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推动而对消费的依靠不足这一受到普遍讨论的问题。该现象出现于2003年，当时国有银行大量放贷引发一轮持续长达十年的投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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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剑道
2008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高峰时期，中国本应对表现不佳的国有企业领域进行改革。但中国政府当时却要求国有银行以非商业贷款的方式发放了人民币数万亿元信贷。据渣打(Standard Chartered)估算，截至2014年年中，中国债务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由2008年的接近150%升至250%，这表明国家对金融的控制损害了整体经济。胡锦涛的上台令国家在经济运行中扮演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中共现在将此视为一个失误。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吹响了高度自由化的号角，如果中国本来就是市场经济，那么就不需要这样做了。改革计划并未特别侧重于国有企业转型，而是侧重于像高度扭曲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限制之类的问题，这类问题也是由政府干预造成的。
而“国有企业业绩逊于民营企业”这种观点则具有误导性，把所有的公司简单地划分为国有或民营两个阵营。但现实情况则更加复杂。
拉迪援引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的总投资中民营部门占到了一半，国有部门占到了三分之一。但统计局并不是这么看。民营和外商独资企业的2012年投资占比为29%，国有企业投资占到32%。统计局把其余部分的投资主体视为既不是国有也不是民营，理由很充分。
很多中国企业既不是真正的民营商业企业，也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国企。比如计算机企业联想(Lenovo)。拉迪认为，这家公司是一家民企。但联想是由联想控股有限公司(Legend)控制的，在2009年之前，联想控股有限公司的多数股东是中科院。因此在2009年之前，联想可以被认为是一家国企。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China Oceanwide)随后收购了联想控股有限公司的大部分权益。表面看来，中国泛海是一家民营企业，但却从国家统战部赢得了“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而这样一个称号与完全民营的企业概念格格不入。中科院目前仍是联想控股有限公司的重要股东。因此，联想最适宜的分类是混合所有制企业。
国企的弱点不应与国家的重要性相混淆。国家的致命影响力比国企表现糟糕这一问题要更为深刻。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是混合式的，在生产力较高的民营部门和日益严重的国家扭曲之间进退失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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